《动向》2002年7月号发表刘晓波的文章，提出“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

以下是有关内容摘抄。

* 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

最近，看到X教授的《说话的底线》一文，提出知识人说话的三条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

这三条做人底线，从说真话的立场一退再退，最后退到为说假话辩护。而我以为，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面对暴政压迫时的沉默和说假话，即便出于不得已，即便怀有良知未泯的不安，也决不是做人的底线，而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和践踏。不同的只在于五十步笑百步：主动说假话和被动说假话，心安理得地说假话和良心不安地说假话，无论怎样都是说假话。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怎样辩解也脱不了出卖良知之嫌。这并不是道德上的双重标准，而是由知识分子的生存性质决定的。

知识分子不同于专业人士，因为他不仅具有专业知识，且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始终保持着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保持着对强权及其主流话语的警惕和批判。知识分子也不同于大众，因为知识分子具有大众缺乏的知识资源和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便利，特别在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名流或公众人物之后，甚至就具有了公共发言的权威。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发言并非窃窃私语或饭局上的闲聊，而是具有公共性的言论，足以影响社会舆论和大众信念。

* 由被动说谎到主动说谎

诚实，作为公认的起码道德底线，早就为全人类普遍接受，而说谎肯定是不道德的。人在暴虐逼迫下的说谎，一开始大都是被动说谎，都会有良心不安，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主动说谎。但是，暴政在利用无孔不入的恐怖逼迫人们说出最初的假话之后，它鼓励人们继续说谎的手段就不仅仅是一味制造恐怖，更多的则是诱之以利，是恩威并重，是收买是恩赐。相应地，继续说谎者从暴政那里得到的，也就不仅仅是人身安全，还有丰厚的既得利益——稳定的职业、响亮的头衔和不薄的收入。因为，独裁者需要彻底杜绝真话而专门制造谎言，说真话将面临恐怖威胁，说假话则名利双收。久而久之，开始时出于恐惧的被动说谎者就变成了基于利益的主动说谎者。

列宁时代的苏联，为了消灭「不合时宜的思想」，用恐怖逼迫高尔基以治病为由出国。斯大林为了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需要知识分子捧场，就以丰厚的名利许诺诱惑高尔基回国。斯大林还收买了许多西方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如罗曼.罗兰等名流。在当代中国，从斗争至上的毛泽东时代到利益至上的邓、江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说谎，便经历了始于恐怖而终于利诱的演变。相应地，被动说谎者变成了主动献媚者。

* 假话制度化对人性的普遍伤害

暴政逼迫人们说假话，人们屈从于恐惧或利诱而说假话，怎么可能没有危害！被逼无奈的说谎即便危害不到具体的人，但屈从于暴政的说谎恰恰是最大的危害：既强化着贻害无穷的独裁又导致残害人性的自戕。《人民日报》上的发言、中央电视台上的表态、民主党派的效忠座谈、执政党庆典上的集体献媚、政治学习会上的个人心得和对顶头上司的私下奉承……皆是空洞无物的作秀和说谎。这样的谎言并不针对具体的某人，也不会造成立杆见影的具体伤害。然而，这种集体说谎乃由分散个人的点滴谎言累积而成。正是这种不加害于具体个人的公开的普遍的说谎，使说假话得以习惯化制度化，造成了对社会对人性的无孔不入的普遍伤害——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细节的伤害。当这样的普遍伤害转换成人们习惯性的冷漠麻木和阿谀奉承之时，暴政造成的每一次具体伤害就得不到应有的谴责、反抗和报应。

几千年了，中国知识人一直在玩弄儒家的小聪明：「盛世则入，乱世则拂袖而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多聪明的处世之道，飞黄腾达时做救世主，穷愁潦倒时只求自保，无论躬逢盛世还是遭遇乱世，他们都占尽便宜而毫发无损！我以为，盛世并不缺你一个，哪怕你聪明绝顶且人格高尚；乱世却需要每个人勇于分担苦难的责任感，哪怕你仅仅做到不说谎。

* 容忍谎言就是强化暴政

国人当下的精神处境很有点黑色幽默式的怪诞：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大声呼唤社会诚信，另一方面又在暗自里普遍地践踏社会诚信。当靠谎言生存的策略被知识人身体力行之时，他们也许暂时逃过生活困局或身陷囹圄甚至肉体毁灭的灾难，还能活得像个体面的有产阶级或讲究品味的精神白领。但是，整体的精神毁灭之灾难便在每个人的参与下不可避免地降临，放弃所有做人的底线，像俘虏高举双手一样地交出自己的灵魂。对于这种普遍的精神灾难，说谎者们的最通常的自我辩护是：「我要活着，要养家糊口，要过体面的日子，我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太强大。我也痛恨说谎却不得不说谎，我甚至就是近于绝望地说谎。」多么无奈而诚恳的表白，多么令人同情的处境，多么合乎人性而又通情达理的说辞，难道这样的说谎者不值得原谅吗？容忍谎言就等于自动强化暴政。

* 拒绝说谎

是的，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弱点，都渴望安全而富裕的世俗幸福。世界性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制度进步和道德演进，其善待人性的标准也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走向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和对世俗幸福的肯定。所以，我们不需要唱道德高调，不必具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牺牲精神。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起码底线，并不要求我们多么勇敢多么高尚，而仅仅要求我们在面对威逼利诱时不说谎，不把谎言当作基本的生存策略。

即便如此，准备为诚实付出代价的人仍然可以抱有乐观的信心。人，皆有从善之心，皆有对诚信的渴望，皆亲历了或耳闻了大屠杀的灭绝人性，皆意识到一党独裁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日益腐烂……所有还珍惜人性尊严的良知尚存者，也许你无法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也难以拿出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信徒的殉道勇气，但是你起码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当年，索尔忍尼琴曾号召前苏联的民众拒绝说谎：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自己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在私人谈话和公共场合都不说谎；自己不说谎，不讲解，不炫耀，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如果自己不完全赞同统治者的思想或者文不切题的讲话，那么就应该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意，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援引「领导」言论；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座谈、庆典、运动，只要这一切与自己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自己不完全赞同这些标语口号；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地把选票投给自己认为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不让自己赶着去参加强制性的颠倒黑白的讨论会；听到别人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不订阅和不零买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一句话，「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索尔忍尼琴如是说。

是的，「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如果每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道德底线，自然地，你也就捍卫了人的尊严和表现了人性的高贵。

* 维护做人的尊严

人的尊严在于抵抗邪恶，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对于每个人来说，「他必须在面对邪恶时做出终极抉择，不然你要承担让邪恶横行无阻的责任。」在中国，我们面对的正是普遍的邪恶；也正是对邪恶的普遍沉默乃至说假话，才导致了「让邪恶横行无阻」的道义真空。如果我们到现在仍然不敢抵抗邪恶，对邪恶的审判迟早要降临，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就必定要承担纵容邪恶的责任，不承担法律责任，起码也要承担良心犯罪的道义责任。

知识分子说真话，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在知识上多么渊博，自己的观点多么正确，更不是为了一言兴邦或取得话语霸权，而仅仅是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和言论自由，为了防止强势者对弱势者的为所欲为，为了消除社会歧视，为了促成社会公正和道德品质的提升，为了多元化观点的平等竞争，为了带动全社会的拒绝谎言。（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