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第23条要求特区政府立法，禁止颠覆中央政府。

报导说，在董先生和他的行政班子根据第23条做出立法提议之前，必须提醒他们一些关键的问题。

首先，北京领导人在1989年2月就明确认为，特别行政区以法令来禁止“颠覆中央人民政府”是没有必要的。

其次，尽管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最后版中增加了有关颠覆的内容，但“自行决定”一词并没有改变，因此其含义绝对是指，让香港自己决定何时制定这类法律，以及何种具体行为应予以禁止。

换句话说，第23条下的任何立法，应是由香港，而不是北京来决定其制定的时间和内容。

最近，钱其琛副总理公开声称特别行政区应该依据第23条尽快实行立法，禁止法轮功在香港的活动。

这些声明显而易见地损害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也破坏了第23条，因为不应由北京来决定我们何时立法，以及如何引用该条款立法。

律政司司长粱爱诗最近称，香港现有法律已涵盖第23条的某些范围，根据该条款所需要的立法，仅仅是涉及“分裂”和“颠覆”两项。

然而在完成此立法前，董先生和他的政府必须扪心自问：香港是否真有制定这种法律的必要？

我们不妨看看一些无可争议的事实：第一，特别行政区在没有任何有关分裂和颠覆的法律情况下已存在了五年；第二，即便没有这类法律，香港的政治稳定性完全令人满意，香港没有人主张独立，也没有任何人支持台湾或西藏独立。

民主党完全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支持大陆和台湾的统一，该党仅敦促不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不要在西藏使用暴力。

法轮功是第23条潜在的标靶，然而他们在香港属于最和平的抗议者之一，他们从不使用暴力，他们甚至不高声说话，他们只是在公共场所炼气功而已。

如果香港移交时都不需要这类法律，那么为什么现在需要呢？说真的，平静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无需立法的有力例证。

如果北京的领导人错误理解了有关香港的状况，那么董先生就有责任告诉他们，没有这类法律香港也实现了五年的政治稳定。每当海外记者要我举例说明“一国两制”在有效运转时，我通常会告诉他们，法轮功练习者可以自由活动，而他们在大陆的同修却被关进监狱。

国际社会一直在密切注视着香港，董先生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向北京的领导人解释，海外和香港的民众认为，保持我们的自由对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且他们认为，任何有关分裂和颠覆的立法既无必要也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