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把我们俩带到派出所，便开始逼问我们口供，要求报出姓名，交待问题。其实他们通过分局政保科已经知道我的姓名，却非得让我自己说出来，我坚决拒绝回答。它们先把同修甲关在监号内，锁铐在老虎凳上，把我带到值班室进行迫害。分局政保科一人同恶警李佳波和陈海开始打我，它们把我背铐的手铐，从背后向上抬起，挂到二层铺的床棱上，我只能脚尖点地。过了好一会儿，它们又拎起我的两条腿，使身子倾斜悬空并往两侧悠荡我，我异常痛苦，但也坚决不配合邪恶。它们就又把我拉到另一个屋，用绳子绑在手铐上，将我反吊在高处，吊了二十多分钟，才把我放下来，又送到值班室派人看管。

第二天昌邑区刑警二中队来车把我俩拉到二中队。把同修甲铐在老虎凳上，把我关到另一个屋。它们吃过午饭，中队长首先用拳头打我的右侧脸，并用装满水的纯净水瓶猛击我的头部，使头撞在窗户上把玻璃撞碎了。接着副中队长过来，把我拉到走廊的楼梯口处（二楼），地上有一根很长的粗绳子，把绳子一头系在手铐上，一头它们拿着，然后把我带到一楼，楼梯道是回旋形的，中部空，它们把我背吊起来，脚悬空，我记忆中吊了二十多分钟就疼昏了过去，后来感觉头脸被凉水浇着，我才醒了过来。它们看我醒后，又把我带到屋内，让我靠墙坐下，把一个椅子放在我伸直的腿上。副中队长和一名刑警分别换着跨骑在椅子上，手拿木板棱，逼我交待问题，取笔录，问我不答时，便接二连三地用力打我的膝盖骨和脚踝骨，并穿着皮鞋猛踩我的腿。副中队长甚至还到我的两肩上踩，手扶着墙和桌边，我侧身后仰，他闪了个趔趄，它们才停手。傍晚它们要把我带到有老虎凳的屋子时，在走廊里看到了同修甲的背影，他被两个恶警带着，一瘸一拐的。我被铐在老虎凳上，副中队长用瓶子猛往我的嘴里灌水，见我都喷了出来，又把剩下的水倒进我的脖领里，然后问我：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说：死也不会让你取笔录。后来它俩回屋里休息去了，派别人看着我，让我坐了一宿。

第二天上午派出所来人把我俩带了回去，一个姓董的警察看我一瘸一拐的，问我腿怎么了，我说它们打的（指刑警队的人），他却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我说：明摆着的事你们都不敢承认。到了派出所，见到了同修甲，看到他左眼球充血，眼眶青紫瘀肿，牙齿多有血迹，走路困难。后来据同修甲讲，他在刑警队整个一下午被它们打得很厉害。恶警们用拳头打他的脸，用木板条用力打他的头、手指甲、脚指、膝盖骨、脚踝骨。昌邑分局政保科的都科长把同修甲的手铐使劲往紧扣，并转圈拧，把同修甲手腕的皮肉都给豁开了，又用塑料袋罩住头脸，让他窒息，逼他招供，最后扒掉同修甲所有的衣服往他身上浇冷水，并用电风扇吹了一个多小时。

在派出所，我又看到一名女功友被抓，听到警察在一起谈话，说叫于立新，在派出所被吊了很长时间。午后，警察把我们三人一同带到了昌邑分局，它们有认识我的，查到了底档，但在取笔录时，我坚决不签字。它们把于立新送到船营公安分局去了（后来听警察之间谈话说的），把我和同修甲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第三看守所，我俩始终绝食绝水，抗议它们对大法弟子的非法抓捕、关押和迫害。

从我们被抓捕到第十天，在看守所期间，看守所的管教将我们俩拉到军区二二二医院和市精神病院，曾强行野蛮下胃管灌食和输液。在去精神病院的车上听管教们说，春节后给那些女大法弟子灌食的费用还没给呢。第十天晚上，又由派出所警察把我俩拉到市医院二疗区。在医院里把我俩用一副脚镣子各扣一只脚，两张床并在一起，链在床头的铁榔上，再分别用一付手铐子将两只手向头上方伸直扣在床头的铁榔上，整天整宿扣着，并强行输液和下胃管灌食。一个姓董的警察经常打我们。

到第十四天时，3月18日，我们被抬走，拉到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欲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们判劳教三年。劳教所负责人看到我们的状态，决定不收。它们就又把我俩拉回到市里送到昌邑区医院，抬到四楼的九号病房，并以同样的方法把我俩扣在床上，强行输液。姓董的恶警认为我们俩拖累了它们，便开始气急败坏地用手猛打我们的脸，用穿皮鞋的脚踩我们的头部、面部、胸口和踢我们，用湿毛巾抽我们的脸。我的嘴被抽出了血唇部瘀肿，它不断地逼问我们吃不吃饭，说不吃饭就打，当我们痛得喊叫时，它就用毛巾使劲堵我们的嘴，把我的一颗门牙下齿按掉了，另一颗也松动了，已不能咬东西。喊叫声惊动了医生、护士和其它病房护理的家属，他们过来问时，恶警却不敢承认是它打人所致，反而说我们没事瞎喊。有的人看到了它在打我们，进来好心说别打他俩，他却说：谁打他们了？

董恶警经常打我们，同修甲被打、被踢的时候最多，它要问同修甲话时，便用两脚踹同修甲的肩膀或后背，逼问同修甲叫什么名？家在哪？吃不吃饭？还经常打同修甲的头脸。我们身体非常消瘦、虚弱，怎能经得起它这样没人性的天天打，所以经常感到胸口闷痛，头晕，头痛甚至不敢咳嗽。

在区医院总供关了六周的时间，第一周强行灌食和输液，下胃管灌食，但未成功，后来输液就停了。但后来有外来人问到此事，它们就称每天都给输液。第二周我的家人不知怎么找到这来。听家人说分局都科长，派出所和街道的人，在我被抓以后都去家里了，街道的人（其实是受区610办公室的要求）要求签死亡责任书，要不就承担所有医疗费用，家人被逼无奈，签了死亡责任书，分局都科长才同意家人见我，并要求家人劝我吃饭，交待问题。它们多邪恶啊！我被它们迫害成这样了，它们反倒让我家人签死亡责任书。

我俩在家人来时喝了些水维持。期间都科长来这看时，把一张报纸横着叠成约20厘米宽的条形，用手紧握一头狠抽同修甲的脸，并问：你到底叫什么名？我对都科长说：你怎么打人哪？这时它停下来，对我说了几句难听的话走了，以后又来一次，对派出所看管我们的人说：“家人再来时，若不吃饭，坚决不能给水喝。”从那以后便用报纸把门玻璃都挡上不让人看，不知道要掩盖什么。有一次分局的李局长和派出所的张所长来，李局长问我喝粥不，我说不喝，它说：“那死在这屋吧。”说完它们就走了。

第四周时，家人不断地劝说吃饭，自己也想保护自己，不得已答应吃饭了。吃了三天又认识到自己那自私肮脏的心不配是个大法弟子，才毅然决定不吃饭，又不进食水到第六天晚上，当我醒来时看到家人正往我嘴里一点点喂水，说我白天都不省人事了。同修甲告诉我，早上姓董的恶警用皮鞋使劲踩我的眼眶，胸口，带手铐的手，还踢我的头，看我有没有反应，多邪恶呀！同修甲又说上午检察院来人了，当时他也迷迷糊糊的，睁眼时人已经背身出门了。家人问到看管的人，说船营检察院来人问他俩请不请律师，可以申诉，喊了半天，见他俩不睁眼，就走了。

我们想，能允许请律师，也想给大法一个公正的对待（但实质结果并非如此），自己也应有力气申辩，我俩就又决定吃饭。进食的第四天，姓董的恶警值班时，它让我们多吃点干的，我们觉得胃始终胀痛，感到不行。它就关上门，冲着我们说：“什么不行，你们必须吃。”便动手打我俩，穿皮鞋踹我们的后背。晚上家人又来送饭时，我自己毅然决定不吃饭了，因为恶警为不吃饭的事打我们，这事它的上级不处理，我不能再吃饭。第二天分局的都科长带了许多人来，准备把我俩拉到别的地方去。我说：小董打我们，我们才不吃饭的。都科长却说：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他（指董恶警）。我这才知道它们之间早有预谋。

下午，它们就把我们秘密送到郊外桦皮厂镇敬老院（这里办过几次洗脑班）找了一个空屋把我俩抬了进去，窗户用棕色布密封，在窗外用长木板钉死。到这第三天都科长说：如果你俩想吃饭就按顿吃，但必须把问题交待清楚，否则食水不给。第四天又把我俩换到一个小屋，宽1米、长3米左右，一半地，一半炕，屋内见不到阳光，窗户用木板钉死，门也总锁着，我俩被手铐铁镣扣住，一颠一倒地睡，几天后都科长又来了一次，问我们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我们说不能，它们就走了。第十三天时都科长同当地派出所两位所长进来，它拿着一个铁锹把，一边敲打我们俩，一边问，想不想吃饭？我说：是人都想吃饭。它说：但条件是把问题说清楚，把姓名说出来（指同修甲）。我说问题不交待，同修甲也表示不说，都科长说：“那好。”同时对那两个所长说：“从今以后谁也不能给他俩水和饭，否则追究责任。把门钥匙交给我。”然后让那两个所长回避，关上门，压低了声音说：“你俩听着，你俩死在这里谁也不知道，到时候把你俩一起抬出去，死了也与我无关。你俩也可以到阴间去找我。”又对我说：“你妹妹和妹夫经常和我见面，但他们是他们，你是你。”看来我妹夫、妹妹也为我的下落找他问过，它却不敢说它知道。过了一会，它又单独进来问了我们一遍，我说，你就别抱希望了，绝不会交待什么问题。它说：“到位，那好！”然后它走了。第二天晚上，我俩找好时机，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在强大的正念和顽强意志力支持下，脱离了邪恶控制的死亡谷，今天我才能把邪恶的罪行曝光于世。

知微见诸，通过此事也更了解到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有名、无名的大法弟子有一千多名是绝对可能的。邪恶所采用的手段是何等见不得人的。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8/228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