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功友的帮助下，直到2000年10月份，我们一行五人才走上了上京之路。到了天安门，我和一个功友在天安门广场上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李老师好！我一定要坚持修炼下去。”虽然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我觉得只是默念起不到洪法的作用，后来，我大声地喊出来了：“法轮大法好！李老师好！”站在我身边的游客觉得很奇怪，看住我。另外两个功友也勇敢地喊出了心里话，由于当时心里还是很紧张，我们走散了，可是我们还是一起安全回来了。

第二次是2001年的年初三，我和另外一位功友又准备上京护法，临走时我对着李老师的像讲，我要去北京护法。师父慈祥地看着我微笑。当天下着暴雨，我提前来到车站，进京的路上，我们一帆风顺，就是在北京火车站，我们也巧妙地避开了同伴的妹妹和妹夫的阻拦（她们家住在北京），顺利地坐上汽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已经不再是旅游观光的地方，早已是充满恐怖、布满杀机的地方，到处是警察和警车，还用铁栏杆围着人民广场，只有四个地方留有出入口，每个出入口都有两名警察守着，有时还要检查游人的身份证。当时我们头脑一片空白，没有怕，面带着笑容，从容地走过了关卡。进去后，同伴问：“在什么地方啦？”我说“什么地方都可以”。心想只要把横幅打出去了就是成功。我们没有恐惧，不慌不忙地把拉链拉开，从内衣口袋里拉出了横幅，她的横幅是“法轮大法好！”我的上面写着“还法轮大法清白！”我们高声喊着口号，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高大。不多久，警察发现了我们，用力地抢我们的横幅，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手，我说，不用你们抓，我自己会走。一上警车，一个恶警就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地踢我，当时我只觉得一点点痛，是师父帮我挡掉了许多。另一个先被抓上来的女功友说，恶警刚才也打了她两个耳光。与我一起来的同伴的眼镜也被他们一把抢下来，将镜片丢掉。在警车上，有恶警破口大骂大法、骂老师。他们丧失了最起码做人的标准，让我们扫警车上的垃圾，却将杂物塞进了大法弟子的袋子里。在这“文明”的社会里竟有这样“文明”的警察，而且还是自称为“大学生”的警察。

我们一行十几、二十个人就这样被押到北京怀柔监狱。过的第一关就是所谓的检查身体，医生说我血压高了，而且贫血（也不明白这是什么医生），非要逼我吃药不可，我说我没病，吃什么药。他们说不吃药就打针，我说针也不打。他们找来三个壮汉，抓住我这个老太婆，按住就往屁股上扎针。当我出了医务室，就说，人没病，非得强迫人打针，真是没有道理。一群恶棍又围上来，有个女的，狠狠地挥着拳头，照我的右眼下狠狠地打了四五下，打得我眼睛直冒金花。我大声喊道：“你们打吧！你们打吧！”医生听到后赶出来，她们才停手。说来也奇怪，她们出手那么重，可我眼睛不肿不痛。搜身时，她们将我的衣服、裤子、鞋扔在地上，全都毁坏了，检查衣服找到了400元，她们给没收了，但没有给任何收据，想是私吞了。可是我手抄的《转法轮》第五章，她们却没有发现。接着，惩罚我们站在雪堆上。在这漆黑的夜晚，北风呼呼低吹着，刚开始身体真是冷得直哆嗦，可是心里想着李老师，想着法轮大法，渐渐地全身暖和起来。

那些狱中的恶警对我们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他们嘴巴也不停着，“大过年的不在家好好过年，跑出来捣什么乱，连我们也跟着受罪。”他们不知道真正使他们受罪的是谁，是江氏邪恶集团的那几个人。我们只是为了伸张正义，救度世人而来的。

我由于受骗说出了姓名及单位，被押送回广州少管所，所长见到我时说，“你不用在地上蹲着了，坐在凳子上吧”，并说他们那里不关60岁以上的人。结果关了我两天，说是放了，可是又被送到拘留所关了十五天。狱中没有任何东西，连双吃饭的筷子也没有。我们遭到了非人的待遇，不能与家人联系，警察不准亲友来看望。不过我们与其他犯人的关系都很好，大家互相帮助，我们及时地向她们弘扬大法，要她们改过自新，做一个好人。我和另外一个功友，一有时间就炼功、背经文，在狱中有良知的犯人都知道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所以，也不怎么管我们，还照顾我们，棉被其他犯人是每人一条，却给我们俩每人两条。十五天期满后，又被送到海珠区公安分局，在那里被迫交了8000元，还要我写保证。我写了自己上京的经过，并写了自己是怎么样修炼做一个好人的。单位的人看过后要求在上面加上一句“以后不上北京”，我说砍了我的手，我也不写。在场的人被我的气势给吓住了，不出声。公安分局的局长看了我写的，说认识不够“深刻”。就这样我又被软禁在一个宾馆招待所。在那里，我们每天炼功，背论语、经文和洪吟，有时看着马路上来往的车辆与人流，就感到人身真的失去了自由，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他们就是不放你，好像无期徒刑。直到最后，心里什么执著都放下了，他们才放我走，但是临走时，又被迫交了600元的伙食费及住宿费。

我的经历不算典型，但都是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也是江氏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破坏宪法、侵犯人权的一个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