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21日和2000年2月9日我为了向政府讲清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而进京上访回来后，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给我这样一个神志非常清醒的正常人使用了比精神病人还大3、4倍剂量的镇静药。最长时间达1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单位开除了我的党籍，并派人到医院对我洗脑。一天24小时监管，不许出门，更不许看书、炼功。大剂量的镇静药使我头晕、恶心、腿脚不好使，吐字不清，烦躁……在2000年2月这次进京，被佳市610勒索5000元人民币。

2000年6月5日单位让我上班，几天后，要求我在包保责任书上签字，因我不配合，停止了我的工作。

2000年6月13日我再一次到北京正法，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上炼功，被抓。被关在前门派出所大铁笼子里。后由单位和家属将我带回。

2000年10月2日第四次进京正法被抓，后由佳木斯永红分局长安派出所干警阚立新以饭费、路费为由强行勒索800元。回佳市后，被非法送进看守所关押。我因为抗议非法关押而绝食、绝水，第五天时，遭到了恶警强行灌食（由于灌食后呕吐遭反复灌食），并被带上脚镣，将五人共同钉在一起。释放后，我知道了长安派出所所长史双飞又以路费为由勒索家属3000元，就几次去管他要钱，最后返回1000元钱。

2001年3月8日早8点多，单位派人来家稳住我，和公安局里应外合抓我进洗脑班，我正义警告、善心规劝单位来的要给开门的同事，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并告诉她：你这样做，就是迫害大法弟子，就是把你自己推向了深渊。在恶警疯狂砸门的情况下，我给同事做好了午饭请她吃饭，丝毫没有一点怨恨她，就这样，同事在我的感召下，没有给恶警开门，恶警在无奈的情况下，于下午2点多钟只好撤回，从此，我被迫流离失所。

2001年5月22日清晨，我在喷写法轮大法好标语时，被蹲坑的永红分局政保科长石秀文、郭维山看见，他俩象恶狼一样的猛扑过来，将我一把按倒在地，郭拽住头发往地上砸，我晕了过去，他又用脚使劲踢我的肋骨，致使我在以后很多天起床都很费劲。后来发现头上的大包鼓起很高，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然后他们将我带到永红分局，非法审讯，由于我不配合邪恶，郭维山对我大打出手，石秀文也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将我抡得太阳穴撞在桌角上，瘫倒在地，他们又将我强行拖进铁椅子，锁在里面。市局黄XX将我坐的铁椅子扭转过去，面向墙，然后用手拽住我的头发审问，只要不回答就往墙上撞，用脚往我的脚上使劲跺，由于我拒绝配合邪恶，坚决不回答他的问话，他就不紧不慢一下一下地撞了我好几个小时，直到来人准备给我录象，他才停止。邪恶的警察为了给我录象，四五个人，有拽头发往后扯的，有拽衣服的，我为了不让邪恶得逞，就张大嘴，紧闭双眼，邪恶无奈就只得作罢。

下午，市委副书记赵庆有为了表示对此"案"的重视，带领近十人来到永红分局，我一看赵书记来了，我意识到：如果赵书记对大法有一个正确认识，能理解、支持，那将是佳木斯常人的福分。就主动伸出手和赵书记握了握手说："你好：赵书记，我炼法轮功，是遵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我没有做违背国家宪法规定的任何一条法律，可是，人总得有说话的权利，在我们的师父和大法遭受侮辱的时候我们却连一句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有信仰、言论、结社自由，而我们没有一句说真话的权利，究竟是谁在犯法，是谁在践踏法律？"赵书记听了我的话，只是说："啊!你是建委的会计，哦、哦、哦。"就没再讲什么，领着手下，走了。

晚上6点多钟，恶警将我送进了看守所。到看守所我拒绝进食，包号所长高春波就将我双脚钉在地铺上，因不穿犯人穿的马甲，又将双手钉在地铺上，整个人呈大字型，一动不能动。就这样，于25日晚上将我送进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警察采取叛徒包夹坚定的大法学员的方法，每天四、五个人围攻一个，灌输邪悟言论，直到深夜。包教恶警刘亚东每天来大喊大叫、骂师父、骂大法，发现我看经文，就强行搜号，不准有纸和笔。在那里，只要你不屈服，就对你进行精神围困、折磨，经常让你看"焦点谎谈"的录象和一些反面教材的录象，除此之外，给不转化人员规定了不准炼功、不准学法、不准站窗口、门口、不准出屋、不准写信、不准家属接见……,整日放大音量的录音，吵得你头晕脑胀。每天主食是劣质馒头(反来复去的热，粘呼呼的)，菜是每天一滴油也没有的水煮菜汤，中午是一滴油也没有的白菜炖海带或萝卜炖土豆，还仅仅是一小饭勺。有时还吃采的猪食菜。

由于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配合邪恶，被警察视为难管教之人，将我送进严管队，在严管队每天由刑事犯看管，因为这里都是坚定的大法弟子，每天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的学员不断，每天都有野蛮灌食的行径。警察强行给绝食的学员加不明药物。她们严密封锁消息，只要一灌食就放大录音机的音量，有的功友已经被折磨的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也不知道她们给灌的什么药物，被灌食的功友腹泻不止。浓盐水灌后，口渴难忍，胃内有烧灼感，只要我知道有学员遭到灌食，我就找管教、领导谈话，谴责他们的野蛮行为。

同时也悟到，我也不应配合邪恶的非法关押，因为这里不是修炼的场所，正法弟子应该出去做正法的事，于是，我在坚持纠正不正确状态的同时（伙食不好，找干警谈话，别人灌食，找干警谈话，不让学法、炼功找干警谈话等等）坚定绝食，由于我自己有一定要尽快走出这个魔窟的一念，绝食的同时又加上了长时间呕吐，这样，我第9天出现血压降低，心率加快等症状，到医院时，血压已经测不到。就这样，我在正念之下，在师尊的加持下，于2001年12月11日堂堂正正走出了劳教所。

2002年1月8日上午8点多钟，我刚到资料点，一功友正准备外出，恶警突然闯入，那位功友用身体将恶警拦在门外，这时，我马上将印刷资料的小屋门锁上，并将有关的东西销毁，这时4名恶警已经闯了进来，将我和另一功友关进一间屋子里，恶警以为立了大功，就打电话又叫来了一群又一群警察（市局、分局、派出所）。他们将印制资料的屋门强行打开，搜查，我和功友坐在床上单手立掌，发正念，默念师父的正法口诀，这时，我想起还有另一功友这个时间可能要来，我就摘下墙上的钟表准备向玻璃砸去提醒功友注意，恶警上来一把将我拽得摔倒在地上照胸部狠狠一脚，当时，我立即感到气上不来，两恶警将我强行捞到床上，我好半天才舒缓过来，我又坐起来和功友一起发正念。这时他们扛着录像机要给我俩录像，我俩不配合，一直发正念除恶。然后，我大声朗读了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的经文。并让几个看管的警察和我们一起学。他们都很认真地听完。这时就听在外面翻东西的警察说，你听他们念的还挺有水平的，一字不差，我知道外面的警察也一直在听。

在这期间，永红区恶警郭维山抢走了两回经文，都由另一还有善念的警察又给我拿了一份。他们搜完东西又将我和功友浑身上下搜了个遍，将我随身的4000多元钱、钥匙、手表、电话磁卡等一并搜光。将我俩强行带上警车，功友连鞋都没让穿，到了永红分局，郭维山一把将我的头发扯住从车上拽下来，并狠狠地将我踹倒在地，这时，随车看管我的两个善心尚在的警察将我从地上架起来，并谴责道："打人家干什么？"随后他们又将我锁在铁椅子里进行非法审讯，我拒绝配合邪恶，一律不回答。他们还要给我拍录像，我就一直不停地讲我没有罪。他们没有办法录，女恶警徐X把门打开说："你妹妹来看你了。"我知道他们是欺骗，就根本没向她那个方向看，这样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只得作罢。

晚上8点钟左右他们将我俩送进佳木斯市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找包号马所长谈了我修大法是如何受益，我是被迫害的，做好人没有错，马所长说，我也没有办法。这样我抗议非法关押绝食，困难情况下坚持向内找，去掉外求的心，无求而自得，这样在我绝食第9天出现生命危象（再加上我刚刚从劳教所释放不到一个月也是由于身体状况，看守所怕担责任），就催促办案单位到医院检查，由于病情太重，医生吩咐病人随时有生命危险，办案单位的宗旨是看完病依旧送回看守所，这样办案单位只得再三请示，后市局来人方做决定"取保候审"。回来后没多久，他们就预谋再次抓人，我只得又一次流离失所。

两年来，我为了做一个好人付出了一个常人无法承受的代价。失去了国家公务员、国家干部的公职，被开除了党籍，孩子当兵也失去了资格，丈夫由于我屡次被抓，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也失去工资来源。由于我多次被迫害，父母、兄妹也整日里担惊受怕。有关部门每次都以各种名目勒索家属钱财数额巨大（具体数目，他们不敢让我知道），我只知道我家现已债台高筑。这就是被大赦国际评为“人权恶棍”的江泽民的独裁统治下的“人权最好时期”我所遭受的迫害之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