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Rau先生，

我是一家德国中文媒体的记者。当江泽民在德国总理府和德国总理施律得一起从记者们面前步入总理府时，我用中文向江泽民喊：“停止迫害法轮功。”之后有人说我作为记者不应该喊，但我认为作为一个人我不能保持沉默。

从以往法轮功学员写给您的信中，您一定已经了解了很多关于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的情况。在江泽民在德国时，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从世界各地专程赶到德国，就是为了能当面质问江泽民为什么镇压法轮功。其中有两位镇压的直接受害者，一位是澳大利亚公民戴志珍女士，带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儿，她的丈夫在中国因炼习法轮功被迫害致死，直到不久前她才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帮助下得到丈夫的骨灰，此时她的丈夫己去世八个月了。另一位是刚经过22个月劳教的非人折磨的现在在爱尔兰留学的赵明先生。

很长一段时间，法轮功的镇压对在德国的我只是文字报道和图片，然而当我看到戴女士不到两岁的女儿指着照片上被迫害致死的父亲叫爸爸时，当我看到戴女士不到四十岁就白了的头发时，当我听表面上文弱瘦小的赵明亲口诉说中国的警察如何用五，六根几万伏的电棍同时电他，使他全身颤抖时，这场迫害就真真切切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了。而残害了这么多以真善忍为准则的好人的元凶就要从我面前，离我不到三米远的地方走过。此时戴志珍女士、赵明先生和几百名在寒风中打坐的努力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却因为所谓的“安全措施”被挡在了几百米以外的一个无人看到的角落。最应该听到、看到他们的江泽民却听不到，看不到他们。即使仅仅为了这些人，我认为我也不应该沉默。

即使我不是法轮功学员，也许我也会在总统府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不应该容忍对真善忍的迫害，而沉默无异于认同了邪恶。

有人对我说：“江泽民是国家的客人，所以不能让他觉得受到侮辱。”一个杀人犯，当别人指出他的罪行时，他应该感到无地自容，如果他不仅不羞愧，反而感到受到侮辱进而变本加厉地迫害指出他的罪行的人--我不知道德国的法律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裁决。

由于我生活在德国，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德国的历史。当年是否有人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借口而不肯指出希特勒的错误呢？希特勒是否因此而杀了更多的人呢？江泽民一来，所有穿黄色衣服的人，戴黄色围巾的人都成了另类，他们在没有触犯任何一条德国法律的情况下被无理驱赶，被搜身，他们的私人物品被没收…… 闭着眼睛打坐的人，在近三年的残酷的迫害中始终保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和平的人们被当作罪犯对待，仅仅因为一个下令“杀无赦”的独裁暴君一句话：我不想再看到黄颜色。

从德国的近代史中我看到，德国人民如何在二战后从独裁者的阴影中走出来，如何以他们为世界和平和民主做出的贡献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赢得了其他国家的谅解和尊重。为此我曾在一家中文媒体上报道过昔日的“纳粹城”纽伦堡从它的不光彩的过去看到了自己对人权和正义的历史的责任，成为德国唯一的“人权城”。如今一个来自中国的独裁者绑架了德国人引以为荣的民主和人权，中国人和德国人都深切地知道独裁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历史表明，犯了反人类罪的人，不管他当时是多么的不可一世，他都将遭世人唾弃。

我听基督教的朋友说，人去世时主或耶稣要评判这个人的一生，看他是否够格上天堂。佛家也说，神灵要在人死后根据他的一生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即使人不信神，也还有个良心在。我没面对过死亡，但我相信，当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面对神灵或自己的良心时，一切借口，不管它们曾经多么华丽，听上去多么有道理，它们在这一刻都是苍白的。如果一个人镇压了善良，哪怕只是在压力之下间接干的，他也是镇压了善良，帮助了邪恶。

与政治家们的多次谈话使我了解到政治中错综复杂的利益权衡和做出一项决定而要考虑的多方面因素。在政治中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绝对的应该或不应该做。然而这只使我更坚信衡量好坏的唯一不变的标准就是真善忍。这是作为一个人最纯粹的本质。不论人世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怎么变化，这三个字的标准是永远不变的。

在这场正邪较量中，法轮功学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会以和平的方式坚持下去，就象我们在过去的三年中做的那样。我们相信，从真善忍中修出来的和平境界是战胜邪恶的最有力的“武器”。一个在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竟然不敢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炼功人，竟然惧怕黄颜色，这不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吗？我们希望，全世界善良的人和明辨是非的国家都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站在善良一边。

致以友好的问候

德国法轮功学员，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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