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年10月，政协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必须将所有中国使用者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及纪录保存至少六十天。同年11月，商业新闻类网站被禁。十二月，全国人民大会明令所有未经授权的网上政治活动为非法。2001年1月认定在网络上传送诸如侵犯人权案例等「国家机密资讯」为犯罪行为。二月间，引进「110网络警察」软体，封锁「邪教、色情及暴力」网站，并监控企图连结该等网站的使用者。三月，监控举动开始大举展开，数百封与江西学校爆炸案相关的电子邮件消失无踪；大约同时，中国有关当局宣布用来收集所有在互联网上流通讯息的「黑盒子」即将建置完成。四月间逮捕使用互联网民主运动人士以及全国性查封网吧的举动，更是前所未见。发到西藏的电子邮件如果传得过去，也要三天才能收到，至于与法轮功有关的电子邮件则完全被销毁。2001年10月，布希总统来到上海参加亚太经合会高峰会，他其实是进入了一个网络警察国家。但是为了转移可能有的批评或者也是为了展示权力，布希在中国期间中国当局立刻将原本对美国新闻网站的禁令解除，但是布希一离境，禁令马上又套上。在布希最近的这次访问中，任何关于放松中国网络管制的议题，都可能被「我们只是极力在对付境内的恐怖主义」、「什么！在这种恐怖主义当道的时期，你们竟然反对监控？」等的说辞打消。中国其实是用了这套策略及说辞掩盖了他们的真实动机。

中国政府对镇压互联网有其急迫性，但是对抗恐怖主义却只是藉口，他们要应付的是放慢了速度的领导权接班危机、天安门报纸的解禁、网络法轮功的成型，以及在街头巷尾都能感受到的一股对更大言论自由的需求。中国政府看似不得不相当程度地开放互联网，甚至推动所谓的网络「百花齐放」时期，但是，这背后也许有更处心积虑的策略运用，毛主席懂得怎么样放长线钓大鱼，而现在的当权者倡导的所谓网络自由也是这种打算，其实他们就是要让反对领导权合法性的那批人因为在互联网上活动而曝光，另外一方面，则是藉由这种网络大鸣大放的假象，吸引大量的西方投资。美国现有的监控、加密、防火墙及病毒技术，已经都转移给了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人有一天说不定会把这些技术的矛头转向对付美国百无禁忌完全开放的网络。我们出钱出力将一匹自以为将发挥“木马屠城记”效用的特洛伊木马推进了中国，却忘了在木马上开个闸门。

假设一个中国的网络使用者在寻找一个未被禁制的新网站（例如：weeklysandard.com），他并不抱希望能进到该网站，但是一旦他连上了，中国政府就会认为此举对国家安全将可能造成危害，而这位使用者在网络上的一切活动纪录都会被拿来定罪。与色情有关的连结纪录大概要判两年徒刑；与政治有关的可能将永远丧失工作、家庭及自由。传送电子邮件可能是最冒险的举动，两年前，我在中国的一个电视台摄影棚里工作，收到了一封美国朋友传来的电子邮件（他用的是Hotmail帐号，照理说应该很难监控），信里头的「中国」（China）、「动荡」（unrest）、「劳动」（labor）及「新疆」（Xinjiang）这些字，都被断成两半，好像这些字都过筛了一样。我现在知道那是种警讯，而任何懂得上网的中国使用者，对这种警讯一定立刻就能察觉。

在镇压前，中国使用者可以在网吧里匿名遨游网络，或者使用代理伺服器（proxy server）——由另一部电脑在使用者及网站间担任中介者，藉以隐藏使用者的足迹，并逃避监控。很自然地，在中国最常被检索的关键字不是「布蓝妮」（Britney）及「波霸」（hooters），而是「免费」（free）及「代理」（proxy）。百分之十的中国网路使用者，大约为数两百万人，惯用代理伺服器来上网，以躲避政府的控制。不过，去年春天起，中国政府已经研发或进口了一套系统来「嗅」出代理伺服器。如果一位使用者拼命键入各个proxy位址，终于发现了一个没被封锁的，这么一来反而是在帮政府收集黑名单，如此几番周折之后，我的许多中国朋友干脆放弃攀越防火墙。另外还有一种收费制的网路代理浏览器（web-based proxy browser），例如Anonymizer，但是中国人无法在网上使用信用卡，最后连Anonymizer也被封锁了。

这么说来，中国的互联网是不是已无可救药了？互联网在西方一些愤世嫉俗的伙伴辅助下，是不是注定要成为中国政府的监控及镇压工具？答案也许是否定的。在奥瑞冈大学的一群物理学家眼中，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可能是经不起打击的。有一天我曾经看着史帝芬.许（Stephen Hsu）图解中国的网络系统及其弱点。许和他的公司Safe Web已经研发出一种叫做「三角男孩」（Triangle Boy）的代理伺服器系统，这里的三角（triangle）指的是中国使用者、在防火墙外的伺服器舰队，以及这些伺服器的母船，而这艘母船是中国政府找不到的。已经有上万的中国使用者连上这套系统，20个最佳「三角男孩」搜索站点中有五个是中文网站，每天，中国使用者会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伺服器新位址的电子邮件，这些位址能够让使用者连上他们原本无法连结的网站。因为这些位址常常更换，所以这套系统可以说是无敌的，任何对它的攻击，尤其是针对母船的攻击，需要庞大的资源才可能达成。

但正因为「三角男孩」（Triangle Boy）能如此有效的让中国民众自由上网，国家安全当局肯定已在寻找能制服它的办法。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征召那些还急于对北京逢迎拍马的美国公司，要他们开发软体，好让公安局在新的proxy一出现时就能马上进行封锁。

要实际解决这种中国利用美国人打击网络自由的窘境，必须布希政府将中国的网络自由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要务。目前，美国政府对此并不重视。美国之音的网站被中国列为最高封锁目标之一，而美国之音从去年夏天开始，每月补助「三角男孩」$10,000美金，即使如此，他们想传送每日新闻到800,000个中国邮件信箱的规划，仍不见得能确保实现。许估计提供「三角男孩」给一百万中国个使用者（一个月大约可检视6亿网页），每年所需经费约一百万美金。而每年预算3亿美金的美国之音，当然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持，而他们同时也在寻觅多种可能突破封锁的方法。但是如果美国把维护中国网络自由明定为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之音也才能有理由来合理化大规模突破中国网络封锁的举动，否则，也只能象现在小幅度地行动。

而为什么美国的政策仍然裹足不前呢？粉碎中国的防火墙至少在技术上与战略防卫是同样有趣的工作啊！「三角男孩」在理论上仍有破绽，例如假网站、授权问题及「红色警戒」病毒的攻击问题。这就表示这项技术需要更高阶的运用，牵涉到永续提供经常更动的低阶网络proxy、镜站、加密电子邮件及普通话、广东话与英语的即时讯息服务，这些都必须有大量的供应量，才能压倒中国的防火墙。

有创意、想把网络自由带给中国的一些本土工程师们，可能要采取多种管道来达到目的。他们可能要透过香港来进行，据说那里有许多非法的电缆线路可以直接通到广州；他们也可能和一些比较不受管制的网络服务供应商，例如Jitong达成协议；或者他们会将讯息转成影像格式，以避开侦测文字档软体的跟监；而他们也可能运用中国网址原本都以特殊字元设定的情况，或者政府的proxy猎杀者都集中在特定地点的事实，这些精明的本地工程师，可以把99%的政府雇员全数打败。

不过，以上各种方法执行起来都需要大量资金，我们也不可能期待美国政府能够主导这种多元、结合民间的网路自由防御行动，就算他们支持整个理念，行政官员一定也无可避免的会与特定行动的运作撇清关系。因此，这项维护网络自由的工程就必需仰赖基金会、人权团体、宗教组织及任何希望有个自由中国的机构的支持。

而他们的支持都会是值得的。碍于现在资本家都想和中国政权携手合作的现实，互联网可能是唯一一股能对抗阶级制度的力量了。就把维护网络自由当作是一种向中国政府征收的网络民主税；把突破网路封锁视作仰赖大学生及知识份子之外，另一种促进中国民主改革的方法。

中国互联网之父迈克尔说道：「在中国互联网的婴儿期，最早三个被封锁的网站中，有两个是反政府的站点，另外一个则是毛泽东主义网站。政府最感威胁的要害在哪？他们最担心广大的民众得知外界的讯息。」最终将把民主带进中国的关键份子不会是知识份子，而会是未来十年内能够用网络打电话、被赋税压得忿恨不平的农民。而那些怀有民主中国梦的人，能使用的却是日益萎缩的其他通路。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已越来越不再是自由化的动力。无论如何，能够带给中国人民民主的最大利器仍是互联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弄清到底「谁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网络带给中国民主的希望将只是一个可能，只是另一个美国梦。事实是，就是我们美国人使中国失去了互联网。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补救，诚如迈克尔所言：「我们可以铺下革命的联络网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不会原谅我们。」

（节选自《Who Lost China's Internet? Without U.S. assistance, it will remain a tool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not a force for democracy.》，The Weekly Standard, 02/25/2002, Volume 007, Issue 23。）

伊森.葛特曼，「新美国世纪」计划的访问成员，正在完成《北京训练营》的写作。(2002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