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中国。这四分之一的人口既没有发表个人观点的权利，也没有宗教与言论的自由，更不能自由结社和自由选举自己的政府。他们未经明确许可不得自由出境。这一切的责任应归咎于江泽民。

江一贯采取强硬路线。89年六月，就在镇压学生运动几天后，他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96年四月他指示要“严打”……；99年7月22日，他又禁止了法轮功。去年12月13日他指示要加强国家对宗教的管理。江泽民权欲薰心。他容不得任何批评和监督。他也不允许个人实现自己的意愿。

江执政期间，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为政治原因被送入监狱和劳改营。数百人因政治原因而被处死刑。

国际人权协会不仅关注中国的人权侵害状况，同时也注视着我们的政治家对此作出的反映。和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扩大交往是正确和重要的，但如果因此而对其践踏人权保持沉默，而仅谈友好关系，那就是错误的。对朋友应该直言不讳，对朋友应该信任。而对江泽民能什么都说吗？对他的党能信任吗？

国际人权协会希望联邦总理施洛德为释放熊伟而出力。熊伟女士于93年至99年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2002年1月5日在北京因分发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的传单而被捕。这是奢求吗？

上周末外交部接见了魏京生。这无论如何比邀请一位在中国受排挤的维护公民权的人士，并帮助其离境要方便得多。将法轮功作为X教而搁置一旁、对其在北京的非暴力活动不作评论当然比帮助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获释简单得多。

当江泽民一如既往地迫害他的人民时，这儿缺少的是做正义之事的勇气。我这话不仅是对政治家，也是对媒体说的。媒体声称他们为拥有（言论）自由而感到自豪。但他们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自由吗？也许他们也在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吧？难道采访江泽民和参加他的记者招待会比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追究其践踏人权的责任更重要吗？

当国际人权协会99年第一次报导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时，公开了以下名单：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姚洁。他们均在同年7月被捕，并于10月30日被指控组织X教。随之又有成千上万无名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被送入劳改营而从此销声匿迹。

国际人权协会祝贺那些自由志士们，他们为了抗议（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而亲临北京，表达他们的心声。只有当受害者在中国内地得到支持并让中国人民了解到国际上的支持，中国才可能有所改变，这个不自由的制度才能被突破。在前民主德国是这样，在苏联是这样，在其他东欧国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努力。

每个人都在看着联邦总理施洛德：他在与江先生会谈中会提及人权问题吗？ 还是将此话题推付给他的下属？我们“自由”的媒体只报道施洛德与江泽民之间如何取得一致呢，还是对这儿的抗议活动也作报道？

为人权做点事不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但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江泽民是自由的，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他可以说他想说的话，他可以信他想信的。他的确享受到了人权。然而这一权利应当为全中国人民所拥有和享受。为了这一目标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并要为之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