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1日，我和功友牛进平（他在佳木斯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了两年，2002年4月1日到期后，他又被当地恶警秘密押回北京关进一洗脑基地迫害）到了佳木斯，在一位刚被释放的功友家，我看到一封从劳教所秘密带出的信，信是一个女儿写给母亲的，信写在一块白布上，她说她不想在劳教所再呆了，她也看了马三家的录相，她不想像她们那样向邪恶低头，她要堂堂正正地走出来。她叫她的妈妈去为她申诉。看了她的信，我止不住的泪水盈满眼眶。那位功友告诉我，她的母亲已去北京上访了。功友还告诉我，在双城看守所大法弟子周志昌因坚持炼功，绝食第九天被恶棍们活活打死，一位功友梦到天上都在讲述他的故事。看了、听了功友们讲述的大法弟子的遭遇，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在如此邪恶横流的迫害中，同修们仍然坚持着正信，这是怎样的威德呀！

第二天佳木斯大法弟子在四丰山召开法会。这一天天气格外晴朗，青青的山边小桥流水旁走来三三两两的大法弟子，快到开会地点时，一辆没有车牌的白色汽车从我身旁开过，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辆伪装警车，但转念一想，这么多同修都已经来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去。赶到开会地点，水库边已坐了一大片人（后来听功友讲参加法会的有170多人）。

法会一开始，首先是一位佳木斯功友讲了她正念闯关的故事。我早就听说东北学员能吃苦，就是想来听一听。这时功友知道我是北京来的，叫我先讲一讲，我站起来讲了一些北京功友助师正法的故事，刚讲到半截，突然从我们来的小路上开来一辆辆警车、摩托车，警察和便衣将我们团团围住。我举目望向远方的天空，天蔚蓝蔚蓝的，晴朗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我知道此时天上地上有许许多多的佛、道、神与我们同在，我又看看身旁的同修们，大家没有一人离场，我心中升起一念，只要有一个学员通过这次法会能走出来证实大法，即使被抓也值得。

这时一位大娘大声喊道：“欢迎警察参加法会。”学员中响起一片掌声，警察站在四周没有马上下手。我转身朝向警察集中的地方，大声讲述了大法教我修心向善、不求名利，身心受益的事实。当我讲到我修炼后多次拒收礼品，并将出国培训机会让给别人时，警察中却爆发出一阵哄笑。败坏了的人，他们已经不相信还有好人，他们认为正直无私是可笑的。随后，我又讲述了我为什么要站出来维护大法，也讲了北京同修在狱中集体绝食共同闯出魔窟的故事。我告诉同修们记住师父的话：“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在美国讲法》），我看到有的同修眼里噙满泪花。我讲完，一位50来岁的大姐站了起来，她说：“我是卖煤的，没什么文化，但我也要说一说。修炼了法轮大法后，我知道了该怎样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接下来又是几个功友站了起来，最后发言的是一位戴眼镜的40多岁的妇女，她说：“我没有走出去过，但这次我明白该怎么做了。”功友告诉我她爱人是佳木斯市法轮功辅导站站长，被非法关押了八个多月，才被放出不久。她家有20多口人修炼，十多人都被抓了。后来听说第二天她就去了北京上访，她爱人也去了天安门，后被带着手铐押回了佳木斯，他被判了两年劳教。

法会一结束，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便衣一把揪起我，把我拉到一边，接着又去拉其他几位发过言的同修，我们七、八个人被押上警车，被带到了四丰山水库派出所。

后来在看守所我听一个功友告诉我，那天我们被带走后，功友们开始被逐个登记，等他们想起来，我们已被带走了，他们觉得不对劲儿，怎么能让恶警把同修带走了呢？许多功友就去了公安局要人，恶警骗他们说几天就放人。她说我们被带走后，天一会儿就阴云密布，刮起了大风，接着又下起了大雨，狂风将自行车和人都掀翻了，小公共汽车也停在路上不敢开。后来有个功友听一个上山的老头说，开法会的那个地方被雷炸出一个大坑，雷劈死了一个像赶面棍一样粗的蚰蜒，血都溅到了树上。

法会后许多同修都去了北京，据说佳木斯市长也挨了批，说是“佳木斯什么都搞不上去，就法轮功搞的好。”

到了派出所后，我看见一个敞开的房间里坐着功友郑立彬（现被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他是在我讲话时拿走我书包的。我被带到一个房间，刚刚坐下，我想起书包里还有大法的书，我必须要回来，我就走进那个房间。书包和功友的身上都是土，我知道这一定是恶警们干的好事！我对警察说：“书包是我的，还给我！”警察问郑立彬是不是，他说：“是”，我拿过书包，先将电话本撕了个粉碎。警察将郑立彬带了出去，随后进来几个警察问我叫什么，哪儿来的，我告诉他们，叫大法弟子，是天上来的。恶警翻到了我的身份证，问是谁叫我来的，我告诉他们自己来的，法律没规定佳木斯不许来。这时一个长着一双鹰一样凶恶眼睛的恶警走进来，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一定是炼了七、八年至少也是五年。”我说：“两年多。”他怀疑地看着我说：“不可能”，接着他坐在铐着我的床上看着我，开始挑衅似地骂师父，我大声冲他说：“你闭嘴！”他瞪着眼没敢再胡说。当我说完这话时，就感到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警察要做笔录，我说：“我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人？哪条法律规定了炼法轮功的不能上山？你们都听见了我讲的怎样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错在哪儿了？告诉你们我一个字也不会告诉你们！”接着又进来几个警察逼问，610头目、一个瘦老头说：“你只要说不炼了，我马上就放你。”我告诉他那就永远别想！无论他们怎么问，我就是不说，最后他们没办法准备将我带走，到走廊上我对正被审问的功友喊道：“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外面天阴阴的，下着雨，我和牛进平被押上了一辆吉普车，车路过开法会的那条小路时，我看见抓我的那个便衣，他骑着摩托车浇的象只落汤鸡。车开出不远就雨过天晴了，我们被带到了郊区分局，他们又继续审问，我就是一个字也不说，最后被送到佳木斯看守所。路上他们说拿了我一百元，要给我存在看守所，可实际一分钱也没存。

四、邪恶的佳木斯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一个副所长见我胸前有书，就说：“书还没拿下来哪，你们就送来了？”送我的警察说：“十几个人都没抢下来，当时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都在。”这个副所长就说：“拿就拿着吧，反正他们满脑子也全是这个。”我们被带到牢房的走廊上，一女警叫我们靠墙站着，牛进平没听清就问了句：“什么？”一个200多斤的胖恶警上来就扇他耳光，我上前质问恶警：“你凭什么打人？你是警察还是凶手？”听我一喊，出来几个警察，我知道，我们是被关进了魔窟。

从我被抓时，我就开始绝食了，同监号还有两个去北京上访被抓回的同修，她们也在绝食。一天一个学员被提审，回来告诉我们，她在提审室被一个叫小袁的男恶警没头没脑地打了一顿，回来时没找对牢房，在走廊上又挨了一顿揍，犯人说这个恶警经常打人。我绝食的第四天她俩都被叫出去，一看是灌食就又跑了回来。之后那个姓袁的恶警来提我，我不动，他就叫人把我架了出去，到了门口，他抡起手铐就向我头上、身上乱打，并把我一脚踢出老远，摔在地上，他走过来又是连踢带踹。我从地上坐起来，大声质问他：“你凭什么打人？你为什么这么邪恶？”他打完我就不知溜到哪儿去了，围了一堆警察，我说：“叫那恶警出来，他凭什么打人？”负责管我的女警说：“走，我带你去提审。”我说：“我不去！叫那凶手出来道歉！他昨天就疯狂打人，今天他不道歉我就不去！”女警使劲连拉带拖把我拽出了走廊。

我被带到一间会议室，里面坐了十几个人，他们问我是哪儿人，叫什么，谁叫我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法律没说不许来。一个一脸恶相的中年男人说：“知不知道不许炼功，不许聚会？”我说：“法轮功是正法，教人修心向善，为什么不许炼？”他说：“你们是非法聚集，不允许。”我说：“怎么非法了？你们警察全听见了，我讲了修炼人的高境界，是非法吗？”他大声喊：“政府不允许。”我说：“政府错了也得改。”他蛮不讲理地说：“告诉你，政府不让炼就是法。”我说“政府也不是全对，不然也不存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平反，也没有对毛泽东评价的三七开，也没有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共产党不也讲批评自我批评吗？毛主席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要是全对，宪法也不用修改。”恶警理屈词穷就说：“咱们先不扯这些，就当聊聊家常，你先说说你叫什么，什么时候来的。”我说：“聊家常？那你先说说你是谁，是干什么的，你家几口人。”恶警听我这么说就急了眼：“告诉你，你要这样别说我不客气。”我伸出被恶警打的青紫的手臂说：“这就是你们的客气，这就是你们人民警察干的好事。”这恶警流氓相毕露，张嘴就开始骂大街，语言极其下流。看着他低劣的表演我对他说：“就你这素质也配和我聊天？”听到这儿，其他几个便衣先溜了出去，他骂了一会儿，觉得没趣也出去了。剩下两个小秘书模样的便衣，想套我话，对我说：“你是坐什么车来的，几点到的？有人接你吗？告诉我们，说完了就送你回北京。”我说：“你们就别费劲儿了，不就是想叫我出卖人吗？甭想！”过了十多分钟，我被带回了牢房。

看守所隋所长，叫人钉上地环给我带上了脚镣，并可笑极了的说我是北京来的大特务，随后他们将功友都调到别的牢房，只剩下我和十几个犯人。由于这里长期关押法轮功学员，犯人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她们有的看过书，有的还炼功，犯人们对我也挺好，还向我借书看，有时我们全体坐在一起念书，号长还叫大家不许说话，注意听。我们炼功时管教也不管，见我清早抱轮，就说：“又抱太阳哪？”我对犯人说这里管教还挺好，犯人说：“挺好？你不知道原来的大法弟子怎么遭的罪哪，一炼功，就手背铐着吊起来打，那女管教穿着大皮鞋，上板就踢。”原来环境是同修们放下生死开创出来的呀。

由于我被砸上地环不能动，只能由犯人照顾。第二天，恶警来灌食，我不从，他们就拿竹板撬我的嘴，见撬不开就用剪子，把我的嘴都给豁破了，那个副所长见灌不进去，就一脚踩在我身上说：“我治不了你，去，把男犯人找来。”一下来了7.8个男犯人，上来就要动手，我说：“走开，不许碰我。”我心想就是死，也不让他们碰我。狱医拿着比手指头还粗的管子，从我嘴里插进去，灌进了极咸的玉米面粥。恶警们在走廊上把功友们一个个按在地上野蛮灌食，我听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叫声，一个功友牙都被恶警撬碎了。

一天说是上级要来检查，警察叫各牢房人员都排坐整齐，并喊欢迎口号。当来人走到我们牢房时，我站了起来弄的脚镣哗哗直响，我向他们大声地喊道：“法轮功冤枉！”他们停在门前，一个女的趴在铁窗口上向里望，姓隋的所长转身堵住铁门上下挥动着手臂说：“对这样的顽固份子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就象文革中打砸抢，口中还喊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小丑一样。一天午休时，他趴在窗口对我说：“你吃饭，我就给你打开脚镣。”我说：“让我回家就吃饭，否则就不吃。”他气的扭身就走。

6月的夏天绝食绝水，人急剧地消瘦，鼻子都变小了许多，眼睛也凹陷进去。第九天两名女学员趴在铁窗口向我告别，她俩被无条件释放了，因为测不到血压，点滴也打不进，邪恶害怕了，不得不放人。一天监室里关进来一个功友，她叫付淑玲，她也在绝食，她是法会后去天安门拉横幅被抓的。她告诉我，法会后许多功友都去了北京。因为她爱人是一家百货公司的负责人，她被允许先回家，说是保证以后不再进京就不用送看守所，否则就离婚，她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她说他们结婚许多年从未红过脸，她签完字以后她爱人哭了，她也很伤心。邪恶政治集团害得人家破人亡。

又过了些天，恶警再次提审，仍然没能从我嘴里捞到一个字，最后我被架了回来。绝食十几天时，他们量我血压高200多，他们开始给我打点滴，不知打的是什么药，打到第二瓶时，我手脚冰凉，浑身发冷、麻木，同室犯人拍打铁门喊来狱医，狱医说我对这些药不适应，拔下点滴要送医院，功友和几个犯人全哭了，我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他们将我抬上了一辆车，狱医趴在我耳边说：“这次我非把你弄出去不可。”在病床上，迷迷糊糊间，我知道有人给我摘了脚镣，醒来时，看我的人已变成了办案警察。他们告诉我：“你都要死了，血压150－240.”由于输了太多的液，一女警察举着瓶子陪我去了两次厕所，我回来坐在走廊椅子上，不想再进病房，他们叫来护士给我量血压，量了三次，护士小声自言自语：“怎么这么高？”后来她和警察说没事，警察要开证明，她说不用。他们就把我带回了看守所，可看守所不收，送我的警察不断地打电话联系，最后在一间预审室呆了一夜，第二天我又被关进牢房。我绝食了十九天，吃饭的第二天，狱警骗我说出去学习十天，然后放回家，我带着脚镣被押上了车，车上坐了六、七位大法弟子，其中有牛进平，我这才知道被判了两年劳教。现在想来，当时我要是做的好，不给邪恶留一点空子，我就可以破除这次旧势力的迫害，而不是反而加大魔难。教训是不应该重复的。

（待续）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27/213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