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2002年2月11日第一次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如此丑恶的地方。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是圆的，由美丽而有生气的生命占据着，是天堂之门，而不是那些旧势力聚集的纪念碑式的建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把和这个地方有关的各个空间都正过来，对宇宙中所有正的因素负责。我一边在广场上走着一边不断地发正念。

我对警察持有一种傲慢的态度，于是我给邪恶留了一个漏洞。一个警察向与我同行的另外5个人走了过去并且开始提问题。因为他面向着他们，我就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几秒钟后他向我走了过来，想看看我的书包里有什么东西。我的包前面的口袋里有一本《转法轮》。我想我会被发现，被捕，但这没有发生。因为我没有考虑到与我在一起的其他人，只想到我自己的成败，这完全是个自私的想法。我有一些害怕。因为我不想自己打开包，就把包交给了警察。我心思的一半开始发正念。但是我只能记住正法口诀的前半部分。他要我自己打开包。我先打开了上面的口袋，让他看了是空的。然后我打开一个侧面的口袋，同时试着挡住前面的口袋。当我试着打开另一个口袋时，他已经开始向我道歉说他搞错了。我体会到了正念的威力和对大法书负责的重要性。那天晚上我到一个餐馆去时，我认识到了这次请愿的神圣与伟大。我看到了早上自己的执著与傲慢。这时我对所有人的慈悲心出来了，特别是对中国同修——如果他们去了天安门而被捕之后还能活着出来的话，他们面临的是无家可归。

第二天我们坐在房间里学法，和其他英国学员交流。我们也谈起了明天将会在天安门发生什么事情，如何做准备等。我对放在桌子上和窗台上的书与旗子感到不安。我想把他们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经历了那天的事情后我想要对自己负责。我悟到我不应该依靠其他人，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然了，小组交流也是不错的。

转天外出又回到旅馆后我立即被一个警察叫住了，他不由分说地要看我的护照，还想知道我的房间号。他问我，“你知道法轮功或法轮佛法吗？”我说，“什么？”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不能接受邪恶的安排。那个年轻的警察看上去被搞糊涂了，他看着手上的纸。我非常平静地问他：“我做错了什么事吗？”他却回答说：“等一下”然后跑到服务台去仔细地看他手里的纸。另一个警察走到他的面前好象说了否定的话。我知道正念和大法慈悲救度的威力。当我向警察要护照时他们把护照还给了我。他们告诉我，我必须离开旅馆因为有人犯了法。因为我付了两夜的房费，我向他们要钱。

我请服务员跟我回到房间打开了门，我以为房间里没有人。他打开门后就下楼了，我进了房间后发现几个同修坐在里面。他们告诉我，英国学员已经被捕了。我们开始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我说警察没有怀疑我们，我们应该换个地方住，准备明天上午的事情。两个警察，一男一女来到我们的房间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我知道他们的阴险用意是要我们住进他们监视下的“旅馆”。于是我问他们有什么建议。他们建议的旅馆离机场太远，我们不会去。她立刻说我们可以住在我们想住的地方，那只是他们的建议。然后我告诉他们可以离开房间了，我们准备好了就会下楼去。

2月14日，还不到下午2点。当我们爬着通向天安门广场的台阶时，2个女警察叫住了我们。他们无理地要搜我们的身。他们发现了我的旗子，非常害怕，很紧张，立刻叫来了其他警察。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开始喊“法轮大法好”，我也立即喊了起来。马上有4－5个男警察抓住了我，他们粗暴地对我又拉又推，把我拉到了广场边上停着的一辆警车上。我被动地抵抗着并把脸转向广场的方向，尽力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好象没有什么力气似的，抓不住我。我知道这是大法正义的威力。我内心平静，也为我能在那里证实大法而高兴。我一直在用中文喊着“瑞典，丹麦，挪威，欧洲知道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过了一会儿，我被推到车中，又被强按着坐在右手第一个座位上。警察试着按我的头不让我说话。于是我坐下来双盘腿。他又向我尖叫让我住嘴。我友好地把胳膊拦在坐在我身边按我头的警察的后背上，拍了拍他的肩膀，心生慈悲，希望师父能救度他们。后来我开始以这个姿势唱起了《法轮大法好》。那个警察因从未听过这个歌而神经质地笑了起来。可以想象在另外的空间这歌声是如何震惊并铲除了邪恶。

我们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一直在唱歌。当我们到达时，到处都是警察。我见到了前一天晚上负责的那个警察，他吃惊地看着我。我知道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大法的伟大是多么强烈地震撼了他，同时清除了邪恶。我微笑着走向他，与他握手，他没有对我笑。那天晚上到我们房间去的那个女警察也在那里，她忍不住地带着惊讶的表情向我笑了笑。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并与她握手。

有一位同修在衬衫下面藏了一面旗子。在警察局里我们打开了旗子，警察们大惊失色，十分愤怒。他们试图用暴力把旗子从我们手中夺走，但没成功。我们在“拔河”中赢了。在这恶劣的环境下邪恶被有效地清除了。

当他们拉我时，我使劲地拽着另外的2个同修。因为他们第一次拉我的上身没有拉动，于是他们拉我的腿。2个警察因用力过大把我裤子上的拉锁和扣子都拉开了。最后他们把我和同修们分开了，把我拉到了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一个警察抓着我的左臂，同时又把我向上拉，还三次用膝盖压我的肋骨。我一直在唱着《法轮大法好》。

有2个警察认出了我就是前一天晚上被他们非法从旅馆赶出去的人，他们对我特别凶。我继续面带笑容地唱歌。我向一个年纪大一些的警察伸出手，他粗暴地挥着手，凶恶地哼了一声并狠踢我的下腹来吓唬我。那个年轻的警察恶狠狠地叫着“你还记得我吗？让你尝尝厉害！”

我们被带到停在警察局外面的一辆车上。坐在我身边的警察看上去很年轻。我又唱了一会儿《法轮大法好》，然后向身边的警察讲清真相。我用我仅知道的中文向他讲话，但是我发现他不懂英文，我没有办法使他开口。

我们到了离机场不远的一个临时拘留所（好象是一个旅馆）。3个警察审讯我。我只是保持平静。当我们从电梯里走到走廊中时我的嘴被一个便衣警察用一个杂志卷打了一下。我向他回以微笑。我想我要全力清除邪恶，尽力助师正法。我必须制止这场迫害。从一开始我就要求与瑞典使馆联系并告诉他们这是我的权利。

我告诉警察，我的名字叫法轮大法，我从真善忍中来，根据在中国公认的法律，人民有信仰与集会的权利，无论什么生命和社会都会因为遵从真善忍而受益。因为我抵制迫害，不喝水，不抽烟，这使他很沮丧。他可能喝酒了，因他呼出的气中带有杜松子酒味。我告诉他，无论他们对我如何我都要遵从真善忍。我还告诉他，师父说，“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他们永远也不能改变我的心，即使他们把我打死我的心也在真善忍上。

当我和其他警察在一起时我向他们讲自焚真相，这个警察总是静静地听着。我问他读过《转法轮》吗。我告诉他如果没读过，就不能知道法轮大法的真相。如果他能读这本书，那将是他生命中最美好，最有意义的一天。

我被带回房间后我坐下来发了大约一个小时正念。我觉得精力充沛，祥和，平静。我腿上的疼痛和不适也已经消失了。同时其他的同修也在警察的注视下炼起了功。在炼法轮桩法时我清楚地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我穿过不同的地方和建筑物在飞行。

后来有一个上年纪的矮胖，戴眼镜的便衣警察（也可能是610办公室的）审讯了我。他说要把我送到监狱去。他还吓唬我说我会被终身监禁，没有人知道我在那里。然后他从我的钱包里拿走了我的钱。他数了数钱，说我这些钱要用来交我在监狱里的饭费，然后他奸笑了一下。我坚持在法上，我想我不承认邪恶旧势力的安排，只按师父给我安排的路走。我们6个弟子终于有了机会向在屋里的警察讲清真相。我也同时讲了自焚真相。有些警察不想听，很愤怒。每当我说“法轮大法”、“真善忍”时那个年轻的女警察都不舒服。

最后，我们被带到了北京东北的一个监狱。德国弟子Andre和我被带到附近的一个医院，因为他们想查我们的血压。他们让我手扶墙面对墙站着。我说我不要对着墙便转过身来。那个矮个子（也许是那个吓唬我说要终身监禁我的人）很不满意，他向我叫喊着还非常粗暴地把我推向墙上。我又拒绝了并转过身来。他们又推了4－5次才放手。当给我量血压时，我拒绝坐下，拒绝脱衣服。他们又粗暴地把我衬衫右边的袖子撕开，扣子掉了下来，脱了我的衣服。我就这样站着时他们给我量了血压。我放松了胳膊发正念。他们用中文不安地讨论着测量结果，可能是太低了。有个警察提到了功字。他们可能想我是用我的功控制了血压。

我们回到监狱后，他们让我们把衣服全部脱光。我坚决拒绝，并告诉他们别碰我。他们撕开我的衬衫扣子，我不断地反抗，最后一个警察把我的衣服脱了下来还拿走了我的鞋。过了一会儿，彼得和我被送到了一个已有8个犯人的号子里。号子只有20平方米，而且有一个24小时的监视器。我们充分利用时间向犯人洪法，炼功，发正念。因为是假期，犯人可以到走廊里看电视。我觉得这一切就象幻觉，狱警发给犯人们食物，糖果，香烟，同时又为了表示他们的严厉而以殴打，折磨等方式来吓唬犯人。在走廊里坐着时我一直在心里背诵着《论语》，《洪吟》和我能记住的《转法轮》中的段落。彼得和我只有2条薄毯子，我们一起挤在只有1米宽的在水泥上铺了一层塑料的过道上。

一个伊朗犯人对我们讲到的修炼很感兴趣，彼得给他写下了师父的经文《心自明》，晚上在他读这首诗时我帮助他理解诗的含义。我还写下师父的另外2首诗和《论语》的段落。我讲了许多关于修心最重要和要遵从真善忍的话，他一直都在激动地听着而且还笑着说“对，对。”有一个中国人甚至还学会了唱《法轮大法好》的歌。我们炼功时他们都变得很安静。他们对我们如何生活都很感兴趣。有一个犯人还教我如何写中文的“真善忍”这三个字。因为我们是被非法监禁的，为了抵制邪恶迫害，我决定星期五晚上开始绝食。我要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想被他们利用来表示西方法轮大法学员在中国监狱里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2月16日晚上两名警察中年纪大的，曾经对我非常粗暴的那个又审讯了我。我不断地发正念，背正法口诀。但是我当时的心态不够平静，有些发急。除了告诉他们我想要什么之外，我不说话，抵制他们的迫害。半小时之后他们把我送回到号子里。

2月17日，星期天我与一位瑞典使馆官员和两位联合国官员见了面。我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他们如何撕坏了我的衣服，打我，用膝盖压我，审讯我，骚扰我。我说我左边的一条肋骨可能有轻微的骨折。我想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我不应该因为炼法轮功而在这里。联合国的女官员说，中国把法轮功定为非法，是XX。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一个修炼法门，是气功，遵从真善忍。我想让他们知道真相而不被江泽民集团的谎言与宣传所毒害。他们说他们会为我订回国的机票，如果订不到第二天的就订第三天的。后来警察又要我从车里出来还要照相。他们不断地想方设法达到目的，但在他们拍照时我只是闭着眼睛，单手立掌于胸前。

我在最后那天晚上看电视时和一个美国弟子谈了不少话。我鼓励她要勇敢地抵制邪恶。在回到号子之前，我对她说“要有决心”。她是最后一个离开监狱的弟子。

2月19日，星期二晚上8点半左右，我被释放了。我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喊了“法轮大法好”而被关押了4天4夜另19个小时！我被送上了一辆警车，车上有我的行李。我检查了我的行李，发现了我的那本《转法轮》不见了。但后来在衣服的下面找到了。一个警官很快地夺过书来翻了起来。几秒钟后，他把书还给了我。我告诉他我的相机不见了，我要把它找回来。但是相机再也没有回到我的手中。然后我在那肮脏的车里铺着的几张报纸上坐了下来。除了司机以外，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在警车后面的玻璃上写了“法轮大法”几个大字。我很高兴，因为这几个字可以随车洪法。

在修炼过程中，我明白了和其他同修交流的重要性，也懂得了过好关，去执著，提高心性在另外空间的殊胜。

最后让我以师父的经文来结束我的发言。

谢谢。

（2002年3月欧洲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有删节）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17/210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