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7月10日后我离开了中国，回到洛杉矶。现在31个月过去了，我想与大家交流一下我在天安门广场的经历。

今年2月10日我与吉娜、马克一起去了中国。星期一晚上我们到达北京。我们把行李放在旅馆，然后我们就去天安门广场走走。走在通向广场的大街，我看见一小群中国人在照相，一个男的与一个女的手挽着手，可爱的中国小孩穿着厚厚的冬衣走在父母旁边。我观察着这些中国人，心想：这些和蔼可亲的人有多少会相信政府散布的关于法轮功的谣言？有多少人知道真相？有多少人记得1999年7月之前法轮功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与接受？

星期二，我们三人一起炼功，学法。星期三，我们炼功后去了颐和园。一进门，一个中国妇女主动提出给我们当导游，我们接受了。45分钟后，我们跟她谈起法轮功。我告诉她西方社会都谴责这场迫害，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好。我说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他们不应该遭受迫害。

星期四早上，我们准备去天安门广场。我用中文在条幅上写下“真善忍”三个字。我们乘出租车到达广场。我们注意到所有的入口都有警察把守。我不明白广场为什么要有那么多警察。在迫害当中，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用暴力还击过，根本没有部署这么多警察的必要。

我们被警察粗鲁地拦住盘问了三次。几分钟后，我们就散开了，各自在广场周围转转。我碰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我向他展示条幅之前我用中文告诉他法轮功很好。几秒钟之内，警察夺走了我的条幅，把我拖进了警车。我试图说法轮功好，他就堵我的嘴，殴打我。看到他怒气冲冲的样子与恶劣的行径，我感到非常奇怪与不公，因为我只是说“法轮功好”，对他没有任何的伤害。

我想与你分享一下我被非法关押后与不同警察的对话。我早计划好了要跟他们讲真相。

当车子开往机场附近的看守地点时，我坐在一个英语说得不错的警察旁边，我说“真善忍好，对不对？”她说：“那当然。但既然讲忍，那你们为什么还来天安门广场？”我说向政府申诉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忍并不是对不公无动于衷，让其无法无天。我问她：“法轮功为50多个国家所接受，可以自由炼习，为什么只有中国迫害它？”她很尴尬，无言以对。另一个我希望问她的问题是：“在其他的50多个有法轮功学员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炼功发疯，施行暴力的事情？为什么那些诋毁法轮功的事只有在中国发生？”

下车后，我被带到一间屋子受警察审问。他问了我的名字，从哪儿来，然后就问我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我告诉他中国的宪法赋予了人们请愿、集会、以及表达的自由。他无耻地说道：“我们并不依照宪法办事。”

他声称我们去天安门是破坏社会秩序。恰恰相反，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我只是展示了一块写有“真善忍”的条幅，以及说了句“法轮功好”。这破坏了什么？如果有任何人从我旁边经过，并读一读那块条幅，我想他会更加平和、放松。真正破坏社会秩序的是警察，是他们在逮捕并殴打我。自从迫害开始，这样的事就一直在发生着。我所交谈的许多中国人试图用破坏社会秩序来为迫害辩护。我问他们：“为什么从1992年到1999年没有破坏社会秩序？”

还有的中国人对我说：“你不了解中国。在你谴责中国之前你应该好好了解一下中国。”是有许多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文化，思维以及政府政策，可是，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对错。

一个上周去过天安门广场的纽约学员说警察拿了他的手机，在手机上打了一行字：我相信你。我知道法轮功好。对不起，我们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我去中国证实法轮大法，让中国人知道：西方人知道法轮功好，我们知道迫害在发生。我希望他们能扪心自问，他们是否认为他们迫害法轮功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当我被关押的时候，我意识到在这样邪恶的环境我受到更多的束缚。许多次我没有走出人来，我意识到我对善的理解很肤浅。我觉得那些能够战胜这种环境、坚定正念的中国大陆的学员了不起。他们真的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