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历史的回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明白今天的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所处的危险境地，就必须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走过的历程。这一过程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从建国前三十年物资上的贫乏（自然资源丰富）到今天的物资上的繁荣（自然资源危机）的变化。在社会生活上则表现为道德伦理急速下滑，价值观堕落的过程。在毁灭性资源开发的同时，人们在经济上得到了一点实惠；而道德伦理日益的败坏，却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在中国，你要问曾经生活在五十年代的人，他（她）会告诉你，五十年代初，他们生活的很幸福。这并不是说当时的物质上如何丰富，而是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准比较高，全社会几乎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状态，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虽然其间也有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但是基本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没有大面积地触及到老百姓的生活。

可是自从五五年的「肃反」运动，矛头就开始指向了人民内部，中共的打击面开始扩大。据估计在「肃反」运动中受审查的就达四百万人。继而由于当时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赫鲁晓夫上台与东欧的“反革命事件”的发生，令中共的领导人惶恐不安。为了巩固其统治，进一步肃清潜在“敌人”，一场“引蛇出洞”的闹剧就此开始了。先是“大鸣大放”，从中央开始鼓励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指出国家的各方面弊端，来促进国家的发展；然后又在一夜之间将这些人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大帽子。五十五万正直的、敢讲真话的有识之士就这样背上了可怕的政治罪名，被下放农村劳动或发配边远地区。多少人因此妻离子散，饱受折磨。几十年过去了，回首这一场精心策划的所谓“阳谋”，它使得无数正直善良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从此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讲真话了。

紧接着，在一九五八年，中共又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运动”。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大跃进”的结果导致了经济上的大后退。更可怕的是，其负面影响远不止于是经济上的。人们似乎汲取了反右运动的讲真话的教训，大开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说大话、说假话之先河。随着一个个攀比、虚报的“卫星”放上天，“亩产过万斤”的谎言也被以假当真，一时风靡全国。无数普通的中国百姓从那时起，告别了自己勤劳质朴，正直善良的传统美德，习惯了大话和假话。虽然还有敢于讲真话，反映农民疾苦和“大跃进”真实情况的人，可他们却遭到了无情的打压，成为了“反右倾运动”的牺牲品，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开国元勋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中国从此步入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谎言怪圈中，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传统美德的丧失，人心的变坏，接踵而来的即是来自上苍的严厉惩罚。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虚报产量而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以及苏联外债的压力，内外交困之下，几千万人死于饥饿，酿成了近代史上的一出悲剧。

当时的中国经济被人祸摧残得摇摇欲坠。六六年，依旧对自然灾害心有余悸的中国人刚刚喘过一口气，一场空前的浩劫又降临在人们面前，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全国八亿人口中，至少有一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工农业总产值出现了连续负增长。历史表明，十年文革不仅仅使中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更加使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巨大重创。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状况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破四旧”，“批孔”，先人们留下的优秀传统文化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在无神论的思想统治下，人们不再相信善恶有报的客观规律，道德的丧失使许多人变得不择手段，为所欲为。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意识到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在只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不重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下，精神追求被置之一边，道德的下滑及无神论的思想使得个人欲望却被空前地放大了。于是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官员普遍开始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应运而生。所谓的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神话，不过是被特权阶层利用来掏空国库，蒙骗百姓，中饱私囊的又一场把戏。中国二十年的最大成果不过就是用国家和百姓的血汗养肥了一批贪官污吏，而相应付出的道德代价、经济代价、环境代价也是相当惊人的。

回首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每当社会、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都是人类道德急剧败坏的时候。道德才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于保证。而中国建立在道德全面败坏基础上的这场改革开放，它的基石是如此的不稳固，所以它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而面对当前这样潜在的经济与社会危机，无数的中国人还被表面的繁荣所蒙蔽，看不到背后的真实情况。

２、残酷的现实：虚假繁荣的经济面临崩溃，人民的社会生活空前的混乱

（1）官方统计数字造假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质可能是负增长

【据BBC中文网3月28日报道】国家统计局内部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经济数据造假的问题相当严重，去年5月到10月期间，全国共发生62000多起违反大陆数据法的案子。中国国家统计局再次证实去年经济增长7.3%的同时又承认大陆的大多数经济数据的准确度存在问题。别有用心的人则利用它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欺骗民众。为弥补其腐败挥霍和打压好人导致的国库空虚，搜刮股民和储民的血汗钱，骗取外商投资。中国官方公布一九九八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率为百分之7.8％，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是实际增长率为负２％到正２％；中国官方估计一九九九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率为百分之7.1％，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是实际增长率为负2.5％到正2％。负责向中国贷款的世界和亚洲银行的官员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率可能被夸大，而其它指标则被降低。”

【英国广播公司3月19日报导】中国去年经济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官方宣布的数字--这是美国一位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提出的观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字，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为7.3%。统计局的公报说，由于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5,933亿元。

数字不可信

不过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图罗教授说，北京官方公布的经济数字不可信，没有反映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法新社报道说，图罗教授在会上分析，在中国宣布增长7.3%之时，作为南方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香港的增长则几乎为零，这作何解释？

两者必有一错

他说，“两者必有一错，不可能全对。”图罗教授说，尽管中国的外贸非常成功，但是国内经济却并没有像北京所描绘的那样成功。他说，另一方面，中国的外贸在过去五年里“疯狂般的上下波动，”但是经济却保持稳定，这令人感到怀疑。64岁的图罗教授曾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思龙管理学院院长和该校亚太研究倡议协调人。他的专著多次登上《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排行榜。他的新著《建立财富：在知识经济中个人，公司和国家的新规则》正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谈到中国经济时，图罗还分析说，另一个疑点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在一年之内从10%下降为零，与此同时经济却继续稳步增长。

20%与80%

属于20%的增长领域？图罗还提出，北京说中国年经济增长为7-8%，但是同时还说80%人口聚集的农村地区的增长却很小。“那么这20%的人口究竟要发展多快才能补上其余不增长的80%呢？”这个问题可能连很多中国官员都很难回答。

以上是来自BBC19日的最新详细报道。

（2）经济成长中的结构性问题：沉重的国企包袱

企业倒闭了，职工下岗了。尤其是那些为企业奋斗一辈子的退休老职工更是两眼一片茫然和困惑，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寄予一辈子希望的企业，如今对他们撒手不管了。上班的时候，拿的是低工资，奉献于国家的资本积累，可是到老了，却没有人管了。

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冷酷地碾过了人们的心。然而，毕竟民以食为天。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下报道：
反腐败，求生存，工人走上街头
北京上海广州等八城市爆工潮

【大参考消息】2001年11月18日，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大庆、武汉、呼和浩特等八个城市，同时爆发工潮，抗议厂方腐败，无理大批解雇工人，长期拖欠工人工资，要求归还他们的工资，解决极为贫困的生活困境，要求当局停止侵犯他们的劳动权，生存权，给他们工作机会。

2001于3月31日下午15万吉林长春工人（主要是交通、城管系统）突然包围了省委、省政府两个大院。

【中央社记者陈幸慢香港十一日电】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中国大陆辽宁省辽阳市六个工厂共五千名工人在当地市政府前示威。

【人民报消息】今天（2002年３月４日）４－５万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又包围了大庆石油管理局机关大楼，这是有史以来，发生在大庆油田的规模最大的群众抗议集会。目前，大庆油田共有有偿解除劳动合同职工７万人。

【英国广播公司2002年3月初消息】中国黑龙江省大庆油田的五万名下岗工人连续多日在大庆石油管理局前示威，抗议官方削减他们的福利待遇。香港的中国工运活跃人士韩东方说，政府已经调来了武警和在附近驻扎的解放军坦克团。

【人民报消息2002年3月13日】辽宁省辽阳市有1到2万多名下岗工人在市政府前示威请愿，要求解决下岗工人生计。辽宁省因为有大量破产或滨临破产的国有大型企业，工人对于工厂管理者的腐败，和政府部门对于工人基本生活的漠视普遍感到愤怒。

【香港人权民主运动信息中心报导】
（一）二０００年十二月五日大庆第二建筑公司欠发工资达两年之久，千余工人连续卧轨数日，被迫以生命抗议。
（二）二０００年十一月三日报导：二０００年十一月廿七日安徽省滁州市纺织工人集体卧轨、致使京沪线中断8小时，二十班次火车延误。

失业大军

一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星期四引述该部的统计数字说，去年（2001）年底中国城市的失业率是3.6%，为681万人。国际上的一些分析家认为，上述这些数字极大地低估了中国实际的失业数字，因为中国官方仅仅把那些登记找工作的人归入失业人口，而没有把所谓的“下岗工人”计算在内。

根据《中国日报》的说法，到去年年底，在中国的八亿农业人口中，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20%。

【人民报消息】中国政府将对二千九百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资源枯竭矿山实施关闭破产，中国政府今后四年内需要划拨二千九百亿元的巨资，用于添补破产企业的银行呆坏帐。而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退出市场，将导致五百七十多万企业职工面临失业。

下岗工人的生活

东北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工人铁西区75万人口超过50万下岗

目前全国有六百八十多万工人下岗，铁西几占十分一，七十六万人口中有几十万（官方数字二十万，下岗工人说五十多万）下岗。

1、没钱医病更没钱死

病和死是铁西下岗工人的「头号敌人」，生病了就只有等死，因为再没有医疗福利，看病动辄要花近百元，这可是摆地摊大半个月收入！更可悲的是，殓葬费是天文数字，他们连死也不能。

2、吃干萝卜咸菜过节

四十七岁的韩爱华，九六年从沈阳机齿轮厂下岗，现在替人擦鞋，丈夫更早在九四年已从运输公司下岗，现替人配锁匙，二十二岁儿子还在念书。这样的三口之家在铁西非常普遍，每天只有十元八块收入，「咱家没年没节，早上起来、中午、晚上都是吃这个，就倒点辣椒油拌饭。还想吃鱼吃肉？有钱嘛？咱家就是这样！」下岗女工韩爱华边说边指饭桌（实为多用途桌子）上那碗已变干的萝卜辣咸菜，还有那碟不知蘸了多少天的辣酱油。“（现在）还说什么最低生活费，什么每个月两百块，我们一分钱也没有！过年了，还是一分钱不给。”

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1994年前后，夫妻先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的五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面撒下了耗子药。

笔者在那时候也在沈阳，曾听朋友讲过此事，辛酸的泪无处流。八年过去了，家乡的父老，还在为每月100圆钱的生活费而奔波吗？听说那些年有很多人修炼了法轮功而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摆脱了医疗费的困扰。可是如今，为什么这个教你们人心向善，给你们带来健康的美好功法却遭到江泽民邪恶集团的疯狂镇压？

下面是来自《大参考网》的报道，下岗工人自杀率和自杀死亡率比十年前分别高了29%和28%。

在广大人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的中国，江泽民邪恶集团却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幌子宣传和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欺骗和愚弄广大人民和国际社会，使广大的中国人民蒙于灾难之中。

（３）十亿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在下降

据《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回忆，1993年3月，万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在自己任上所作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将全国所有农业大省主事官员集合在北京，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四起。几天后，他便辞去一切职责，回家颐养天年。

7年以后，2000年8月，在中国中部贫穷的省份江西发生了四万名农民集体进行连续五天的暴动。几乎在同时，在河南南阳，发生大规模的警民冲突。

1998年，中国总人口一共123，626万。其中乡村人口占去86，868万，占总人口的70.08%。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幅连年下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98年收入为0的农户比例为16%，而1999年这个数字更进一步扩大，收入为0和负增长的农户数量居然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多”；一些地区返贫现象严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世界银行的修正值，1995年城乡收入比为4：1，到2001年3月为5：1左右。

根据有关资料知，90年代国家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和8.3%；而同时期来源于农业的税收却大幅度增长。农村的问题就是农民太穷太苦了。90年代以来，可以说三农问题每况愈下，特别是在内陆。负担越来越重，种田甚至亏本。与此同时，农村的公共事业，如医疗、道路、电力、教育、水利设施建设等等，投入不断减少，情况越来越糟。中国著名的《南方周末》在2000年6月刊登了湖北省监利县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一封来信。这位农民父母官在他的信中感叹：“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在接受不寐周刊的专访时，李书记说：“简单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农民没有获得中国公民的权利。从政治上讲，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中国农民占70%，70%的人就像哑巴一样的生活着，这是多么的悲哀啊！在农村农民的人年均收入不到1400元，农民却要征收200-300元/人的人头税，农民交不起税，就管他们叫“刁民”，让“刁民”下跪、办“学习班”、关“小黑屋”是基层干部常用的工作方法，但城市人均年收入6000多元，却很少有人纳税，相反国家每年都拿大笔的钱补贴困难城市居民；农民种地亏本，靠种地没法生活，要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却要花几百元办齐各种证明才能离开农村；农民进了城，还要花几百元在城里办很多证明才让住下来，否则城里人随便可以把农民送进收容所、遣送站，除让农民过非人的生活外，至少要花上千元钱才能出“狱”；农民在工厂里打工，除了每天工作13个多小时、仅拿300元钱外，随时都可能受到打骂，几乎没有自由，也几乎没有部门为这些“奴工”说句公道话；城市人有社会保障，农村人没有；城市人可以贷款消费，农村人贷款生产都不行；政府定价110元/百斤要农民生产粮食，农民生产后政府却只按80元/百斤收购，你却从媒体上常常看到“农民不讲信用”的指责；农村的基础设施都必须自己集资办，最后还归国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却是国家包办，但农村的电费、电话费却比城市高出许多……”

如果说中国虚假繁荣的经济还曾给城市带来一点亮光的话，那么占人口百分之７０以上广大的农村仍笼罩在一片黑暗中。

（4）由财政赤字，高失业率与庞大的军费开支透视着中国深度的经济危机

有不少中国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在这些年中发展很快，几乎每年都达到了7%以上，因而沾沾自喜，觉得虽然面临的问题依然不少，但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真实情况的是这样吗？

在人大刚刚公布的财政预算报告中，预计今年的财政赤字将会达到创纪录的3098亿元人民币（约合370亿美元）。这个数字与去年的预算赤字相比，增长了19%，与去年年底所统计的实际财政赤字相比，则要高25%。此外中国政府连续多年所实行的赤字财政已使债务水平已经高达四千多亿元，临近国际警戒线。巨额财政赤字后面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其实大陆近年来持续的高增长就是依赖着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带动不景气的国内需求，掩盖了实际上增长非常缓慢的经济，维持着表面上的虚假繁荣。

首先大陆官方希望依赖巨额赤字缓解高失业率下的尖锐社会矛盾。现在最令中共头痛的就是农村一亿多的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几千万的下岗工人。他们往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又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因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那么政府只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以国有企业投资为主导来控制不断提高的失业率。大部分的经济专家都认为，大陆必须每年至少维持百分之七的经济成长，才能将失业率稳定下来。

另外庞大的军费开支也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大陆国防支出今年成长百分之十七点六，达到两百亿美元，这也是中国大陆连续十三年国防预算以两位数字百分比成长。专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的军费支出比公开的数据要多得多，应该是官方数字的五倍左右。这笔钱主要用于更新军队装备，改善军人待遇，防止部队人才外流。

有关学者早已指出，以政府财政支出来支撑的、以国有企业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后果令人担忧。因为无论政府用于扩大支出的资金主要是通过什么手段来筹集，都必将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无利可图将导致投资者失去投资信心，实际收入减少也将使得消费者减少消费需求。因此虽然政府扩大了支出，但却导致民间投资减少，所以并没有使投资总量增加。连续三年以来，在政府投资以大大高于国民收入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民间的投资的增长却大大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扩张财政政策消极作用。而且实行这种政策的时间越长，它的消极作用就越大。

财政扩张使民间投资减少，再加上国企改革步履艰难，投资效益低下，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势必造成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这一点也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两年来前高后低的走势所证明。另外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在新的一年里不会有较大的改变。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扩大出口没有太大的余地。财政扩张还导致国家金融体系面临更大的风险。

（5）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一个标志：改革开放的“宠儿”股份制是如何不治的

随着中国“股份制改革”的推行，股市被人们炒得热火朝天。然而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股票市场股价与企业经营业绩脱节。同等条件下，中国股价与投资回报之比是国外的60倍（数据待考）。那么，曾经被认为是搞活中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一济良方的“股份制改革”到底怎么样？企业股份化后到底经营得如何呢？

2001年7月据大陆报载，在股份制、国有和民营三种类型的企业中，股份制企业效率最差，甚至低于国有企业。有关方面的更大规模调查，结论是企业效率是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而计的，民营企业这一数字的平均值达到13.95％，国有企业为8.11％，而股份制企业仅为7.79％！可见股份制改造后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在竞争中体现其优势。而这些公司，基本上是在脱离了原国有企业非盈利业务后组建的，效益却还不如未改造前，原因何在呢？这只能说明中国的股份制企业只是图有其名，而实质上并没真正按照股份制的要求来运作。

在股份制方向提出来之初，学者们还醉心于设计股份制公司体制管理的蓝图时，深、沪两地的“股疯”悍然登陆，一直被理论界忽视的股份制的融资功能马上被众多的企业经营者一眼看中、并充分利用。时至今日，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都逐渐明白了：“股份制”只是被企业用来“圈钱”的一块招牌而已，它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制度上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

因为国有资本的利益与企业的经营状况连在一块，那么国有股权就承担着企业的收入风险与破产风险，那它当然要参与经营决策。这样政、企依然难以分开。那些企业管理精英，他们对上自称企业，对下则代表政府，上面无人约束其权，下边无法过问其职，赢利了则可中饱私囊，亏则由政府承担。结果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还是责、权、利不符，权力很大，但经营亏损了还是不负责任。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期望他们能努力把企业搞好呢？腐败、造假与权钱交易也就无可避免了。

那么怎么还会有如此众多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热衷于这样的股份制呢？

一个促使国有企业改制的动力是，逾90%的企业想借此来逃避银行债务。因为这些企业根本上是在脱离了原国有企业非盈利业务后组建的，所以可以把负债的大包袱名正言顺地卸给国家。中国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成立了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了工商、建设、中国和农业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一万三千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并陆续与一百多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签订债转股协议。但是这一举措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2000年底，51％的改制企业（32140户）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2％（总额为5792亿元），占当年GDP的2.07%。大量的银行坏债实际已成为随时能摧毁中国经济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另一个更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各地政府和企业掌权者把“股份制改造”变成了一次对国有资产的大瓜分，或曰“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或叫“权钱交易”。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仅录其一：曾被奉为“股王”的深原野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上市公司”，曾以“150万元起步，两年间净资产增长60倍”的神话名噪一时。实际上当初的150万注册资本均系两家国营企业所有，其中却有40%被两个个人和一个港商盗为其虚拟投入。之后几易其主加上“空手道”花样，公司帐目虚涨至420万，港商取得了控股权。终于等到资产“升值”了2754万元后，董事们决定对“升值”部分进行变现处理并进行分配，其中个人股东247万，几乎没有汇入分文的港商得2467万，其中807万通过各种渠道汇出境外。至原野上市前，港商的账面投资已虚涨到6460万，占全部股本的98.6%，而投资最多的国有企业只占1.4%，而且是只是对公司决策没有发言权的不参加优先股。为了骗取更多的资金，这些改制后上市的公司普遍挖空心思编造假业绩，配合一些不法的证券投机商操纵股价，非法谋取暴利，给广大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文报导，中国财政部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七的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虚报盈利。投资基金、上市公司主管、会计师及工商记者已经形成幕后操纵中国股市的共犯集团。这些人的翻云覆雨，最大的受害者当然是广大的散户。去年九月，中国证监会查明的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两年内虚报利润7.45亿元人民币就是实例。而会计师事务所却与之合谋，为该公司提供了严重失实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据国家审计署1994年对187户大中型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测算，70~80%的国有资产流失责任在企业本身。换句话说，70~80%的国有资产流入了个人或权力集团的腰包。原因何在？股份制改制无疑是为那些“监守自盗”者们提供了一个方便之门。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国有资产的帐面的流通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实质上的流失，而近年来放慢了增长速度是否意味着能流失的资产都已流完了呢？

（6）遭受愚弄的股民：请你走好！

所谓股民，其实也就是对中国广大工薪阶层的另一种称谓，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把自己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几十年的积蓄，都投进了中国股市，实在是指望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够获取比银行存款利息高一点的收益。然而，股市却无情地愚弄了他们，他们听信媒体的宣传，股评家的推荐，去投资绩优股，可是，绩优股里却埋藏着最大的炸弹，曾经被称为中国第一绩优股的“银广夏”，因为造假报表，从最高价３７元跌到现在的２元多，多少股民血本无归，而且，这也并不仅仅是银广夏一家，中国的上市公司造假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一些当年的绩优股如蓝田股份、东方电子也被查处，股价也跌得惨不忍睹。

既然投资绩优股不成，又看到有资产重组概念的亏损股被炒得热火朝天，那么，就去买有资产重组概念的ＳＴ股吧，好在中国对亏损的上市公司特别照顾，亏损三年后变ＳＴ（特别处理），ＳＴ再亏三年再变成ＰＴ（加重特别处理），反正有得炒。然而，这一次却又错了，去年１１月，中国证监会突然宣布新的退市制度，如果ST股在半年内不能扭亏，将不再戴ＰＴ帽子、而是直接退市，这个政策一宣布，ＳＴ股又纷纷跌停，买进它们的股民再次血本无归。在这个缺乏游戏规则的市场，股民们真是被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政策打得晕头转向，不知买什么股票为好。

如果仅这样也就算了，去年６月却又出台了一个什么国有股按市价减持方案，并宣布要把国有股减持所获得的资金去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股民们怎么也想不通，我用自己的血汗钱炒股，怎么突然担负起为政府解决几十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责任来，凭什么全国人民的社保基金缺口，要由六千万可怜的股民的血汗钱承担。然而，财政部长、御用经济学家、昧着良心的股评家都众口一词：“国有股减持是利好。”于是，股民们相信了，拿着股票盼上涨，想不到大半年下来，上证指数从去年六月份的2245点，一路跌到1346点，近两天才又回到1450点左右，多少股票价格被拦腰斩断，多少股票价格跌得只剩一个零头，股民们被股票跌得眼发红，脸发绿，差点要跳楼。看看用原来的方法实在减持不下去，专家们只得再讨论新的减持方法，据说要达到多赢局面，于是，傻傻的股民仍在苦苦的等待，等待政府的好政策，等待着自己的股票解套。其实，股民们从根本上就错了，中国开办股市不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是只有一个目的，为国营企业输血、为国营企业解困，指望它们起死回生。然而，由于产权制度不清晰，国企的负责人在花股民钱时一点也不心疼，投资不产生效益，钱花完了再到股市中去圈钱，股市成了他们取之不竭的取款机，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7）存入银行的钱是否还属于你自己，来自中国的现状向你发出警告

“别被表面繁荣的假象迷惑，中国经济潜在危机太多了，到处都是炸弹，只要一引发，后果不堪设想。”你的钱被用作银行贷款，44%收不回来。中国的银行业，官方承认27%的贷款是打水飘白扔了，而实际大约有44%的钱是按照中央的命令贷出去收不回来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所贷的几十亿款，有人说要想不打水飘，就得让江泽民下台。

银行这些钱主要来源于国内储蓄和国库券。银行老这样亏损，要在国外，早死了好几遍了，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靠政府强制管理，靠借了新债还旧债，靠外资的输血，靠多印钞票，在短时间内支撑着，一旦局势不稳，老百姓要从银行取回自己的钱，那银行就完蛋了，没钱还你，你的日子怎么办？你说可怕不可怕？

再从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来看，建设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不公平竞争的政策杀伤了国营企业，产权私有化后，新的企业主没有建立稳定的预期，却相反面临巨大的诱惑。入关后洋货再冲击国货市场，中国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前程不容乐观啊！

赋税与关税损失超过经济增长率

干记者行当的朋友说出的话更让人吃惊：“中国每年因贪污腐败造成的赋税与关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去年损失就达800亿美元！每年贪污案件以9%的速度递增，超过我国经济增长率。”

知情官员为准备后事贪污腐败，有人说：「表面来看造成大批贪官污吏的原因是他们个人抵不住诱惑，加上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其实是人们普遍对社会前景缺乏信心，人们这种末世心态下的贪婪才是腐败的真正成因。」还有人说：「现在党内腐败成风，就是因为看到江总书记带头拼命贪，自己不贪实在是太冤了。赶不上形势。」「江泽民的心思根本没用在国家建设上，就象当年的慈禧太后一样，一心只想保自己的皇位，哪管咱小老百姓的死活。」「他们倒是人人有本护照，国外有存款，国家搞垮了，咱老百姓咋办哪？」

（8）国有资产，就是包括你我在内的咱们老百姓的资产，流到哪里去了？

根据最近中国官方不同部门公布的不同领域查处腐败行为以及经济损失的情况，有关学者把它们概括为10类系统性腐败经济损失，即当权者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或本系统人群谋取私利，给国家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据粗略估计，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4.5-14.9%。其中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海关走私、税收流失、公共机构和公共支出的腐败、垄断行业腐败、公共机构乱收费的腐败、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业腐败等等。蛀虫们就是利用了这种种手段，使大量的国有资产和收入落入了个人的钱袋。那么他们是怎么得手的呢？

比如2001年因做假帐闹上法庭的ST猴王集团，在宣布破产前，曾接受宜昌市审计局长达176天的审计。令人吃惊的是，176天审计过后，25亿元人民币资产就被从帐面上“蒸发”掉了！审计前的34亿元人民币总资产至审计后已到9亿元人民币；3亿元人民币的总亏损骤然上升至35亿元人民币！一番审计就“审掉了”25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那么这钱都到哪去了呢？主要债权人之一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怀疑，猴王集团宣布破产前，早已把主要资产抽走了，只留下大量债务，让国家与股民来承担巨额损失。后又传出，ST猴王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程晓琳涉嫌贪污公款30万元人民币，已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想一想啊，25亿的企业资产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流失了，那被贪污掉的能只有30万元吗？那么能够查明追回的又有多少呢？能直接接触到这些国有资产并据为己有的人又有几个是平民百姓呢？

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国有资产是怎样可怕地被这些企业蛀虫们吃掉的。这也就难怪在开放杂志9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揭露，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每年外逃资本高达几百亿美元，甚至超过每年外资的流入金额。文章还直接点出了外逃资金的流向。这些的资金不是被用来再行产业投资，而是进行消极储蓄、家庭移民、子女留学、以及购房消费，其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资产来源都是非法和不正当的。

这一点也被无数海外人士证实了。在美国西海岸洛杉矶、旧金山高得令美国人也咋舌的住宅区，近年突然有越来越多的房屋被大陆移民买下，并且是直接用现金一次性付清。据知情人讲，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国内特权阶层的家属。他们为了转移贪污腐败得来的现金，便在国外购房置业，作为将来的退身之路。一旦风吹草动，他们便拿本护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有谁知道，在他们那一栋栋豪华别墅，海外资产中，有多少是国家几十年才积累出的一点点资产，有多少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是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是下岗工人的活命钱换来的啊！看到我们的国有资产就这样一点点地被盗空，您作为财产拥有者能不感到痛心吗！

以下是来自大纪元网站的消息，中国国有资产被侵吞的几种新的方式：

－－小鱼吃大鱼。一些地方企业改制难以推进，就采用两步改制方式，即先保留原有的企业不动，另外成立一个规范的公司，这种改制方式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通过关联交易逐步转移国有资产。让国有企业有意亏给另一个特定企业，或在出让资产时进行不公正评估，国企最后变成一个空壳，资产都被转移出去，采取这种方式往往是国有企业的掌权者。
－－利用政策进行侵吞。
－－股权变债权，将国家投资算作银行贷款。

国有资产，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方式被倾吞。

（9）自上而下的腐败问题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可以映射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曾涌现出王进喜，焦裕录等人民的好干部。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中的今天来，首先看一看今天的那些人民的“公仆”贪官污吏在干些什么：

大纪元2001年11月17日报导，中共政坛最近因省部级以上高干贪腐案件不断遭揭发而混浊不堪，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原辽宁省副省长、沈阳市长慕绥新，同样一审被判死缓。2001年初，前云南省长李嘉廷、福建省委副书记兼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也是因为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其他案件例如：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处决，成为第一个因为腐败被处死的中共省部级官员。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处死，是中共建政之后，被处决职位最高的腐败官员。
──原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沙比尔，收受贿赂，乱搞男女关系，被撤职移送法办。
──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省长梁湘，纵容妻子和儿子倒卖房产，越权审批进口汽车以索贿遭查处。

据中新社主办的「新闻周刊」披露，总计一九九八年，省部级干部十二人被查办，其中有广西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以权谋私案、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姜殿武违纪违法案、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纪违法案等。

一九九九年查处省部级干部十七人，其中包括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以权谋私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等。

沈阳市前市长慕绥新、副市长马向东、检察院检察长刘实等二十多名副厅级以上的官员，被中纪委以贪污腐败、涉及黑社会等问题为由双规或逮捕了。

2000年底，沈阳市前市长慕绥新及前妻被中纪委立案审查，除涉嫌与黑帮过往甚密外，慕本人也涉及严重贪污问题，他女儿开设的公司更被指是他收受贿赂的中间人。

二０００年查处省部级以上干部二十二人，其中包括成克杰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昌典和市府原副主席王式惠失职渎职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周文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案、湖北省原副省长李大强购股牟利案、国防科工委原副主任徐鹏航、全国纺织总会原会长吴文英贪渎案等。

从九四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收入，有百分之八十被高、中级干部私人挪走。军委办主任董决驹，一个人在全国各地名胜之地，竟有九幢豪华别墅，十五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司令员，以经济体资金，为自己买了六幢花园别墅，四辆豪华轿车。有了别墅，要装修，国产的都不能用。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从意大利进口私人住宅装饰，花了十二万美元。二炮副司令，安排家属到欧美逛商场，购物购了二十五万美元。广州军区七名军级干部，搬个家，装修费高达一千二百万元人民币。卫生间设备，全从意大利进口，花了一百二十万美元。平均每户十八万美元。

来自大陆两会的最新消息，据介绍，去年大陆检察机关集中力量查办了一批贪污贿赂犯罪大案要案。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36447件40195人。在查办的案件中，犯罪数额百万元以上的1319件，涉嫌犯罪的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9452人，县处级以上干部2670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等6名省部级干部依法受到追究。

去年，大陆法院共判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分子20120人，其中省（部）级公务人员5人，地（厅）级89人，县（处）级419人。全国上下，大小贪官污吏数不胜数，层出不穷。中国进入有史以来贪官污吏最猖獗的时期。

（10）没有企业道德：身处绝境的中国企业！

中国古人常讲做人要有立身之本，就是人的“德”，而企业也有企业的立业之本，也就是要以“信誉为本”，以其诚实的劳动，换取了自己应得的利益，同时赢得良好的商誉，以求取得长远发展。但当我们回首现代中国企业，特别是20年来的经济改革中，在过度强调私有利益，个人欲望极度膨胀的社会环境下，全社会都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信誉危机，其中集中体现在商业道德的真空。假冒伪劣产品和坑蒙拐骗行为成为了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是股民人所共知的事实；银行坏帐烂帐数额惊人；企业巨额诈骗案层出不穷，金额动辄以百亿、千亿人民币计算。试想一下，建立在这种道德普遍败坏基础上的企业能够生存吗？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吗？表面的繁荣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

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数据。2001年上半年，中国官方财政部的一项调查发现，99%的上市公司都曾公布虚假的信息。在同一段时间里，超过400个注册会计师因为各种失信与造假行为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合同违法案件达到5338宗。那么中国股市的频频暴跌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再以合同诈骗为例，仅去年上半年，合同违法案件便有五千三百三十八起，涉案金额达十六亿三千万元人民币，在外商最多的沿海省份尤其突出。而据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得出的结果更让人吃惊，仅１９９８年，全国就有68.4%的消费者受到了商业欺诈行为的侵害。由此可以想见，中国有多少企业不是陷于在这些造假与欺骗之中呢？从商品的虚假，合同的虚假，到财务的虚假，到股市信息的虚假，以至最终国家统计数字的虚假。在今日中国的企业界，简直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可信的。

再比如中国银行业中的一直不敢揭露出的严重危机。2002年1月，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简称OCC）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联合消息，对中行纽约分行的违规行为做出OCC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次处罚，总计2000万美元。此次罚款的原因是因为“不安全和不可靠的行为”遍及中国银行在美国的三家分行，包括“协助一桩信用证诈骗案和一桩贷款诈骗案、未经许可提前放弃抵押品并隐瞒不报，以及其他可疑活动和潜在的诈骗行为”。比如因为和中行管理层的个人关系，一家金属贸易公司获得了贷款额1800万美元，在所谓经营损失后全部报了坏账。此外纽约中行又给了该公司5000万美元低息贷款，而且允许其存至中行另一家分行，从中获取息差。纽约中行还发出过1200万美元贷款，据信受款者系该公司业主的妻子所持公司，此外另有300万美元放款至其管家名下，这些钱最终都化为乌有。据公布数据，仅此在一九九二至二零零零年，纽约分行的损失额超过$3400万美元。事实上，中国银行的经营与国内同业相比还算较好的，其经营尚且如此，怪不得有不少海外金融界人士人认为，就银行的财务状况而言，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危机比大多数于九七年陷于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和正在经济萧条中的日本要严重得多。中国银行业危矣！

令一个让人惊心的例子是2001年曝光的千亿元人民币的广东省汕头市骗税骗汇大案。

这是继福建远华走私大案逃税八百亿元人民币后又一的经济大案。该案所暴露的对国家财产的侵占程度，已到了疯狂地步。据香港明报报导，汕头市长李春洪透露，仅潮阳、普宁七百多户企业，就涉嫌骗税二十七亿元，而这些犯法行为之猖獗，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例如骗税案，仅潮阳、普宁七百多户企业中，无注册、无资金、无产销许可证的「三无」公司，就占了百分之六十五，虚开增值税发票四万多份，虚开税额一百多亿元，涉嫌骗税超过二十七亿元，其中超过十一亿元已经到手。

一些不法分子连八十八岁的老太太、十六岁的小女孩的身份证都拿来开设假公司骗税。而且做案者勾结港商，使其逃税骗税、逃汇骗汇、制假售假和洗黑钱业已成为一套完整的做案链条，并直接与中共内部高层领导攀上关系，因而更加有势无恐。

对于这么严重的骗税骗汇问题，明报引述市长李春洪的话说，整个汕头都面临着一场信用危机。因为大陆不少地方已不敢和汕头做生意，不敢要汕头的货，也不敢要汕头开出的发票，「汕头经济特区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生死攸关时刻」。

掀开的这些仅是冰山一角。那么请您想一想，一个小小的汕头市已是如此，整个中国大陆又是如何呢？还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企业诈骗被隐藏起来、保护起来而不为人所知呢？而中国虚弱的国库，脆弱的国民经济，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着的百姓，又能承受得了几个这样的大蛀虫呢？一旦虚假的表面被揭开，赤裸裸的真相恐怕会令中国百姓再也无法容忍的。现在面临生死攸关时刻的不仅是一个小小的汕头市，而是整个的中国经济啊！

另一方面，还有多少人还敢投资大陆，还敢与中国做生意呢？无论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还是港台的有关政府部门，还是欧洲的金融界，无不提醒本国、本地区的投资者要特别注意投资中国所要面临的巨大信用风险，因为中国早已在被国外学者列为“低信任度国家”。种种无可辩驳的事实已经使许多外来投资者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而不敢再有任何投资中国的设想了。

在中国，从上至下，贯穿经济活动的一切都可以造假。与五八年的大跃进和六六年的文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今的中国，假冒伪劣产品到处都是。各级贪官污吏更是推波助澜，为了讨好上级和捞取政治资本，不择手段假报经济数据。而以此为依据的国家统计局，上下贯通，心领神会，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增长指数。

中国时报3月1日报道，中共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长邵正南（音）向伦敦「金融时报」透露，去年五月到十月的一项调查发现至少六万件违反「统计法」的案例，其中两万起已被司法机构起诉，罚款数额将近三千万元人民币。他还强调，如果执法单位更严格、经费更充裕，他们可以发现更多违规案例。

今天的中国，信誉危机似乎胜过了经济危机。

至于说假冒伪劣产品更是比比皆是。以下仅举几例，以省世人：

毒大米：
“毒大米”最先在广东出现，广东省卫生部门在一次检查中查获“永康米业”、“港兴精米厂”和“泰京米业”等三家不法厂家假冒的42种品牌大米达300多吨！更有353.6吨怀疑有毒的大米已被证实流入广东市场。食用这类大米，轻则出现恶心等现象，长期食用还可能致癌。

“毛发水”酱油
有关部门就地封存了三凯生化厂的16吨“毛发水”，但这个厂已卖出11.6吨“毛发水”，6家酱油厂用这些“毛发水”勾兑的酱油达61吨，其中43.5吨已经销售。

毒瓜子
去年3月，福建宁德市发现瓜子市场部分抛光的黑瓜子中，掺入了有害物质矿物油。在这前后，广州、南京、宁波、河北邢台等地也发现掺入了矿物油的“毒瓜子”。

矿物油为工业用油，又称基础油，它含有重金属、苯等芳香烃物质。食品中矿物油进入人体后，会刺激人体的消化系统，轻则可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重则可危及人的神经系统，诱发神经系统疾病。

去年8月22日，广东信宜市发生一起食用“瘦肉精”猪肉毒倒530人的恶性案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生的中毒人数最多的同类案件；“瘦肉精”即兴奋剂盐酸克伦特罗，这是一种可致人中毒的违禁药物；

餐桌上的甲醛
去年10月24日，广州市场发现总量达10吨的怀疑含有甲醛的有毒蜜枣！部分已流入小型零售商铺；8月22日，江苏省江阴市发现一种挂面中含有甲醛；6月14日，湖南长沙市抽检约800件冰冻墨鱼仔，其中甲醛浓度最高的每公斤含量为30毫克；同年6月2日，浙江金华市发现一批粉丝含有化工原料甲醛，后查获大批的毒粉丝；同年5月12日，武汉市发现粮食制品加工经营者普遍在米粉中添加甲醛增白，同时发现一些不法分子还在海鲜、竹笋等食品中大量使用甲醛。

造假使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深受毒害，而舆论的造假则蒙蔽了人们的视听。

（11）无颜面对子孙：行将枯竭的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目前，中国森林资源已濒于枯竭。有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还可以支持五年左右，包括一千四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三千亿斤存粮、六十万平方公里城镇国有土地、政府的权威和本届任期期满内外债达到临界点。

1997年，林业部公布了下列数字：

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总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7.6%，近二十年来土地沙化速度为年均2460平方公里，每年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另一种说法是：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

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以人为破坏为主的各种因素，我们丢掉了近20亿安身立命的耕地。在急剧增加的人口压力下，我们又被迫以破坏林地、草地为代价，开垦了24亿亩耕地，勉强维持着民族生存。在统计上，永远会存在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后备耕地，事实上，从大量开垦林地草地陡坡地开始，中华民族的后备耕地资源已耗费殆尽。

母亲河黄河的断流向中华民族发出了悲哀而绝望的呼唤！

水资源也因过渡使用而趋于枯竭。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300多个缺水；这300多个缺水城市工业值占全国的70%；300多个缺水城市中110个严重缺水，其中50个城市“情况危急”；在32个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中，就有30个受长期缺水的困扰。工业化带来的是严重的城市大气污染。有资料证实，华北12个城市大气中的颗粒物平均浓度高达860微克/立方米，为纽约的20倍，伦敦的40倍，世界卫生组织允许浓度的9.6倍。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悬浮颗粒污染都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90微克/立方米），全国城市平均值（309微克/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3倍，纽约的7倍，伦敦的14倍。

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王丙乾披露：自1949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多倍，而矿物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邓楠提供的数字是：从1952年到1987年，国民收入增长了8.6倍，而能源消耗却增长了24倍。社会总产品物耗率，1952年是42%，1987年升到56%，1990年进一步上升到62.6%。

中新网北京3月20日消息：今年入春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影响最严重的沙尘天气今天上午袭击北京。

今天上午九时开始，北京开始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沙尘。据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受强冷空气和蒙古气旋影响，从18日下午至今天上午8时，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西部自西向东先后出现了扬沙或沙尘暴天气，并伴有5至7级间8级大风。其中，甘肃中西部、宁夏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和东部偏南地区沙尘暴比较严重，半数以上的地区出现了能见度不足500米的强沙尘暴，局部地区还出现了能见度小于50米、甚至0米的强沙尘暴。

沙尘暴已多次袭击北京及其它地区，这次较往年相比达到了新的高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自然又发出了新的警告。

（12）各种丑恶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包围着你和你的家人，你将走向何方？

据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去年的爱滋病患者和带菌者已超过100万人，其中70％是经由共用针筒感染，这数字远较中国官方所认可的数字为高。而且正处于爱滋病泛滥前的关键时期，平均以每年三成的速度增长。

中共国家禁毒委员会坦承，到去年十月底止，大陆官方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数达九十万一千人，其中，滥用海洛因的人数更高达七十四万五千人，海南岛还发现一名不满十岁的吸毒者，而那些未登记注册的数量难以估量。

新华社报道，北京警方去年致力扫荡非法娱乐场所，警方的行动规模为历年之最，全年共取缔五千一百二十三个非法经营的娱乐场所，其中共有三百五十六间涉嫌色情赌博活动，而警方全年拘捕的卖淫嫖娼以及赌博男女高达两万二千多人。

全国三陪女两千万带动年消费额逾兆：成为大陆支柱产业

（博讯07日消息）根据统计，大陆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女性估计约有两千万人，每年平均总收入达五千亿元人民币，占大陆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每年可带动大陆社会总消费额达一兆元。

中国去年死于煤矿事故的人数高达5300多人

山西九天发生五次煤矿爆炸
中国山西省九天内连续发生了五次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在最新一起瓦斯爆炸事故中，26名矿工仍被困在井下。据新华社消息，这次爆炸事故是星期三下午发生的，发生爆炸的矿井是吕梁地区中阳县乔家沟煤矿尚家峪新井。报道说，54名矿工中只有28人脱险。

中国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上称，今年一到十月份，中国煤矿发生事故二千三百七十八起，死亡四千五百四十七人。最近，贵州、湖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小煤矿屡屡出事。特别是产煤大省山西，从今年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短短的五天时间里就连续发生四起煤矿重特大伤亡事故，已有五十八人死亡，另有十二人受伤。最严重的一起是十五日山西省交城县天宁镇坡底煤矿发生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有三十三人遇难，十二人受伤。

河北一煤矿连发两起特大爆炸27人死亡，石家庄1月27日消息，来自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的消息说，河北承德县暖儿河煤矿昨天和今天连续发生两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共有27人死亡，一人失踪，12人受伤。

江西万载县黄矛镇一间烟花爆竹厂30日上午发生剧烈爆炸，暂时报告称已经有九死四十六人受伤。估计伤亡数字将继续扩大。

中纪委特约研究员谈中国黑社会100万大军

中国社会的犯罪发展也令人瞠目结舌。以黑社会犯罪来说，据一些犯罪问题专家的研究，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数字不小，不过，依我的理解，这个100万，是属于“黑社会性质”或“类似于黑社会”的100万。

来自大陆两会的最新消息，重点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惩处毒品、淫秽物品等犯罪。全年审结严重刑事犯罪案件340571件，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犯罪分子150913人，比上年上升15.07%。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全年共审理此类案件350件1953人，比上年增加了6.3倍
和3.8倍。涉枪涉爆犯罪。全年共审结此类案件11045件，判处犯罪分子12005人，比上年上升81.6%。全年共判处摧残妇女儿童犯罪分子44387人。全年共审结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14953件，判处犯罪分子19972人。

在中国，各种丑恶社会现象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危害世人，毒害下一代。道德败坏，世风日下，已使人人自危，民无安日矣！

（13）镇压法轮功 加剧经济恶化

1992年应该是中国人难忘的一年，就是那一年法轮功开始了她在中国及世界传播的历程。1998年，政府有关部门在北京、广东和武汉等地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汇报到政治局。以这次北京调查为例，参加调查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为14199人，有效答卷12731份，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被调查人群每年总共可节约医药费4170万元，即平均每人每年为国家节约医药费约3270元。当时政府有关部门公布在全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在七千万到一亿人之间，如果按练功人数七千万来计算，这些群众由于修炼法轮功每年至少可为国家节约医药费两千亿元。

然而，自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为一己之私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

据截止到2002年3月底的不完全统计，99年7.20以来能核查到姓名的就有3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以有近千人被非法判刑；数以千计的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数以万计的人未经法律程序被送进劳教所；数十万人次遭被捕和监禁；无数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到执法人员的毒打和体罚，妻离子散；亿万家属、亲朋好友和同事受到牵连。

为了维持这场政治运动，江泽民罗干直接从国库中挪用巨款，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据2001年2月27日的一条外电报导，江氏一次挪用四十亿元用于监听、窃听法轮功学员的电话。2001年12月份，公安内部证实，江氏又挪用四十二亿百姓血汗钱在全国各地建立残酷邪恶的“洗脑”基地，具体还有多少用于迫害法轮功的其它专款（如在全国建大批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等），现在外界还不得而知。除了专款外，用于迫害法轮功的日常开支更是巨大无比。2001年1月初，公安部内部传出一条消息，仅在天安门广场，每天的开支在一百七十万元到二百五十万元之间，那么也就是说，一年就是六亿两千万元到九亿一千万元之间。这些钱除部分是固定开支外，其余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变成现场执勤人员的直接现金收入，天安门广场现场执勤人员包括：着装警员，便衣警员和借用的社会闲散人员（含临时借用的在押服刑人员）。而且是每天发放，不记名不签字，按自报工作“成果”当场现金成交，每人次成交金额均超过下岗工人一个月的活命钱。

另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新闻媒体不断制造谎言，栽赃法轮功的报导满天飞。相当于中央文革小组的“610办公室”逼迫全国警察、公安四处追捕法轮功学员，各地多种反对法轮功的签名，举办多种诬陷、诬蔑法轮功的画展，各个单位和街道派人盯、看、陪（监视）法轮功学员。这些都是用钱支撑着的。据知情者估算，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至少有几百万人，这些人一年的开支（用于发工资、奖金、加班费、悬赏费等等）应该有几千亿元。虽然外界目前还很难得出比较准确的估计，但千亿元的量级应该不会太离谱。

与此同时，为了阻止海外正义力量对中国镇压的谴责，江氏逼迫中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把法轮功当成头等大事，国安部派了许多特务在海外中文网站散发谣言，收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情况，骚扰海外法轮功学员的正常生活。大使馆、领事馆收买海外中文网站、中文报纸及中文电台。各次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江泽民更是慷人民之慨，用数以亿计的国家外汇换取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迫害法轮功的沉默。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今日海外投资成为中国经济运转主要支撑的情况下，惊人的烂账、亏空，以及虚假的繁荣已越来越难以掩盖所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真实面目，而江氏耗费巨资镇压法轮功，不过是在人为地加剧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读者推荐，原作者未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