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手无寸铁的善良百姓，一方面是占尽社会资源，媒体资源和国家暴力资源的政权，表面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如果我问，邪恶强大吗？可能有人会说，很强大，它手中有两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九万亿人民币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三百万军队，百万武警和百万公安。但是我说邪恶很虚弱，因为那一切已经不再归属于它了，丧尽了道义和民心支持的镇压者已经真正变成了“独夫民贼”，就象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一样，自以为大局在握，却转眼间发现已是四面楚歌，整个国家都在全力追捕他。江罗集团实际上就是这种处境，它们连末路都已经走到了尽头，谓予不信，且看下面的分析。

长春事件发生后，“610”办公室提出将镇压法轮功运动的定性上升为“阶级斗争”。媒体报道说“长春有关方面频繁开会，所有刑事案件都放在一边不理，……并从社会上招募了一批不务正业者，加大对法轮功的迫害。”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XX党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这样的“阶级斗争”正是应该放手发动群众的时候，为什么要“招募了一批不务正业者”呢？

从镇压伊始，江泽民就在为镇压制造合法性的借口，无论是让人大“橡皮图章”批准“反邪教法”，还是让“两高”通过所谓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是在给世人制造一个“依法”打击的假象。但是有了这两件“皇帝新衣”式的法案后，江泽民仍然需要民众的道义支持。怎么办呢？不可能用钱收买全国的民心，而法轮功又走得太正了，挑不出一点毛病，只好依靠它并不高明的骗术了。在进行造谣和诬陷宣传的同时，焚书抓人，销毁法轮功音像资料，屏蔽互联网，封锁老百姓一切了解真相的渠道和知道真相的机会。

实际上，法轮功在镇压以前，已经在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光明正大的形象，法轮功弟子在各方面又都是兢兢业业的典范。无论江泽民怎么造谣，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地象江氏希望的那样仇视法轮功。无奈之下，江泽民罗干一手导演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同时电视台开足马力宣传，中国大陆每个单位都组织职工观看随后播出的“焦点访谈”，并大搞人人过关，电视中血腥恐怖的画面让不明真相的人目瞪口呆。许多人都相信了政府的一言堂宣传，并开始对法轮功产生敌意。

然而谎言就象肥皂泡一样，不戳也会破，长春事件仅仅是加速了谎言的破灭速度而已。当长春的老百姓从慢镜头播放的“焦点访谈”中看到自焚是一场中共用几个人的生命自编自导的伪案后，他们就明白了镇压者的残忍和险恶，也看穿了镇压者的鬼蜮伎俩，再也不愿意配合江氏的镇压。玩火者最后引火烧身。其实不止是一般老百姓，就连良知尚存的警察也不愿意再助纣为虐。

这就是要“招募一批不务正业者”的原因。长春电视台事件使江泽民在那里丧尽了民心和好不容易骗来的道义支持，它能够利用的现在就剩下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渣了，而他们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并非是出于道义上的支持，他们也明明知道自己在干着最肮脏卑鄙的勾当。之所以积极参与迫害，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从中获得个人的名利和享受。实际上，他们是一群人格低下的卑劣小人，一旦他们发现江泽民无法再给予他们好处的时候，他们必然要扮演反戈一击的角色。

记得在去年4月份曾经发生这么一件事。纽约举行法会，大法弟子在唐人街游行。一批中共花钱雇来的无业游民用大喇叭对大法弟子进行诬蔑和谩骂，其中一人对我身边的一个法轮功学员说，“你能不能给我点钱，他们给了我30美元，如果你给我更多，我就帮你骂他们。”这就是江泽民“支持者”的心态和嘴脸。

江泽民现在唯一的手段就是对内疯狂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利用银行的存款和国外的投资营造一个繁荣昌盛的假象，并用这笔钱在国内和国外收买一批丧尽天良的支持者。而他手下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却迅速蛀空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支柱。一旦国外撤资，或老百姓去银行提出存款，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厦就会轰然倒塌。江泽民的“支持者”到时候肯定会做的就是“墙倒众人推”。

有这么个故事。隋炀帝手下有个人，叫司马德戡，深受隋炀帝宠信，封为禁卫军统领，虎贲郎将，恩泽有加。后来隋炀帝“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资治通鉴》第185卷）导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司马德戡见大势已去，就率禁卫军谋反。隋炀帝在临死前问司马德戡说，我用“厚禄重爵给养汝等，有何亏负，为此篡逆？”司马德戡说“我确实对不起你，不过现在天下已叛，京城也丢失了，陛下是回不去了，我们也绝了生路，没办法，‘惟愿得陛下之首，以谢天下’”。隋炀帝于是被裴虔通与司马德戡用白绢勒死。司马德戡自以为得计，后来也被宇文化及所杀。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无道者无助。江泽民的身边就剩下象司马德戡这样的人了。隋炀帝在临死前几个月，就“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意思就是“好一颗头，不知道会被谁来砍。”江泽民可能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