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说：“走出来用各种方式证实法是伟大的行为”（《理性》）。2000年7月23日，我与村里其他4名大法弟子为了走出来证实法，坐火车去了北京。在北京呆了三天，每天去一趟天安门广场。由于怕心重，意见又不一致，未能达到证实法的目的。其中一位功友被抓，遣送回县公安局关押。

我们四人坐车返回家后的第二天，乡派出所来了几个警察，把我们四个大法弟子抓到了乡派出所。因为是我领他们去的北京，派出所把我视为头儿，所以在乡派出所里，警察狠毒地打我。刚开始是警察扯着我的头发扇我耳光。然后用电棍电我，一根电棍不行，用两根同时电，没电了，充上电接着电我。我以正念正视这些警察，恶警看我坚决，一个警察抡起皮鞋，用皮鞋底打我脸，我嘴里的肉被打烂，吐出来的是粘粘糊糊的血和肉，警察见电棍上有血，就往我身上、脸上抹。我把心一横，我是大法弟子，你们无论怎么打我，我都铁了心了，坚修大法到底。

我把生死放下了，坚定地挺了过来。恶警打了我4─5个小时，打累了才住手，然后把我送到县看守所，在看守所的第三天，乡派出所一个姓金的指导员提审我，一见面二话不说，拿起雨伞把，甩开膀子，劈头盖脸地打了我一顿。我在县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在放我出来的头一天，乡派出所来了几个警察提审我，其中一个警察问我：“你还炼不炼了？”我说：“炼！”警察又说：“你还炼？”我说：“法轮功是正法，我一炼到底。”警察听我这么说，气呼呼地说：“别提审了，她太顽固了。”扭头这几个警察回去了。第二天，我们乡来了一个姓王的书记，他没向我提任何要求，就把我从县看守所里接了回去。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安排弟子出来的。

2001年11月初的一天，我去外地取大法真相资料，从村子里一走就被恶人举报到了乡派出所，我当时不知道被举报。当我取回资料坐车回到村里，一下汽车，几个警察围住了我。他们看我从车上扛下一个袋子，就要看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说：“你们别看。”我扛着袋子往家走。几个警察在我身后跟着。到家后，我把袋子放在屋里，坐在炕上就发正念。警察上来就抢口袋，我和儿子（常人）一起上来摁住口袋不让警察拿走，争夺了一会，儿子上外面拿了一把斧子，然后又放下了。警察以为我儿子要砍他们，就把我儿子用手铐铐了起来，我趁警察铐我儿子之机，把资料袋子迅速交给在场的一大法弟子转移了出去。我也以上厕所为由跑了出去，从此流离失所。警察没搜到资料，又没抓到我，就把我儿子非法抓走了，关了半个月，没等放出来，又把我老伴抓了进去，非法关押了一个月才放出来。我老伴被放出来的第二天，我儿子结婚，按正常情况，儿子结婚，当母亲的一定在场为儿子操办婚事，可是我流离失所，警察到处抓我，我怎么能回家给儿子办喜事呢？在儿子结婚那天，我正坐在长途汽车里，往县城资料点送大法资料。在车上，我心里想：“儿子呀，你不要怪妈妈，你妈为了大法被邪恶之徒通缉，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你能理解妈的心情吗？”想到这，我掉了眼泪。

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强调大法弟子讲真相的重要性。我流离失所后和外地大法弟子一道做讲真相的工作。有时和功友一起出去散发真相资料、挂横幅、送光碟，只要能救度世人，我就尽全力去做。有时，我一个人一夜走6-7个村屯，上百里的路程往世人门上送大法资料。有时往几个资料点送大法资料。有几次给我们村的功友送大法资料，晚间7点来钟到功友家，吃点饭，匆匆往回返。因我被通缉，不能在村里久留，甚至路过家门而不入，黑夜在行走中度过。夜路上没有汽车，我又是50多岁的妇女，我凭着一个大法弟子对大法坚定的心，徒步走上百里的路程。路上积雪很滑，走着走着又渴又困，渴了抓一把雪吃，困了就靠大树打一会盹，有时边走边睡。就这样，一直走到天亮才能到站点，坐上汽车回到住地。送资料路上虽苦，但我能为大法做事，救度众生，再苦心也甜。

师父《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中说：“行不行一念之差，你能不能走出来证实法，也不是随着人多势众就可以过关的。有人想在天安门广场等着，大伙都出来我就出来；一看没有大伙出来，他也溜一圈回去了。因为大伙都出来的时候呢，是那个气势带你出来的，不是你发自你自己放下生死那个心走出来的。修炼是个人的事，不是大帮哄啊，每个人的提高必须得是扎扎实实的。”头一次我们去北京，我没达到证实法的目的就回来了，心里总是内疚，后来经过学法，提高了心性，决定自己再去北京证实大法。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到天安门证实大法，是大法弟子神圣的使命。为了去北京证实法，我做了充份的准备，每天学法、发正念，提高自己。我觉得，去北京证实法是喜庆的事，应该象办喜事那样对待，于是我去美发店整理了头型，又买了一件棉衣，打扮得利利索索。

可是就在我即将进京的头几天，邪恶的干扰来了。一个家乡的人说：外地有一个女功友，去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抓进看守所，问不出地址姓名，就把这个女功友的衣服扒光，坐在有冰的水泥地上折磨，这个女功友受不了这个苦，说出了住址和姓名，并写了保证书，警察叫家里送来1万元才能放人。当我听到这件事，马上意识到，让我听到这件事不是偶然的，这一定是邪恶的干扰，叫我知难而退，阻挡我进京。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坚不可摧，就是去北京命没了，我也得去证实大法，谁也动摇不了我进京证实法的决心。这个干扰过去了，第二天，我左脸上鼓起了一个包，牙也痛，张嘴说话吃饭都痛，我想这又是邪恶的干扰，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扰。

我提前两天买好了去北京的车票。在2002年2月8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我只身一人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一路发正念，车上人不多，没有警察过问，在师父的加持下，很顺利地来到了北京。原打算到北京后，先住下，等年三十那天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所以，到了北京后，我就去找旅店，可是没找到，我决定先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中午12点，我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见广场上警察很多，我在广场照了几张像，在等取相片的20分钟里，我围绕广场转了一圈发正念，取完相片后，我身上带的小闹表突然响了，不一会儿，又响了一下，之后连续响了三次，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叫我现在就打横幅。我不能再等了。我环视了一下周围情况，见警察离我20多米远。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怕什么，我是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任何邪恶阻挡我正法都是自取灭亡。我请师父加持我，想完后，我激动的泪水流了下来。我从袖筒里抽出印有法轮大法好的黄底红字横幅，高高举过头顶，面向天安门走过来的许多游人，我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感觉声音响彻云霄，震撼宇宙。喊完后，我回头看了一下，警察没过来。我知道这是我强大的正念窒息了邪恶，是师父对弟子的加持保护，使我实现了这一壮举。

大法弟子
2002年3月6日
（该弟子口述，同修笔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