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98年7月开始修炼大法，先是和丈夫在家炼，后来找到了炼功点和学法小组，以后又把学法小组搬到了我家，每天晚上下班后和大家集体学法、交流心得，早晨到公园里去集体炼功，那段时间感到生活得非常充实和宁静。“4.25”和平上访我们点上的学员大部分都参加了。

“7.22”以后公园里不准炼功了，学员也都不敢上我家来了，有的甚至见到我连话都不敢说了，装着不认识，办公室的同事也天天跟电视一个腔调，污辱大法和师父。那段时间，我心里非常苦闷和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有一天，在一同修家遇见了一个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学员，她说：现在许多大法弟子在北京护法、正法，我们也应该走出去，参与其中。于是我抱着一颗去看看形势的心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我遇见了许多的大法弟子，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沈阳的大法弟子给我讲：在大法遭到劫难，师父受到诽谤的时候，身为大法弟子应该走出来卫护大法，并讲了7.20以来许多大法弟子为了卫护大法抛家舍业，风餐露宿的感人事迹。我被他（她）们对大法的坚定之心而感动，心想我也是大法中的一员，为什么在大法遭到劫难之时，自己没有想到要站出来为大法、为师父说一句公道话呢？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于是我回家后写了一封辞职报告交给了单位书记，决定先放下工作去北京护法。就这样我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国内某大型企业研究院），于1999年9月15日我踏上了进京护法的历程。

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我几乎天天去天安门广场。在那里结识了来自各个省市的许多大法弟子，我们在一起交流切磋7.20以来的修炼体会，讨论在当时的环境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大法，在法上提高。我还与长春、大连的几位同修一起，到其它省市去交流，帮助那些地区的弟子认识参与正法的重要性，在我们的努力下有很多弟子都走到了北京，有的还直接去了信访办。

那时虽然一日三餐吃的是凉馒头夹咸菜，渴了喝自来水，住阴冷潮湿的地下室，有时睡在公园的小树林里，半夜还要躲避警察的追捕，有时睡在北京山上的帐篷里，但我却感到自己是在一个大熔炉里。在那个环境里，我看到的是一个个无私无我的觉者的本性，我的思想得以纯净。我为自己能做一个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感到荣幸，也深感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的重大。

99年10月27日这天，当权者终于再也掩饰不住它仇视大法、惧怕大法的真实面目，在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里播放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诬蔑文章，为它以后迫害大法做舆论准备。那天夜里狂风肆虐，第二天清早，满天阴云，在我们居住地的天空中飞着黑压压的一片老鸹。

早饭后我和两名长春，一名西安的学员坐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是8：40左右。广场上已经有不少的大法弟子了，便衣和警察也比以往要多，我的心和平时一样非常平静，从容地向国旗方向走去，当我刚走到国旗的护栏旁就看见有三个大法弟子站成一排在国旗护栏前镇定自若地做“头前抱轮”，旁边的警察拿着对讲机在叫警车，不一会儿，一辆警车呼啸着冲向了他们，警察将他们推进了警车，我被这三位学员的从容、无争平和的背影折射出的无畏和纯善之心感动得泪流满面，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周围站着很多的警察和便衣。就在我还没来得及擦干眼泪的时候，国旗护卫班的一名战士站在我跟前问我：“大姐，你认识李洪志吗？”我很快坚定而自豪地告诉他：“他是我师父。当权者搞错了，我们不是X教，我们都在做好人。”正说着，有两个便衣走过来大声问道：“你是哪的？”我告诉他们我是哪的，他们说：“快跟我们走吧，正找你那。”我大声说：“我哪也不去。我们没有错，是当权者错了。”他们说：“你快别说了。”听他们这样一说我反倒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喊出压抑在心底很久的呼声，于是我不顾一切放声大喊：“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千古奇冤呀——！”我的声音发自肺腑，洪亮震耳。身边的两个便衣惊呆了。我喊了好几声，他们才回过神来一边一个架着我走。我继续喊，直到走出广场。当时我的心非常纯净，没有自我，没有怕，那一刻是本性的自然流露。

2、迷失

警察将我双手铐着带回了当地看守所。在11天的关押期间公安多次提审并让我写保证书都被我拒绝。但在最后一次提审结束时，他们告诉我说，我丈夫已经写保证书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于是要求见我丈夫。他们把我带到了当地的一个宾馆，在那里我见到了我丈夫，（他是比我早几天在北京的九龙山上被公安抓住的）他一见到我便哭着叫我放弃大法修炼。我看到他这种状态心里难受极了，我说：我怎么能放弃修炼呢？这是我的生命呀！这时警察在一边说：我们不要求你放弃修炼，只要你保证不再去北京就行了。看到我丈夫痛苦的样子，我再也无力支撑了，用人心在想：只要是还可以修炼，不去北京也行。于是就同意了写保证。可是就在同意的那一刻，我的精神好象崩溃了一样，当着众人的面失声痛哭。

写了不再进京的“保证”后，恶警们并没有放我，而是把我也关进了宾馆，其实就是洗脑班，这里非法关着20多名大法弟子，每天都集中洗脑，念诋毁大法的文章。由于自己执著于情，被邪恶钻了空子，在“洗脑班”里又接受了邪悟，所以又向领导写了所谓的“思想汇报”。那时虽然每天都在学法、炼功，可就是感到迷茫，不知应该怎样修了。一天在梦中，我一个人站在一座高山上，由于风雪交加我迷路了，焦急万分。梦醒时，我问师父：师父呀，弟子做错了吗？可是我应该怎样做呢？

在洗脑班里，我被关了近两个月。有一天，洗脑班的官员找我谈话，问我说：“你有没有在里面炼功？”我坦然地告诉他说：“我是修炼的人，怎么能不炼功呢？而且我还天天看《转法轮》，你们把我关在这里，不正好有时间学法、炼功吗？”我的回答使他吃惊。第二天，洗脑刚一开始，我便说：“我有句话要说，我要撤回我所写的‘思想汇报’和‘保证’。”我的话刚一落，另一同修紧接着说：“我也要撤回我写的‘保证’，自从我写了所谓的‘保证书’后，心里十分难过，我做了自己不该做的。”结果，当天下午，我们俩就被放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是那么的突然，我事先没有和任何一个同修商量，也没有去想这样做的后果，而完全是自己本性的一面在做，就象99年10月28日早晨，自己在天安门广场为大法呐喊一样，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到广场后该做些什么，只是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应该站在广场上，但是如果当自己的执著心很强的时候，本性的一面就会被这种执著掩盖住，那么在魔难中就会迷失，所以，我看到现在其他人走我曾经走过的弯路时，心里为他（她）们感到惋惜，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多学法，在正法修炼中修出强大的主意识、强大的正念和对大法坚定的信念，就可以做到“一个不动就制万动”。

3、依法上访，再次身陷囹圄

2000年2月春节的一天，我去看望一个同修。一进门见屋里坐满了人，有两个刚从北京来的深圳大法弟子正在给大家讲：“在大法遭到劫难的时候，在师父受到诽谤和通缉的时候，大法弟子们怎能在家无动于衷，安心过节呢？”他还讲了许多大法弟子如何在北京正法的事迹，还有的大法弟子在年三十晚上走上了广场，我听着听着低下了头。去年9月至10月间，我不是也在向学员们讲应该走出来正法吗？怎么现在自己到成了听众了？又看了同修带来的师父在1999年7月离开纽约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后，我流泪了，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就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封信，表明了我坚修大法的决心，并说明了我再次进京的原因。谁知，就在当天我与同修在我家学法并商量进京上访之事时，单位保安在门外敲门，我丈夫开门一看是保安，没让进屋把门关上了。我知道他们是冲我来的，为了不让他们发现其他学员，我拿了外衣就出去了。我问他们找我有什么事？他们说想和我谈谈，我关上门就和他们走了，他们把我带到了保安大队。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是要把我软禁起来，很大的一间屋子就我一个人。过了一会儿，保安队的队长来了，他告诉我：不许在这炼功和学法。我说：“我做不到，我就是学法炼功之人，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你们有权利抓人吗？”他理屈词穷没趣地走了，第二天我就给单位领导打电话要求他们放我出去，我以绝食、绝水抗议等待。

到第三天的下午，我正在看《转法轮》时，突然有人砸门，我开门一看是市局的警察，它们进门就问：“是你在这炼功吗？”我说：“我炼了。”它们举手就打，并发现了我手里的书，于是叫我把书拿出来，我把书放进了裤兜，并告诉它们，我不会给你们的，它们边打边抢，没抢过去，然后说：先把她带到局里去。我被它们连拖带拽地带上了警车，到了市局后，一个公安说：她身上有书，给她拿下来，于是4、5个恶警围着我抢书，拳打脚踢还是不行。于是有一个公安像发疯了一样从柜子里拿出手铐把我双手背铐着，它们把书抢走了，并拿火烧师父的法像，我大声喝道：你们在造业！一个恶警说：你给我跪下。我说：“我只给我师父下跪。”于是它们又一起上来把我往地下按，又用脚使劲踢我的腰和小腿，它们把我按下去，我又站起来，按下去，我又站起来，一个恶警从柜子里拿出一根缠有胶带的木棍雨点般打在我的身上、腿上，无论它怎么打我都站着不动，它们都打累了也没使我屈服，最后把我送进了拘留所。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腿上一块块青紫，尾椎骨被恶警的皮鞋踢伤，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仰着睡觉。当我进到监室后，同修们看到我被打得惨状，抱着我哭。可是我心里一直为丢失了那本珍贵的袖珍本《转法轮》而难过。

监室里有40个人全是大法弟子，开始我们悄悄地集体炼功，干活时我给大家念《转法轮》，后来被管教发现了，他说我们偷偷摸摸的。我们悟到，我们确实应该是堂堂正正地学法、炼功。第二天，我们40人站得整整齐齐集体炼功，管教开开门窗看，没人搭理他。我们继续炼我们的，直到把四套动作全部炼完。吃完早饭后，管教叫我们都收拾自己的东西到外面去站队，分成两队，一边20人，然后分别把我们送到了离当地很远的地方。

我被送到了拘留所，一到拘留所，所长就给我们训话说：“这里不许炼功，不许提大法，否则把你们的手给剁了，要不就关铁笼子里。”我们没被它们的邪恶吓住，第二天中午大家开始集体炼静功，刚坐了不到10分钟，就听大铁门开了，紧接着就是管教打学员的声音，因为有两个学员在外面的小院子里炼功。又听见管教喊：都出来！我们出去，它们问：你们炼了没有？我们都说自己炼了，于是十几个管教一齐上，把我们每人都打一通，而且专门打脸，有一个老太太被打了几十个嘴巴，它们打完一圈后挨个问：还炼不炼了？前面有5个学员都摇头说“不炼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住了，还没等想好该怎样回答时就轮到我了，“你，还炼不炼？”我也摇头小声说：“不炼了”，我旁边站着一个小矮个，当问到她时，她斩钉截铁地说：“炼，走到哪都炼，打死我也要炼！”于是，几个管教一齐对她拳脚相加，直到把她打得晕倒在地。我抱着她哭了，为她的坚定而高兴，也为自己的懦弱而痛心。真是“考验面前见真性”，事后，没过好关的学员都认识到了自己有怕心，有执著还没有放下。

当天我就给拘留所的所长及全体管教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坚持修炼大法，为什么要去北京上访，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里，有谁会为真理说一句公道话？而法轮功学员却为捍卫真理牺牲一切乃至生命，难道她们不可尊可敬吗？你们为什么要对我们施以残暴呢？并郑重地告诉他们以后我们还要继续炼功，信写完后大家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我亲自把信交给了副所长，它看完信后说：字写得很不错嘛？是你写的吗？我回答是，他又问：你就是那个大学生吧？我说是。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我老婆被人打得可惨了。”我发现他似乎还有些善念，赶紧说：“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你还只是做做梦，如果你再继续迫害法轮功就不只是做梦的问题了。”我们的善念打动了这里的管教，以后我们再炼功，也没人管了，而且伙食也比以前有所改善。

10天后我们全部返回了当地并陆陆续续被释放了。放我的那天，我们单位的副院长和市局警察来接我，一上车警察就问我：“还炼功吗？”我说：“炼！大法这么好，为什么就是不让炼呢？”警察没吱声，副院长一脸的难堪，我却非常平静地向他们洪法，直到我家门口。这次经历使我认识到：善的力量可战胜一切邪恶。大法弟子对大法的坚定，就是纯善和大忍之心，是坚不可摧的。

4、两次上天安门广场正法的经历

2000年9月25日《严肃的教诲》一文发表了，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天安门广场，所以将这篇文章打印发给学员后就去了北京。10月2日这天我和另外两个同修在广场上打出了一面写着“停止迫害法轮功”，另一面写着“真善忍”的横幅，不到1分钟的时间四、五个警察扑向了我们。一个恶警揪住我的头发又用脚把我拌倒，把我的头使劲往地上撞，然后再把我拽起来，再拌倒，再把头往地上撞，连续三次，我被撞得有点头晕了，然后警察把我们往警车里推，同修们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临上车前，我对着许多围观的群众大声说：“善良的人们呀，请相信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当权者在欺骗世人。”随后我被推进了警车，坐在车上，不知为什么，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同修对我说：不要哭，不要让它们看见我们在流泪，于是我赶紧擦干了泪水。

由于当时还没有悟到不配合一切邪恶，到了天安门分局后，我们都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地址，很快，当地的警察就来接我们了，可是它们的警车离天安门分局有一段距离，要步行过去，两个警察押着我们三个人去坐车，当走到天安门东侧地铁时，其中一个同修乐呵呵地对我小声说了一句，“我走了”，我赶紧示意她快走，她一下就跑进了地铁站，一个警察去追她，另一个同修也跑了，剩下的那个警察又去追她，这时就我一个人站在原地不动，当时是人心在障碍自己，认为在大街上被人追着跑不好看，我正在犹豫的时候，追进地铁的警察没追上跑了的学员回来了，另一个同修被追上了，我们俩被推进了警车，一进车，一个警察就开始打我嘴巴子，他把气都撒我身上了。我知道自己没跑是错了。

我们被关进了当地看守所，在绝食绝水抗议第四天的晚上，我和另外五名学员被送到了香河看守所，10天后其中一名是辅导员被送进了唐山市开平女子劳教所，现已被迫害致死。我和剩下的四位学员被非法劳教的名单已报到了省里，只是还没批下来。

到了香河后，大家认为反正要被劳教了，就放弃了绝食。直到10月27日这天，我们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去年的这一天，当权者公开诬蔑法轮功是X教，一年来大家一次次上访、一次次被抓，大法在腥风血雨中经受着考验，然而，邪恶更加猖狂，世人还在迷中，身陷囹圄的我们，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证实大法，捍卫大法。这天早晨起来，我们决定再次绝食绝水，要求无条件释放，并商量好在放风的时候大家在看守所的大院里正法。于是放风结束时，其他犯人都进了监室，剩下我们五个大法学员站成一排齐声高喊：“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法轮大法清白！上访无罪！我们要求无条件释放！”我们连喊了两遍，声音响彻整个看守所。我们的威严，我们的大义凛然把两个值班的管教惊得目瞪口呆，半天他们才说出话来：“你们先回去吧。”

在绝食绝水抗议第三天时，管教把我们五人分开了，我和另两位学员被关进了一间长期无人住的监室，里面又冷又脏。我们很快把卫生打扫干净了，可是没有被褥，于是管教从库房里拿来了犯人们丢弃的旧被褥，因为长期闲置在库房里，早已成了耗子居住的好“洞穴”。打开被褥时，耗子在里面的尿还潮湿未干，一粒粒耗子屎不住地往下掉。在绝食绝水抗议第四天的晚上，我们五人被车送到了香河中医院，它们要对我们灌食了。我告诉大家背《威德》和《无存》。我们被分别送到病房里，先有6、7个护士和四、五个管教来劝我喝奶粉，我告诉它们，我绝食是抗议无理关押，我决不会配合对我的这种迫害。结果，它们把我按在床上，从鼻子里插管，我使劲挣扎，直到全身抽搐，手脚麻木，它们看到我抽搐赶紧给我掐人中，又拿来银针，当一个护士在给我的左手合谷穴用酒精消毒时，我睁眼看见了，于是大喊一声：“谁再敢动我一下！”这一声愤怒吓得所有的护士都走了，半个多小时后，我被管教抬上了警车又抬回监室。同去的四个学员因为不敢承受灌食都自己喝了奶粉，回去后就吃饭了，只有我自己在坚持绝食绝水，管教每天都给我送来“小灶”，有玉米面粥，有蛋羹，有菠菜面等等。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在考验我，我决不会动心，所以看见食物也没有要吃的欲望，每次送来的“小灶”我都叫犯人们快分着吃了。犯人们配合得很好，管教来看我时，犯人们就说：“她吃啥吐啥，连苦胆都吐出去了，快送她回家吧。”到第八天时，所长带着7、8个管教将我连人带褥子一起抬起来就往外走，学员们见状都说：“你们别再折磨她了吧，看她现在已经什么样了？”所长说：“送她去医院输液。”我对所长说：“所长，我是修炼的人，我的身体不需要药物维持，如果你们强行给我输液，所出现的后果，你要承担全部责任，这里所有的人都是证人。”我的声音不大，但却坚定有力，所长一听便问我：“那你能坚持到晚上吗？”我说：“我可以自己行走，只要你们放我回家，我会很快恢复健康。”当天晚上，副所长亲自开车把我们五人都送回了当地，并说以后决不再收我们地区的法轮功了。

我们被送到市公安局大院，由各自的家人接回。由于已经被非法判劳教，其他学员回家两天后都纷纷离家出走，流离失所了。我因为已经绝食了八天，想在家多住几天。可是在家刚住了四天，这天上午，有学员呼我出去见面，我去了。五分钟后我骑车到家大门口时，看到警车正停在我家楼下，车子都没熄火，车里没人，我猜想一定是上楼找我去了，于是掉转自行车便去了同修家，借了她两百元钱就上了北京。这次脱险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后来我丈夫告诉我，当天晚上警察又上家找我去了。从此我便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到北京后我跟其他同修每天晚上出去贴真相小标语，也接触了不少来自各地的大法弟子，他（她）们有的是几次放下生死进京正法的大法弟子。几天之后，当地的同修来找我，叫我回去继续做真相资料，于是我们当地的资料点又开始运作起来了。

2001年元旦，我们资料点的所有学员和当地上百名大法弟子一起再次走上了天安门广场，临去之前我们就说好了，这次一定要顺利回来继续做资料。果然，资料点的几个学员都堂堂正正地回来了，最短的只有两天时间，我的时间最长17天。这次在广场正法，我的心态很纯正，声音也很洪亮，从广场被抓后因为不报姓名、住址被送到了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有100多人，大家集体绝食绝水抗议，在第10天时，管教开始灌食，连续灌了五天，我的鼻子都被戳肿了，但是大家都在坚持绝食。大法弟子们的坚强不屈征服了邪恶，到第17天时看守所开始陆续放人了。在这期间恶警为了让大法弟子说出姓名和住址使用了各种残酷的手段，用电棒电、烟头烫手、拳打脚踢、身上泼上凉水在外面冻等等，但是大部分人都坚持到了最后。

5、历经魔难讲真相

2000年5月，我利用工作之便把明慧网上一些洪法和真相文章复印后发给单位的同事、领导和公安局专职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及610办公室，没想到因此又被公安拘留，这次它们把我当成了“要犯”。关我的监室里全是犯人，号长是个杀人犯，非常阴险狡诈。我想这次我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出去，于是绝食、绝水抗议，不干活，一切都不配合邪恶。第二天早晨一起来，我就开始炼动功，号长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别炼了，我象没听见一样，直到炼完全部动作。当时虽然没有动，但心里还是有点胆胆突突，中午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骑着一条金色的大龙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乘风破浪。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叫我不用怕。当我绝食绝水到第五天的晚上，被副所长的伪善所动，喝了一杯奶粉，之后开始吃饭了。当我被非法关押到第15天时，我开始再次绝食绝水抗议，三天后被释放了。

获释后，单位领导要求我写出书面保证，放弃修炼，否则不能上班。我当时告诉他们，我决不会放弃修炼，更不会再保证什么，也没再去过单位。

2000年7月中旬，我想应该利用自己在常人中的技能做大法工作，于是和两个同修一起凑钱买了速印机，租借了电脑、打印机开始做真相资料。在7.20之前我们赶印出了一批“4.25真相”和“和平的历程”。7.20这天警察们都到各个进京路口去堵截上访的大法弟子，而我们的真相资料传遍了本市的大街小巷。

后来警察开始抓捕做资料的学员，我们当中的一个学员被抓，但是几天后她就堂堂正正地闯出来了，还有几个负责散发资料的学员被抓，但是都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

有一天，我一个人正在屋里打印蜡纸，外面有人敲门，而且声音很急、很大，我知道这不是同修，所以一边把录有明慧网内容的软盘用塑料带装好，藏好，一边继续打印蜡纸。我想只要外面的人不破门而入，我是绝不会开门的。因为打印蜡纸的声音很尖，外面的人听得很清楚，敲门声持续了五分钟后停止了。我干完了当天所有的工作后直到天黑才离开资料点。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去了辅导员家，和她商量应该怎么办，我当时想这个地方一定是暴露了。辅导员没给我开门。回家后我越想当天发生的事越害怕，怕心不断地攻击我，晚上连觉都没睡好，一大早又去找辅导员。辅导员说她负责先把设备转移出去，后来我回家路过资料点时看见一辆警车正停在门口，我确定这里肯定是出事了，所以在家呆了两天没敢出屋。到第三天时，同修来找我说那个地方没出什么事，房东告诉她说，那天敲门的是收暂住费的派出所警察，同修已经把设备运出去。这场虚惊暴露出了自己的怕心。

设备被运走了，我在家呆了两个星期，可是每天晚上刚一睡觉就开始咳嗽，无法入睡。后来我悟到，我应该继续做真相资料，就和我丈夫商量我们自己买一台复印机，他帮我编辑，我来复印。这一念一出，当天晚上我就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我自己就去买了复印机，开始继续做资料了。

2000年10月广场被抓，后来流离失所。同修在北京找到我说：我们已经买好了速印机、打印机和电脑，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回去我们继续做资料吧。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当地继续做真相资料。

2001年元旦从广场正法回来后，我们换了一体机，真相资料越做越多，分布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我们还用丝网印制不干胶小标语，做条幅，还帮着其它地区的学员建立资料点，给他们提供技术和资金。

在做大法工作的同时，暴露出了我许多的执著，比如对我丈夫的情，因为他在元旦和我一起去天安门广场正法，被抓后说出了地址，被送回当地后劳教了，期间因为心性守不住又写了保证书，所以我一直为他心里难过，成了一种强大执著，直接影响到了我做大法工作。因为心性关老是过不去，心里很痛苦，还时常和同修发脾气。这时，一体机坏了，速印机印蜡纸不到20张蜡纸就破，复印机也坏了，同修把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我一气之下不干了。回家了，家里虽然舒适，可是却空无一人。这天晚上我洗完澡就睡了，睡梦中，我独自一人来到一个大海边，海边上到处都是奄奄一息的动物，鱼张着大嘴喘息、牛羊爬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还有各种飞禽，身上美丽的羽毛在脱落，我走到哪都有动物抻着脖子跟在后面，象是在乞求我救它们。梦醒后，我哭了，我看着师父的法像不住地流泪，我问师父，我怎么才能救它们呢？就在这时，同修来敲门了，她一进屋就说：快回去吧，别耍小孩脾气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置大法于不顾呢？我告诉她，你不来我也要回去的，师父在点化我，要我救度众生。从此，我更加清楚地知道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和责任的重大。

有个同修娘家是XX市的，她们地区当时没有人做真相资料，所以她就用皮箱一箱一箱拿资料往那里送。我被她的精神所感动，就拿出钱来和她一起在那个地区建立了资料点。刚刚到那里时，那里的环境很邪恶，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更是邪恶至极，学员们由于长期看不到师父的经文和学员体会，与正法的大形势有脱节，只有几个人敢出来散发真相资料，我们一边做资料，一边不断地联系更多的学员，就在我们的工作初见成效时，有一个曾经为我们送过设备的学员被抓了，因为他没守住心性，说出了几个与他有联系的学员，而且还带着公安找到了我们的资料点，幸亏有师父的点化，我们在公安赶到之前就搬家了。这次魔难使我们与许多学员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们继续努力，很快就联系了更多的学员。

在我到这里做资料两个多月后，我们当地的资料点被破坏了，相关的30多名学员被抓，而且警察知道了我在这里，所以到这里来抓我和另一同修。它们在汽车站和各街口派便衣蹲坑，几个月的“辛苦”都徒劳了，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能看见它们，它们却找不到我。

我们不断地将当地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的邪恶在明慧网上曝光，邪恶又气又怕，所以采用各种手段抓捕做资料的学员，它们抓住散发传单的学员后，用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说出资料的来源，很多学员都能严守心性，但也有个别人出卖同修，无论邪恶怎么搜捕我们，我们都用强大的正念，打破了它们的幻想。

有一天，邪恶借查户口为名，搜捕我们。这天一早我就出去买纸了（这也是师父的安排，因为我不会说当地的方言），街道、派出所和公安共6个人到我们的住地，要看户口和身份证，当时在家的同修非常镇定，一边心里发正念清除邪恶，一边泰然自若地应对它们，并发出一念：决不许邪恶进屋，果然，这6个人在门口转悠转悠，最后没进屋都走了。

有一次负责网上工作的学员被抓，我们得知他第三天就写了‘保证书’，第六天写了第二次保证书后被释放，但是我们没有搬家，而是集体发正念清除一切破坏我们做大法工作的邪恶因素，顺利地走过了这一关。

2001年11月负责向各个点发资料的学员夫妇俩被抓，恶警在她家抄出了一箱光盘，1万多元人民币，和上千份学员修炼体会，男学员在酷刑中说出了我们平时交送资料的地点，结果使我身边唯一的一个同修被捕。我心里难过得哭了，是离开这里呢？还是继续下去？走肯定是不对的，是对这里几千同修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大法对众生的不负责，可是一个人做多孤独呀。我想到了自己是修炼的人，遇到的一切困难都是我回家路上要过的关，我一定要走过去。于是每天继续我的工作，而且还要承担被抓同修的工作，我找到了可以帮助我的同修，帮我把真相资料、经文和学员体会及时送到学员的手里。虽然工作很忙，但我每天都最少发三次正念，按时学法、炼功。

我们住的房子需要生炉子。有一天，劈好的劈柴用完了，我自己拿斧子劈柴，因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个活，所以很费劲，劈着劈着心里难过了起来，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个苦呀，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转，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在正悟网上看到过的一篇文章《佛真的为度人而在常人中要饭》。想起师父为众生所承受的一切，我吃这点苦又算什么呢？就这样我又走过了对我来说很难的一关——孤独。我身边被抓的同修九天后闯出了魔窟，重返资料点。警察为了让她说出我在哪，将她打得昏死过去两次，直到第九天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才通知她的家人去医院接人，她是被家人背出医院的，两天后她就回到了我身边。

2002年春节前后，邪恶在各主要公路检查过往车辆，我们已经有两个同修在乘出租车时被警察查出带有光盘后被抓。前两天我出去买纸，要途经一个收费站，所以心里有点胆胆突突的，一路上发着正念，回来时顺利通过了收费站，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哪知，车开到距离住地还有五分钟的路时，车胎爆了。司机说：要把纸卸下来才能换备用轮胎，于是我帮着把纸卸了下来，只卸了一半，20箱在大马路上摆着，就特别招眼，来回过路的司机都要看我们两眼，我心里的着急就别提了，一边心里发正念，一边帮着司机换轮胎，司机因为没吃早饭饿得没劲了。我说：我来，于是我爬到车下卸千斤顶，可是怎么使劲那个螺丝就是一丝不动，后来我想哪有穿着我这身衣服的女士在车底下修车呀，太不合常理了，所以赶快起来叫司机卸。我在一边给他鼓劲，并求师父帮助我，半个小时后车修好了，可是我的手指在装轮胎时被挤紫了，还急出了一身的汗。这次磨难也是由于自己的怕心造成的。

在我做大法工作中有许多神奇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一次我在印制资料时，油墨用完了，我自己去买已经来不及，因为说好了晚上有同修要来取四箱资料，当时我只印出三箱来，心里挺着急，将空墨盒拔出后又插了进去，继续印！一按“开始”，果然机器转动了，500张纸走完了，再放500，又走完了，我好奇地看看滚筒，见上面有一小堆墨，于是又放了500张纸，就这样，我用一个空墨筒印出了3000张资料，当时我一边印，一边流泪，为大法的神奇，更为师父的慈悲。

我是锁着修的，除了在做得好时师父会让我看到法轮，那也是初期的状态，除此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在我修炼路上所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恩师的慈悲呵护和点悟。从在我们家建学习点，到我去北京正法，到我做真相资料，每关键的一步都有师父的点化，所以有时在做大法的事情时，当时在法理上并不十分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我知道：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修炼修什么？就是修一个“信”字，这是我两年多修炼中的切身体会。

我从2000年7月开始做真相资料，与我一起合作的同修几乎无一例外都被抓进去过，有的现在还被非法关押，因为所谓的“主犯”没有抓到，有的被抓后承受不住叛变了，有的同修是堂堂正正的从生死中闯出来了，而我却依然如故。所以修炼的人只要真的能站在法上，一切险恶都是假象，都能化险为夷。

有个同修说得好：好学生不怕考试，考场正是展示一个学生才华的好机会。我们不求魔难，却要笑傲魔难。

这篇修炼体会写了很长时间才完稿，所以思路不连续，一定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