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8岁，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得法就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对师父说：“弟子没文化，什么也看不见，您就看我这颗心，我绝对按师父说的做，以法为师！”三年多来我从来没向邪恶写过一个字。我很早以前就想把我的事写出来证实大法，只是苦于识字不多，写了好几次都写不出，非常着急，觉得对不起师父，现在在同修的帮助下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下面是我说，同修给整理出来的。

得法前我有多种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骨质增生、胃病、风湿性关节炎，十几年了每天离不开药。家人带我走遍了省内各大医院，都不太见效。后来手背上又长了很多小瘤子（医学上称风湿性骨籽），手不能伸直，不能提东西，非常痛苦，在河北省第二人民医院做了一次手术，仍不见好转。那时候这些病折磨得我非常痛苦，家务活根本就做不了，而且脾气也变得很坏，动不动就发火。真不知道这痛苦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95年8月一位朋友介绍我炼法轮功，刚炼了十几天，就感觉一身轻，真象师父说的那样：“骑自行车象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转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我感觉特别好，比吃药好多了，以后我风雨无阻，天天坚持炼功（仅几天由于消大业没炼），再也没吃过一粒药。得法大概半年，我经历了一次大的消业，当时发高烧、恶心，浑身无力还疼。我想师父在管我，给我消业呢。前三天想炼功也站不起来，第四天我挺着抱轮(第二套功法)。四天四夜水米没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坚持背下经文，等到第五天头上就一点事没有了。后来又有几次消业，我就坚定一念：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师父在管我呢，我一定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念之差，马上就过去了，后来身体越来越好。要不是师父和大法，我的命早没了，哪有今天啊！还有，师父讲心性提高，我文化低也不懂别的，我就按照“真、善、忍”去做，遇到矛盾我都很高兴：“哎呀，师父又给了我一个提高心性的好机会。”甚至有人骂我，我也能做到乐呵呵地不动心。我变得待别人也好了，遇事也不发脾气了，这样一来家里也变得和睦了。

99年4月24日，听说天津抓、打大法学员。我想这是大法的事儿与我也有关，我得去说句公道话，就与其他学员一起去北京上访。4月25日，在府右街两侧，站满了大法学员，特别整齐，常人看到都很惊奇、敬佩，晚上九点多走的时候，地下一点垃圾都没有，我们虽是去反映情况，也是在证实大法。后来情况越来越不好，我们本地学员也被非法抓捕，我想咱们做好人没错，他们这样打压，我决定再次上北京说句公道话。99年7.20，没有买到车票，我想走也得走到，于是我与几位功友骑车去北京。当时进京的各个路口都被封锁、盘查，我们被截了回来。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什么也挡不住我，后来我又多次进京证实大法，在北京我对警察说：“法不正过来，我不回头。”

99年11月底的一天警察敲门，他竟无耻地说：“交500块钱，要不写保证。”我说：“保证不会给你，钱也不会给你。”第二天，我就去了北京。我上北京回来被关在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叫来孩子们逼我写保证，我对孩子们说：“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法太好了，我一定要修大法。”办事处的人说我没情，我说：“谁说的！我修大法浑身的病都好了，为孩子们减轻了多少负担，还能帮他们看孩子，这不是对他们好吗？谁说也动不了我，我一修到底，死也不写。”我觉得很满足，没大法我早死了。我心不动，他们没再逼我写。从这以后孩子们都变得很理解，还帮助我抵制邪恶。

99年12月份，我又无故被居委会骗到派出所，非法关押了15天，并被勒索1000元钱，恶警逼我写“保证书”，还威胁不写就送拘留所，我想师父说了算，结果拘留所没地方了，他吓唬说要劳教我，我心想得到法了，我什么都不怕。又让我不要去北京，我说：“去北京怎么了？我有人身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在家呆得好好的，你们把我骗来迫害我，还要钱，太不讲理了。”我和功友们认识到不能一味地消极承受，就在走廊里堂堂正正地炼功。我们的正念起了作用，第二天派出所就把我们放了。

2000年2月我和功友收集大法弟子的签名想给联合国反映情况，派出所知道后抓走了我，想逼我出卖功友，威胁我说：“你看见打小方（化名）了吗？你不说，也那样打你！”我没动心，说：“我没犯罪，我不怕。我一个老太太──不就这一百多斤啊！要不得法[修炼]我早死了！”他们没敢怎么样。关了四天把我放了。

2000年4月中旬，派出所、办事处来了七、八个人，闯到家里要把我抓走。我跟他们讲：“我没犯法，凭什么抓我？我做好人有什么罪？你们没有任何手续私闯民宅，跟土匪一样。你们说说到底谁在违法？我死也不跟你们走！”他们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没想到后来又派来4个人吃、住在家里，监视着我，一开始我并没有多想。后来我悟到这是对我的迫害，于是给他们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也自知理亏。后来我女儿把他们赶走了。

2000年7月初我又想去北京，在火车站被抓了回来，警察为了向我要钱（1500元），在派出所非法关了我20天，我不配合他们，就是不给。没捞到好处，他们又把我非法关进拘留所15天。

2000年12月26号那天，我和几个功友又堂堂正正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正走着，突然一个便衣拽住我，让我骂师父、骂大法。我说：共产党叫你骂人哪？我从来不会骂人。它又问我法轮功好不好，我说：好不好你不知道吗？你问我干什么！我又接着走，刚走了几步，就听他凶狠地对别人喊：抓住她！过后三个恶警疯狂地向我扑过来，我看没有机会打横幅，就大声地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它们连踢带打，把我拖上了警车。我们一行30多人被拉到宣武区看守所，一下车便被恶警强行搜身，搜去了所有的钱物。神奇的是，我带在身上的横幅却没被发现，我想这是师父在保护着啊！我坚信师父就在身边，我一定要做好。我们拒报姓名、地址，绝食抗议，关押6天后被关到安平县看守所。我所在的号里有20名大法弟子，来自全国各地，在这儿我把珍贵的横幅挂了出来，给学员们以极大的鼓舞。我们继续绝食抗议，并向警察、犯人讲真相，逐渐地开创了一个宽松的学法炼功环境。十余天后我被当地公安接回，非法关押于市第一看守所，时间长达3个月，2000年的春节也在看守所里度过的。

我想在哪里我都是一个炼功人，不能给大法抹黑。平时主动干活，如擦地、倒垃圾都是抢着干，经常给她们讲大法真相，讲自己受益的情况。我的一言一行改变了她们对大法的态度，犯人们都说这个“法轮功”真是太好了，怎么跟电视上说的不一样啊？看来法轮功一定是被冤枉的。有几个犯人表示出去了也要找本大法书看看。号里有个犯人是哑巴，经常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时常微笑地向我竖起大拇指，无声地表达着对大法、大法弟子的敬意。后来邪恶见我不屈服，妄想判我劳教。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才算，并请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能够闯出去。当时没有一点怕心，正念很足。结果检查身体不合格，劳教所拒收，邪恶无奈只好将我放了。

2001年12月的一天，我和功友发资料时，被恶警抓到派出所。我们绝食抗议，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要求、命令和指使。他们想动摇我，我说：“你别跟我说，谁也动不了我！我的每个细胞里都是大法、大法、大法。”他们没办法。当时我们心态非常稳，没有一点怕心，一有机会就向他们讲真相。一开始他们根本不听，我们就发正念清除在另外空间操纵他们的邪恶因素，后来他们渐渐地能接受了。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干脆拿着真相资料和光盘看了起来，并让我们炼功给他们看。其中一个警察对我们说：“再委屈你们一晚上吧。”我们悟到这是老师在点化我们，于是更加有信心闯出去。第三天上午一个好心肠的警察还给了我们功友一双新棉鞋（以前穿高跟鞋），我们悟到这是师父在给机会，更方便我们跑了。第三天中午，只有一个警察看管，我们就发正念让他睡过去，等他睡熟以后，我们不慌不忙从大门走了出去。后来他们追出来，但我们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几经周折躲过了追捕，安全地回到了家。

三年多来，每逢他们认为的“敏感日”，派出所、街道、居委会都上门骚扰；这三年的元旦或春节我都没能安稳过，有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有时在派出所。为免遭邪恶的屡次迫害，我又于2001年年底离家出走，一直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即使这样，邪恶仍不放过我，有时到我家、亲戚家蹲坑，妄图抓捕我。就在十六大期间，恶警在我女儿家楼下连续呆了3天，家人对他们的做法非常反感，女婿几次要跟他们拼命。

邪恶再疯狂也动摇不了我，我对师父和大法的心无法用语言表达，炼功或发正念时有时泪流满面。我想：“师父给了我这么多，要不好好修，别说对不起师父，自己都对不住。”修炼路上不能松懈，每天4点钟起床，7点以前就炼完功，从没间断，有时炼功还起飘；我每天睡很少的觉，抓紧一切时间学法；尽量多地发正念，每遇到特殊情况，坚持24个整点都发正念，发正念时我感觉自己如顶天立地的神一样；平时外出，我不放过一切机会向世人讲清真相。我明白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时常觉得自己还不够精进，对不起师父对我的慈悲呵护，今后我就是按师父说的去做，继续勇猛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