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7日星期二，哈佛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就“香港23条立法”接受了记者专访。郭罗基先生是中国著名思想解放运动家。半个世纪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理念，倡导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挑战中共为重大政治问题设置种种禁区的恶劣传统，为此他遭受的打压也是一次又一次。从50年代的“反右”到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到89年「六·四」，他都是中共重点处理对象。他的成名书《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

* 中国共产党首先违法

郭罗基先生说，在23条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这条罪名中，把“政府”和“颠覆”联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政府”是可以改变的。像在美国，“共和党”政府上台，难道是把“民主党”政府给颠覆了？所以这条罪名在法律上不成立。

还有，23条里的“禁止国外的政治组织在香港进行活动，禁止香港的政治团体和国外的政治团体有联系”，这条法律在中国内地是没有的。如果有，那么外国的政治团体就不能访问中国。可实际上，外国的政党经常访问中国。如果是“禁止中国政治团体与国外政治团体有联系”，那么中国共产党首先违反法律。中国共产党不仅和其他的共产主义政党有联系，它和非共产主义政党也有联系。连在内地都做不到的事情要想在香港实行，这完全是不合理的。香港政府立法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秉承北京的旨意来限制香港人民。

接着，郭先生谈了23条里的这些罪名的法律概念。他说，像“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及窃取国家机密罪”等，这些罪名不具体，很容易在执行时遭到歪曲。特别是“煽动”，往往被用来限制言论自由。这些法律概念都要经过讨论和鉴定。

* 什么是“颠覆”？

郭先生说，“颠覆”应该是针对国家的。“国家”和“政府”不是一个概念，政府的改变并不等于国家的灭亡。这条罪名要符合几个条件才能构成。

第一，这种犯罪行为是针对国家的，是危害到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而针对政府的行为并不构成“颠覆”，特别是反对政府的言论，这是公民的权利。政府是人民授权的，人民有权表达反对意见。在内地，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就成了“颠覆国家”。这完全是混乱概念。

第二，“颠覆”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国家本身是个暴力机关，它有军队、警察和监狱，如果你不使用暴力手段就无从所谓“颠覆国家”。既然这样，一切的和平请愿，和平示威，无论提出什么口号，表达什么愿望，都是颠覆不了国家的，也就构不成“颠覆罪”。

第三，这种行为又不是个人行为。说一个人能颠覆国家，这岂不是笑话？所以说，颠覆国家是一个暴力集团的行为。只有符合这三个条件才叫“颠覆”。

* 什么是“煽动”？

“煽动”不是言论而是行动，不能把这条法律规定变成了惩罚言论的规定。它也要符合几个条件才构成“煽动叛乱罪”。

第一，煽动者有犯罪的意图。如果此人没有犯罪意图，不管他的言论内容怎么错，不能构成“煽动”。

第二，煽动者进行“煽动”的时候当然要讲话、写文章，煽动的言论不是要表达看法，而是要讲到做法，推动人们去采取行动。如果只是发表看法而没有提出行为，那只是思想信息的提出，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如果一个人只是表达看法，不论他的看法有多错，有多不为政府所接受，都不能构成“煽动”。

第三，煽动者必须要有具体的煽动对象。没有被煽动者，也就不会有煽动者。如果一个人自言自语，不管发表什么宣言，就不构成“煽动”。在文革是闹了很多笑话，有人在厕所里写了一句什么标语口号，就被定为“反革命煽动罪”。在厕所里向谁煽动？这是不合乎逻辑的。

第四，“被煽动者”要采取行动才够得上“煽动”。如果“被煽动者”没有行动的话，只是“煽”而不“动”，这只能说是思想影响。但是不幸的是，现在中国的司法机关把人们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章叫做“煽动”，他们既没有具体煽动的对象，也没有“被煽动者”的行动。没有后果怎么能定罪？这是荒唐的，没有法律根据的。

第五，只有被煽动者采取的行动犯罪，才能说明煽动者有罪。假如总统候选人在选举中号召大家投他一票(这也是一种煽动，甚至这种煽动还带有强烈的感情)，结果是“被煽动的人”去投票，这个行为是合法的，那煽动大家投他一票的人也是合法的。煽动罪要满足这五个条件才构成罪行，不然就是歪曲法律。

* 反对“立恶法”

郭罗基先生说，现在反对（23条）立法成了一个政治性的表态，香港人民只有在“反对”和“赞成”二者选一。这很可能引起人民的对立情绪，造成分裂。而且这种简单化处理把很多重要问题掩盖了。郭罗基认为，我们不要反对立法，而是要反对“立恶法”，反对立违背人民意愿的法律。要立就要立人民赞同的法律。香港政府企图跳过“白纸文件”，跳过立法程序，这是不允许的。他也让香港人民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上，最重要的是香港人民要能显示自己的意志，让香港朝着民主的方向去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