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曾青，家住珠海，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从99年7.20以后，我被非法拘留4次、非法送进洗脑班2次、非法劳教1年。

第一次被拘留是2000年春节。先生和我想向政府说句公道话，还没进信访局就被抓。拘留所每天只让睡三小时，还有很繁重的劳动任务，完不成就挨打。那时，我每每扪心自问：“我做错了什么吗？”答案都是：“没有”。回首4年的修炼路，我不求个人得失，处处做好人，也深深受益，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感到生活从未有过的幸福、美好。

回单位后，公安局仍然监视我们，单位的压力很大。领导劝我，你就说不炼了，他们就不找你麻烦了。我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得说真话，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炼呢？”当时“上面”有个文件，三次拘留就可以判劳教。如果判我劳教，单位就轻松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找机会。但我不恨他们。

第二次拘留我，是因为我在工作之余，偶尔地写了两个字，监视我的人以为我写法轮功的东西，立即打电话叫来公安人员，不由分说，把我抓到拘留所。第三次，因为我有个朋友，也是炼法轮功的，她打电话说星期天到我家玩，公安人员从电话里听到了，那天不但抓了先生、这位朋友和我，也把我的家抄了个底朝天，家中所有的法轮功资料全部没收。

我已被拘留三次，恶人达到了判我劳教的目的。那天领导打电话给我，说等一下要来材料，我立刻整理库房，好有地方放材料。过了一会儿，领导来了，叫我把库房关上，我以为跟他去拿材料，就跟着他走，谁知他们早已准备好了，几个人跑过来，就把我拽上了警车。到了看守所，要我在劳教书上签字。我问为什么判我劳教，回答是我干扰社会秩序。当时我在上班，他们劫持了我，到底是谁在干扰社会秩序？因为我不签，最后领导替我签了字。

回首在劳教所的一年，仿佛在地狱待了一千年。开始时，整天是强化洗脑，逼着我们听诬陷、诽谤法轮功的文章，不好好听就体罚。法轮功学员与二十多个吸毒者关在一起，吃、喝、拉全在里面。干警要他们监视我们，一炼功就往死里打。不让睡觉，非打即骂，成了家常便饭。有法轮功学员被打得惨叫时，医生就给他打麻药。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们放弃修炼。在这种高压、威逼、欺骗和种种残酷迫害下，人人都瘦得皮包骨，许多法轮功学员被逼疯了，我也精神恍惚，被他们所谓的洗脑转化了。尽管这样，在以后的七、八个月里，我还得每天劳动17个小时。2001年8月，我终于回家了。

一出来，我很快清醒了。明白自己应该选择什么，应该走怎样的路，于是我写了声明，仍然坚持修炼法轮功。

2002年春节我被送到洗脑班。4月30日，我们被秘密转移到一个招待所，一个房间封闭一个法轮功学员，不准与外界有任何接触，不准亲人探望，只有高音喇叭整天播放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因为我不妥协，第4次进了拘留所。临行前，他们脱了我的鞋，什么都不准带。在拘留所第8天，我来例假了，还是一个犯人看不下去，给了我几片卫生巾。

从拘留所出来，因为换洗衣服都在洗脑班，先生就去“610”办公室要，一听说我回家了，他们立即派出几十人包围了整栋宿舍楼，还要抓我。就这样我第二次进了洗脑班，他们始终也不能让我屈服，只好在6月初，把我放了回来。

这三年就这样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了，可怜我们年幼的孩子。第三次拘留我时是深夜11点，先生和我在孩子的哭声中被拽上警车。我们是95年才调到珠海的，在那里举目无亲，孩子年仅11岁，却自己买米、做饭、自己上学。我75岁的老父亲不放心，从湖南来珠海跟孩子作伴，一老一小相依为命。父亲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不久70岁的母亲也因炼法轮功入狱，父亲又为母亲担心，他牵挂两边，终于病倒了，弟弟只好又把他接回湖南。

孩子也炼法轮功，我们被抓，被抄家，学校也威胁他，炼就开除学籍，这如山的压力，使原来天真、可爱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失去了童年应有的欢乐。我们知道，不只是他，多少个法轮功修炼者的孩子、亲人都在承受这样的痛苦。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正常吗？”

妹妹的电话录音就到此，可她的苦难并没有结束，2002年10月初，她被非法判3年劳教。我恳请更多善良的人们帮助他们──这些只为做好人而坐牢的法轮功学员，让人间的正义、善良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