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时，有位姓苏的老知识分子讲了这么一个道理：他说对于人的道德提升和良心教化，除了“宗教迷信”，任何法规和思想教育都是不济事的。接着他举了个例子，说珠江三角洲这地方，有很多街路和建筑的修筑都是要让位给一些参天古树的，这倒不是因为人们有环保意识，而是“迷信风水”造成的，在广东人看来，那些参天古木都是有灵性的“神树” ，活了几百年是风水使然，动不得。

就树木而言，宗教与迷信的结果，客观上保护了生态环境。试想，如果没有神威佛法的震慑，有什么法律能阻挡住愚昧的农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笔者前不久到山西考察时，也发现了这种奇特现象在内地也是普遍存在的，黄土高原的生态，可以说已经被我们的祖先和今人破坏的很彻底了，但一些百年古松，千年古柏竟然能活下来，没被砍伐掉盖房子当柴烧，不能不说法律这东西，在宗教迷信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现在国内很多旅游胜地也是这样，自然生态保持得很好，也不能不说这些地方，原来是因为有大量宗教场所的缘故。

说到宗教场所，笔者是自诩为无神论的，而且经常与有神论者辩论，但有些时候，可能是由于才疏学浅罢，面对一些僧尼道士的问题也是瞠目结舌。有一次在中岳庙，开玩笑的问一位道长：你们出家人，当真认为有神的存在么？那位道长却笑着反问：你为什么来这里？来这儿做什么呢？我说我是来游山逛景啊。道长说：是了，这不过是一片大山大岭而已，普天下皆是，你何故偏来此地呢？我说同是大山大岭，这里与别处是不同的。道长又笑问：有何不同？我说这儿不是有中岳庙嘛。“那么，中岳庙里都有什么呢？”道士又反问，我说有菩萨，有道长啊。那道士大笑：就是啊，你说了半天，不还是奔着神仙来的嘛！

过去，经常听到人们念念有词的为自己的诚信打赌发誓：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明。我若如何如何，天打五雷轰云云。这说明发誓的人还有他最后的道德底限，还有个“神明”在约束规范他的行为。但是当人们不肯发这样的誓言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法律和政策这些东西再严密，也总是有空子可钻的，法律的执行，多半是民不举官不究，再则，没有证据也不能执法，然而，又有哪个违犯法律的人会主动留下证据给人起诉呢？

不过神的约束就厉害了。据说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法庭上，诉讼双方要执行两种起誓方式，一种是凭良心和法律责任，一种就是手按圣经凭基督徒的诚实信誉。在例行公事上，有些文件的担保人，除了律师也可以委托神职人员，可见神和法在社会中具有同等地位。不可否认的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就是宗教文明的不同，不同的宗教文明造就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西方人的处世准则是在个人诚实的前提下讲求爱心和公共道德。东方人的处世准则是在不伤天害理的前提下独善其身。西方的基督教或天主教要求信众们以基督或圣徒为榜样，从群体做起，人人平等，奉行济世的牺牲精神，它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东方的佛教或道教则是要求信众从个人做起，广渡众生，主张与世隔绝的修练成佛成仙，与所在社会的发展互不相干。在西方宗教文明中出现了哥白尼，开辟了人类科学的新纪元，但在东方宗教文明中似乎除了张衡的地动仪，再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创造了。

当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原也有自己的宗教文明，是可以用来与西方的宗教文明抗衡的，这就是儒家思想，尽管后世的学者们不承认儒学是宗教，但它在中华民族文明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宗教的角色，如果它没有经过五四运动，能健康的发展下去，它就是东方最大的一门宗教，这点是不庸置疑的。从东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都视儒学为国学，以此来提高和巩固国民的道德素质，精明的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只有人民的道德质素普遍提高了，才能够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儒学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这个固有文化并不只是中国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文明的财富。尽管儒家思想有它迂腐落后的一面，尽管它鼓吹的是封建道统观念，但它的思想精髓“忠，孝，仁，义，礼，智，信”，对东方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这一美誉，也是本世纪之前，全世界人民都一致公认的。

现今世界上流行的几大宗教，都肯定神威佛法的存在，各自的神名称不同，但意义是一样的，即使是中国盛行过的儒教，也不否认神，五十年前的中国人，即使非宗教信徒，也认为“不事天地不敬鬼神”，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就是儒家教育的结果。人们心目中只要有了神，就会自动自觉的检省自己的良心和灵魂，所以宗教的戒律，就能对人类的思想行为产生约束作用，而且没有哪一种宗教的戒律不是教人向善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对于人类文明，确实有它积极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现状，前不久，中共高层有一位精英理论家潘岳先生，已经提出了宗教这个敏感问题，肯定了宗教在提升国民道德质素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但看来他的主张很快就被封杀了，由此可见中共对政治改革的恐惧并非止于体制之外。中国的宗教，目前规模较大的有佛教，其次是道教，至于外来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历来是受本土文化压制的，从未兴盛过。中共建政后，为了禁锢人民的思想，立即对所有的宗教进行迫害，象取缔娼妓一样，遣散了大批僧尼道士，充公了大量寺院庙宇，在镇反中，枪毙了一大批“帝国主义宗教特务”。后来考虑到统战和民族政策，才成立了《宗教事务委员会》，作为文物，才保留了一点象民主党派那样的花瓶摆设，在这个“委员会”的管辖下，中国的宗教界只不过是中共统治的附庸品而已。就是这一点摆设，在文革中也几乎破坏殆尽，宗教的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成了“骗人的封建迷信”，成了“精神鸦片”，从此一蹶不振。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共集团为了刺激旅游业发展，不得不重新恢复了宗教界的一部分权益，比如使用土地，建筑，收纳信徒等，但与此同时，中共也没有忘记在宗教中的渗透，在各大旅游胜地的宗教场所中，都有大量的身怀党票的光头特务。这样的宗教，其实并没有它们实际存在的意义，因为大部分寺院庙宇，都是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设置的敛钱工具，“普渡众生”，只是为了“普渡”众生口袋里的人民币。

中共这类流氓政党，是任何事物都要为己所利用，要为它政治服务的，至于如何培养人民道德情操文明质素，对它来说并不重要，它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巩固自己的政权。什么假冒伪劣，什么男盗女娼，对它来说也都不重要，它关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些“爱国”的和尚道士，牧师神父们，与那些民主党派人士一样，都是被中共养起来的，吃中共的，花中共的，就要为中共作事，除了担负着“爱国爱党”的政治说教使命，还要保障完成政府指派的各种税费指标。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民是得不到宗教知识的，中国人民对宗教的了解，还不如一本神话小说《西游记》。所以说中国目前的宗教，并没有完全发挥它们的特殊作用。

实际上，尽管中共喊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口号，但它对宗教的流行传播是极不情愿的，因为宗教是与它争夺人心的。中共几十年来，一直试图以共产主义思想来取代宗教，在它把持下的国民教育也禁止青年人涉及其它信仰，中共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少先队，严密的控制着青少年人的思想境界，在今天的中国，各派宗教的信众也绝大多数是几乎行将就木的老年人，这对中共当然是构不成任何威胁的，但是社会的动力和生命在哪里？是在中青年一代身上，然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恰恰正是在这一代才出现了真空。

中国文革以来，在国民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以一党之私，竟用一个即庸俗又乏味的学毛著标兵党奴雷锋做道德楷模，象产品般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昙花一现的英雄模范充当文明表率，而这些“道德楷模”“文明表率”又没有一个是形象完美的，更没有一个是耶稣基督那样的圣人。事实证明，在中国这块社会主义实验田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试验是彻底失败的。即使中共是清廉的，不腐败的，也没有“变色”，共产主义学说也不能永久凝聚人民的思想，因为它没有神的位置，它就不具备宗教的神秘和威严，它没有宗教戒律那样系统的道德准则，所以它就不能具体规范人的行为。它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理念而已，其破有余，其立不足，所以它也不足以慑服人的思想。如果现在谁能用经典的共产主义理论，来透澈的解释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乌七八糟的社会现象，那绝对是个思想界的哲学奇迹。

今天，当那个一度被中国人民崇拜过的偶象毛泽东，竟被他自身的淫秽丑恶暗淡了光环，那个一贯标榜伟光正的中共，也被其政府官僚的贪赃腐败彻底糟蹋了形象，中国社会在空前“繁荣”的后面，竟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人民不信鬼不信神，良心泯灭，人性欠缺，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铜臭，自然资源遭到疯狂的掠夺破坏，民间出现了群体道德沦丧，富则跋扈宣淫挥霍，穷则志短鸡偷狗窃，男盗女娼物欲横流，老夫少妻鸡鸭遍地，坑崩诈骗卖儿拐女……。中国社会坠落到如此深渊，中华民族难道就此甘于面对这些灾难，接受这一文明灭绝的现实吗？中国人民期待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道德的回归和良心的觉醒，中国现在需要宗教！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道德的回归和良心的觉醒。法轮功的产生无疑是这一回归和觉醒的促进剂。“真，善，忍”，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传统宗教文明中的全部有正面意义的清规戒律，以通俗，清新的面貌进入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信仰地带。法轮功人的高尚情操和优良品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赞许。中国宗教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象法轮功这样，在短短的三年内，凝聚了海内外如此众多的忠实信徒，在这些信徒中，有普通百姓，也有高级知识分子，有佛教徒也有道教徒，甚至有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共党员干部，还有对政府忠诚的军人和警察，更有对东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外籍人士。难道这些人都是弱智白痴吗？他们会认为自己是“邪教徒”吗？除了一贯颠倒黑白，以谎言度日的中共之外，世界上还有什么人会称法轮功是“邪教”呢？

法轮功之所以能吸引心地善良的人民如此百折不回的追随，就在于它对人民对社会有两大无以伦比的益处：一是以意念练功健身祛病，二是用修练思想提升道德。无须任何附加条件，只要心诚，一席之地就可修行。至于法轮功的思想学说，在无神论看来固然荒唐，但站在有神论者的立场看无神论，不也是一样荒唐吗？大凡宗教，都有它对世界的独特解释，不然它怎么能称为信仰呢？所以反法轮功者的很多理论，以客观的唯物观点来认识，都是难以说服人的。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从来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事物，它们之间的理论由于南辕北辙，是构不成辩证关系的，所以象司马南之流的“反伪科学”英雄们，几年来所做的一切，真正有些实际价值的事情，无非是戳穿了一些骗人的“特异功能”戏法魔术而已。

笔者也曾经对柯云路先生关于伪科学话题的长篇小说大惑不解，认为他是个走火入魔的荒唐作家，但现在从信仰自由的意义上看来，他是没什么错误的，人各有志，信不信由你，应该允许各种“错误思想”的“自由泛滥”，由人民自己去辨别选择，这才是尊重人权。象伪科学，封建迷信这类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也是不应该作为法律来实行的。中共反法轮功的要害，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它是否伪科学，而是这样一个对社会对公众没有任何重大危害和侵犯的气功组织，因为信众太多而触犯了它的利益，只是因它“执着”的认为“海外敌对势力”支持了法轮功，敢于挑战它的专制，挑战了它的统治地位。对这样区区一个民间气功组织，中共竟然不惜动用国本进行镇压迫害，这只能在它的专制历史上又重重的写上一笔。

值得肯定的是，法轮功正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思想学说，它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健康的，最严肃的，最有可能发展为宗教的民间气功团体，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三年多来领导法轮功人，为争取信仰自由这个基本人权，与中共江氏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和平抗争，李洪志先生也以他个人的高风亮节，为全体法轮功人，乃至全体中国人民做出了道德表率。中共对法轮功的政策，不能再坚持打压迫害，而应该认真地进行反省了，须知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权革命时代，以一政党或政府之力，与人民搞对抗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法轮功在“勾结海外敌对势力反共反华”，而是全世界一切爱好自由和平的人民都在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中共的专制暴政。对法轮功人的支持与否，是个大是大非问题，一切有良知的爱国知识分子，都要认清这个大是大非，应该立场坚定的站在法轮功人一方，谴责和抗议中共的野蛮行径，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应该说，法轮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人类的广泛敬重和认同，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华文化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