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户籍属广东，被非法劳教前，住在北京。一天，我正在街上走着，突然上来几个强盗式的便衣，不由分说就把我推进车，在北京拘留所非法关押我4天后，通知我户口所在地来接人。我从思想和行为上抵制迫害，我要寻机走脱，即使不走脱也不能顺利地让邪恶带走。在机场等候飞机时，我突然拔腿就跑，没多远就被抓回。他们使劲往后背我的胳膊，狠命压我的头，我呼吸都感到困难。但是我并没有屈服他们，使足了劲，喊出了“法轮大法好！警察在抓好人！法轮大法是正法！”他们把我拖到机场派出所。

围观的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当今的警察象强盗一样，坏人不管，却抓信仰真善忍的、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第二天，又从南方来了8个警察带我乘火车去广东。在车上我上厕所时，他们都跟着，站在我身边。我说：“你们太过分了！我只是修炼法轮功，没做坏事，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正事不干，动用这么多人力、物力，来对待一个弱女子。”在车上他们大吃大喝，结算时，他们无所顾忌的叫乘务员为他们开了700多元的单据。照此推算，他们8个人，一个来回花掉3万～4万元钱。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江XX一伙为满足私欲假公肥私，挥霍无度，滴滴人民的血和汗，被他们吞噬着。

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三水劳教所。刚一到那里，就来了几个误入歧途的人给我洗脑。洗脑不成就专派两个人来看我，结果这两个人又被我转化过来了，并且写了“严正声明”，声明劳教所的强制洗脑作废。劳教所发现这种情况，就把我调到了三大队，关押了我三个多月又把我调到二大队。这时又有一个大法弟子因抵制洗脑，劳教所连上厕所都不她让去，把我们俩关在一个屋里进行“严管” ，用了五个叛徒来看我们。一次上级来检查，怕我们揭露他们，让我们上楼上，我们不去，他们就拽，我们就大喊口号，往下拖时我仍然喊。邪恶之徒就脱下我们的袜子堵我们的嘴，还用抹布堵，我们的嘴都被弄破了。这时王大队长带着几个人破口大骂，对我们连拉带推。我们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我们被拖到楼下后，我俩不抬头，同时背诵师父的经文，不知什么时候，邪恶之徒溜走了。因为我们被“严管”，邪恶的帮凶不许我俩说话。我质问道：谁给你的权力。凭什么不让人说话 ？！江XX也没有这个权力！强大的正念震慑了邪恶，环境有所改变，我们允许去厕所大便，但小便仍在屋里。

有一次，恶警发现了经文，怀疑是我传的，就把我叫去问话：“你去厕所干什么来的？”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你说能干啥？” 恶警说：“有人说你传经文了。” 我说：“那你找他去好了，我不知道，你不要用对待犯人的口气来对待我，我不接受。”我站起来就走，恶警们把我拽回来，让我坐下，我不坐并说：“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怎能由你说怎样就怎样。”他们大骂一通，并说：“劳教所开班这么久，你是第一个敢这样对待干部(警察)的，太嚣张了”！我说：“这里是邪恶的场所。我对你们无仇无恨，只是对事，不是对人”。这时那个王大队长咬牙切齿的骂起大法和师父来了。我指着她说：“住嘴，谤佛会下地狱的。”他们问不出我什么，就让我回屋了。师父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去掉最后的执著》)法理实实在在的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还一次，王大队长带人来我俩屋里搜身。她把手伸进那个功友的怀里，掐了她的胳膊，第二天，发现成了黑紫色，我就想要把此事找机会揭露出来让全大队的人都知道。干警上班查房时，我就在旁边帮着那位功友说明此事，干警说：“这不关你的事，让她自己说。”我说：“她的事就是我的事，掐她就等于掐我，我就是要管！电视里整天喊‘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你的法在那里，你的德又在哪里？我出去后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们的罪恶！”他们说：“这样闹会给你加期的”。我大声说：“死都不怕，随便吧。”此时，我觉得自己顶天立地，什么邪恶也动不了我。

不管把我调到哪个大队，我都抵制迫害，不穿劳教服不看诽谤大法的材料和录像，不参加强制劳动，不起来“点名”。总之不参加劳教所的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活动。恶警就气急败坏的给我加期3个月，延期期满后他们还是不放人，就变相的关在强化洗脑班。关了20几天后，由于正念一直很强，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劳教所，又汇入到了正法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