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和8月，我作为加拿大政府代表团的一员，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了中国。我们是自1949年后第二个北美政府访华代表团。第一个是1970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友谊比赛”破冰之旅。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受中国政府委托，经由北美“关心亚洲问题研究委员会”出面组织的，共13名团员。来中国前我当时在美国伯克莱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并曾在香港学过汉语。代表团抵达北京后由中国外交部负责接待，外交部官员热情地表示：“我们很重视你们的来访，希望大家随处走走看看，多些了解中国。”事实上，我发现这句话当真正实践起来时，是多么地困难重重甚至相当冒险。

被押到派出所

　　到达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与一同伴走出饭店去外面闲逛，溜达着就拐进了新街口附近的一条居民小巷。居民大院门外的树阴下，几位老人正在闲聊和下象棋。小巷里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风情，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来说相当新鲜和具东方魅力，于是我举起照相机拍了几张民居、街景和老人们的聚会照。就在我端着相机兴致勃勃地拍照时，那几位老人突然一拥而上吵吵嚷嚷着夺下了我的相机。这时立即围上来数十人，大家情绪愤怒地斥责我“居心叵测地拍摄中国的阴暗面。”在一群人民群众的押解下，我俩被带到了当地派出所。办公室里值班的警察拿过我的相机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我紧张得心提到了嗓子眼，我担心警察会因我的反革命行为而销毁我的胶卷，那样我这些天中国之行的素材就全毁了。谢天谢地他终没打开相机盖，我松了口气。接下来警察首先问我们是哪国人。我答“加拿大”。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国家，就问：“这是什么国家？在哪里？”我答：“在北美。”警察警惕起来尖着嗓门惊叫：“你是个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吓得直哆嗦，忙急中生智地解释：“我不是美帝国主义，我是加拿大人，在美国的北方，是另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知道白求恩大夫吗？他就是加拿大人。”警察一听到白求恩这个名字态度立即缓和了一些。他又问：“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吗？”我十分吃惊地回答：“我不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只是他的同胞。”他感兴趣地追问：“那你是不是像白求恩一样，受外国共产党的派遣来支持中国革命的。”我只好又一次否认。于是警察态度严肃地指责我说：“首先你没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就随便拍摄，这是犯罪行为。第二，你不去拍我们的大好河山、不去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新风貌、不去拍我们人民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冲天干劲，却偏偏钻进中国落后的小巷内，故意拍摄我们的阴暗面，你这是妄图别有用心地诬蔑我国。”我听不懂他这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和政治罪名，但我心惊胆战地意识到自己显然罪责深重。我想起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话，于是我打算试试救自己。我的同伴听不懂汉语，只得呆立在一旁紧张地看着群情激愤的中国人，显出十足的恐惧。我建议警察给我们下榻的饭店打电话，外交部的陪同官员会向你解释清楚。到了午餐时分，外交部官员终于赶来派出所将我们营救了出来，至此我俩已被扣押了整整一个上午。临出门前警察说：“你要接受教训，下次拍照前得先经过我们政府的批准。而且应多拍些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光明的方面和先进模范人物。这次看在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人面子上放了你们。”

周恩来开明健谈，张春桥、王洪文一直黑着脸

　　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周恩来总理的，周总理迎在门口与大家一一握手，他因在延安骑马时右臂受过伤，所以他边用左手与每一位握手边说：“欢迎你们来中国，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当时文革险峻的政治形势下，一片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极“左”狂潮下，周的这番表态十分鼓舞我们。当时在周恩来左右两侧作陪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这两人没与大家一一握手，3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俩自始至终几乎一言不发，神情也十分阴沉不苟言笑。给我的印象是，这两位文革风云人物好似被迫出席此次外事公务，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周恩来问我在什么地方学的汉语，我答“在伯克莱（Berkeley）大学读汉学研究生。”他马上极有兴趣地询问伯克莱这所西方名校的情况，及西方汉学教学研究现状，还特别关心我学习汉语的困难。当周得知我此次是从香港进入大陆的时，便关切地询问：“香港怎么样？我们很关心香港的情况。”我客气地回答：“香港是个好地方。”周说：“我们把香港看的很重要，香港最终我们是会收回来的。”周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健谈活跃、极其睿智和反应敏捷，且大度热情，令我们感觉是在与朋友交谈，一点也不拘谨。周谈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当我们谈到一些事情时，他都会先专注地洗耳恭听，待对方结束话语后周会迅速地作出反应。我们讨论每一个问题时，周最后都会直接、明确地对该问题作出表态和答复。他的每一个表态、答复，都鲜明、清楚地体现了他的原则或立场。整个会谈中，周从未含含糊糊地兜圈子或所答非所问，亦从未回避过任何问题。

　　记得周说：“你们下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就不会在了。”当时闻此言甚为惊讶不明白何意，直到76年周逝世后回想起来，我猜测他那时是否已料到自己的癌症病魔来日不多了。提到台湾问题时，周答：“台湾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注意到周的态度相当温和，没用当年流行的政治口号“一定要解放台湾。”周说：“我们始终都在关注着西方还有美国各方面的情况。请你们来访就是希望与西方人民、政党和社团，互相间增进了解和发展友谊。你们不久就会看到我们将与西方国家开展往来，中国也肯定将会对西方敞开国门。”周又特别强调地表示：“我对中国与西方及美国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的态度。”

　　周还希望我们谈谈中国之行的观感。我们都回答：“很好。”这个回答的背景，一来是出于客气，更重要的则因为我们每天的参观日程都由中国官方安排陪同，所到之处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布置的，当然我们所见、所闻、所吃、所玩都很满意。周是位有魅力的人，我甚至觉得周很喜欢西方人。他感兴趣地了解北美大学的情况。他也告诉我们他从前有过一些西方朋友，并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自己与西方人的友谊，特别是他与白求恩的个人友谊。周还问我们在中国吃中餐的感受，很关心我们是否喜欢和是否习惯。代表团中有一位华侨，周问他祖籍是哪里人。他答：“广东中山人”。周马上说：“你知道吗，中山的篮球队满威风的。那里出足球名将，他们的个子也比较高。”周还关心西方人民反越战的形势，及加拿大、美国共产党的近况如何。他问有没有共产党人在北美的政府或国会内担任要位。我们回答，北美共产党的势力远达不到在政府及国会内任职的高度，共产党还是小党缺乏影响力。周为之十分感叹。我们又说，但西方人民反对越战的声势越来越高涨，要求政府停止越战的呼声已成为大潮流。周还询问了西方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意见，及反政府示威游行的趋势。

　　周又说：“我们现在还很落后，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步步的革命，这将会是长期艰巨的斗争。”我十分吃惊周的坦白，因这与中国媒体的宣传及中国官员的口径是那么不一样，他们皆通篇颂扬中国的大好形势和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真正的国富民强。而在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进一步说：“中国的事情很复杂，存在着许多不平衡和落后。这都需要一步步地来发展。”我明显感受到周对改革发展中国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没有用“改革”这个他逝世后数年才出现的名词。同时我也明显地感受到周欲言又止的无奈与压力。周左右两侧的张春桥、王洪文黑着脸所释放出来的“沉默压力”，及这两位文革闯将对周一言一行的监视，在座的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可以想像周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我们继续发问“中国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周答：“文革是复杂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运动中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们控制不了。红卫兵太冒进，武斗太过分和失控。”然后周明显地不愿多讲，我感觉周对文革有意见。我们最后询问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如何，周答：“不错。”

　　周在3小时的会见中反复表示：“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把你们当做朋友。我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态度。”周的诚恳、务实、健谈、友善以及他的智慧，还有他对西方及西方人的善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处好吃好住好玩，眼见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曾向外交部提出会见毛泽东主席，中方回答是：“毛主席日理万机。”我们问毛的身体如何，答：“非常健康。”我们也提出见见江青。回答“旗手的革命工作很忙。”我们又提出能否拜会林彪副主席，答：“林副主席也很忙。”

　　我们每天在中国的活动都由外交部人员安排和陪同。先后参观了苏州园林、上海豫园、广州烈士陵园。在南京参观了中山陵。南京市委官员介绍这个国民党时期的国都时说：“南京曾是敌特的老巢，这个城市的敌特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还隐藏着一些反革命分子。”另一则花絮是，在西安下榻的宾馆吃早餐时，厨师从里面走出来礼貌地询问我们想吃些什么，我们回答想吃中国菜。没料到厨师显现出非常非常吃惊的表情：“你们外国人想吃中餐？”我们答：“对呀，我们不是在中国吗。”他说以前来这里的外宾（我估计是苏联人），都要求他做地道的西式早餐。那顿早餐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厨师瞧见我们喜欢他的厨艺高兴极了。只是端上来的食物太多了我们吃不下，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我们，当时还以为中国人每天的早餐都是这么大的饭量，感叹中国人可真能大吃大喝。那时不知晓我们这些老外是在“搞特殊化”，还以为在中国所享受到的待遇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因中方给我们放过一部介绍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有中国百姓围着餐桌吃晚餐的情景，画面上中国人个个开心地享受着丰盛的美味。我们感觉这些生活画面，与以往在西方所闻的中国人贫穷的谣言，那么不符。在中国旅行期间，由于中国人已很久没有见过西方人了，于是很多中国人没想到我们来自北美，他们以为苏联人又回来了。71年8月我们乘火车经过徐州时，车厢过道上一位母亲抱着个3岁的男孩。由于天气酷热我的衣领是敞开着的，当我经过男孩身旁时，那男孩伸出手来一把揪住了我的胸毛。他就这么死死地抓着，瞪眼盯着这些奇怪的毛，我怎么哄他都不肯放手。这时男孩的父亲赶过来大声说：“快放手，他是个鬼。你要是抓住鬼不放手，这个鬼就会把你提走下地狱去喂恶魔。”那男孩听后吓得哇地一声嚎哭起来。我试图劝慰他，我一开口男孩更惊恐地浑身颤抖。

　　在上海虹桥人民公社，我们有机会与当地公社社员一道在集体大食堂吃“大锅饭”。食物丰盛得可以说应有尽有，有肉有鱼、有鸡有蛋，有蔬菜豆腐，还有汤和水果，引得代表团成员们皆佩服羡慕中国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天天如过年般的富裕生活。根本不像那些游水逃到香港的大陆难民所形容的，所谓中国农村的饥荒惨状。我们也被领到城市里的食品店、百货店随意看看，抬眼所见货架上皆琳琅满目丰富多采，眼前所目睹的事实证明，西方报刊上关于中国生活用品、食品短缺，商店内外到处是龙蛇阵的报道，全是些不攻自破的谣言。瞧，我们眼前是一派多么繁荣的景象，店堂内也很清静根本没见到排队现象。我们还来到上海宝钢及一间纺织厂参观，一般来说所有的参观程序都一样。进门后先由厂领导介绍工厂的历史及解放后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再就是文革日新月异的风貌。然后由客人提问，我们常常感兴趣一些技术情况及产量如何，厂方每每皆爽快地对答如流，特别是产量的吨数，我至今印象里仍是个可怕的天文数，因太庞大记不清具体数字了。只记得每年都会“超过历史以往的水平。”当然参观工厂时我也发现他们的设备非常陈旧，我见到一台机器上标着1929年制造的字样。但我什么也没说。每次参观完毕后我们都被邀请与厂领导一起吃顿好饭。这每每引发起西方人对中国人工作午餐质量的赞叹。因在西方，宾客若参观当地的公司、工厂、学校等任何机构，都会被邀请到该机构的餐厅吃顿普通的工作餐，绝不会特别为来访的客人开小灶。由于我们是些中国情况“白痴”，故误以为我们每到一处所享受的“工作餐”，就是通常中国老百姓天天吃的“工作餐”。当然当时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想象到，我们每天在中国的见闻都是刻意安排出来的，待我知晓真相时已是文革结束几年后的事情了。（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