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患有心脏病、心肌缺血、神经衰弱等疾病有十几年，每天晚上只能睡两个小时，救心药丸随身携带，各大医院都医治不好。1996年6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各种病痛在几天之内奇迹般痊愈，这一事实给我以极大的震撼，是法轮功再造了一个全新的健康快乐的我。亲身受益的事实使我决心按照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修炼到底。

然而，1999年7月20日，江XX违反法律，惨无人道地开始了非法镇压。为了替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为了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我被7次非法抓捕，强迫洗脑，酷刑摧残。沈阳市所有女劳教所都关押过我，另外“张士教养院”是沈阳市专门的男性教养院，也把我男女同室关押了一个多月；“龙山教养院”关押了我两次，第一次1个半月，第二次23天，沈阳市所有关押过大法弟子的地方（11处）都关押过我，包括辽宁省大北监狱的地上监管医院和地下监管医院。我被非法判劳动教养1年6个月，关押在辽宁省的马三家教养院，经马三家几个分队残酷洗脑7个月无效后，又被转移到2个教养院继续洗脑。在坚持不懈地抗争及师父法理的一步步引导，一年多点，我闯出了那个邪恶势力黑窝，提前释放。后我又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判刑7年。

前后共计1年零8个月的冤狱中，我先后断断续续绝食近一百天，饱经毒打和摧残，在我身体遭受严重伤害：心肌缺血、心脏虚弱得经常摸不到脉搏、血压紊乱到医生鉴定2-3天内必死，有两次被释放都是因为我身体已经虚弱到奄奄一息，狱医鉴定说：没救了。在这种濒临死亡的情况下，有关部门非常狡猾地不肯承担责任地将我放回家。现在我家庭破裂，丈夫和女儿在株连九族的政策下，不得不和我脱离了关系，为免于进一步被株连迫害，我丈夫已经卖掉了房子，带着女儿东躲西藏。我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的折磨，如今为免于再次被迫害，我只能远走他乡。

一、1999年7月21日

辽宁省在江XX集团指使下开始了全面迫害法轮功并抓了很多学员，为此，我于21日自发依法到辽宁省委上访，被公安抓住，我没有犯法，不该遭到如此对待，我还要为大法伸冤，所以三次趁机走脱，三次被警察拽着往警车里拖，第四次被四个警察一起连拖带拽扔进警车，人扑倒在地，双膝磕破。后我和其他学员一起被警车拉到沈阳市中心体育场关押和曝晒，不给水喝不给饭吃，没有自由。当时体育场里关满了大法学员，估计有上万人。晚上学员们都被送到各自所在区的公安分局登记个人详细资料，后晚上被放回。

1999年7月22日

我为向政府讲清真相，再次来到辽宁省委上访。由于当时人多（大约有一万人），很多人被暴力抓走，许许多多学员被打被拖走时鞋被拖得掉在地上，我想这里已经没有讲话的余地了，再留一样会被抓，决定去北京上访，善意地向中央如实反映我因修炼大法而深深受益的情况。

二、1999年8月19日上午8点--21日

我在北京的公共场所因为被发现是法轮功学员而被抓捕，关在北京前门收容所，两天一夜不给吃饭，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8月20日下午5点多，被关进辽宁省驻北京办事处和已经被关押的30多名男女大法学员关在一起，期间我被警察用脚踹。到当天晚上8点多被遣送回家乡的三个小时中我被提审了三次。在被遣送回家乡的途中，只能光着脚不让穿鞋。21日，遣送我的长途车在锦州市周转时，趁看守的三名警察疏忽之际，我和另两名女同修机智地跳窗逃走，准备再去北京证实大法。

我当时仅有的80元钱，为避免在火车站被追赶来的警察搜查到，我用50元钱，买了一台旧单车，天气太冷，我用20元钱买了一条长裤和一件马甲（买带袖子的上衣已经不够钱了），决心骑单车长途跋涉去北京。

我沿着高速公路，没吃没喝，漫漫长路我孤身一人，骑了一天一夜，过了秦皇岛市，筋疲力尽，躺在路边的大沟里睡了一觉，之后继续往北京骑。快到北戴河市时，我骑单车骑得双手和屁股疼痛难忍，遇到好心人让我搭上了他的汽车，坐了一夜车，到达北京。

三、1999年9月9日夜--2000年3月26日

在北京火车站遇到警察在没有出示证件的情况下，非法搜查谁是法轮功学员，翻出我包里的大法书籍《转法轮》而被确认是法轮功学员而不由分说地把我抓到北京火车站派出所，和其他同时被抓的20多名男女法轮功学员关在一起，关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辽宁省驻京办事处。由于办事处已经关满了大法学员，而临时把我关在办事处旁边的公安领导居住的宾馆：北京市金山宾馆14楼（当时那里已经关了7、8个大法学员），公安领导亲自看押我们。

9月10日上午，警察将我们6名大法学员戴上手铐押上火车，欺骗我们说送我们回家，骗我们说出家庭地址。

9月11日，我们被押送到达沈阳市。

警察用警车把我们押到沈河区公安分局审讯。我被判决行政拘留一个月，但不给我任何判决证件，被关在沈阳市行政拘留所4号房，和卖淫、吸毒女关在一起。管教指示她们看管我们，不许炼功。我们并没有因此歧视她们，反而给她们讲做好人的道理和法轮大法超常的故事，许多卖淫女被感动，明白了人应该正直、善良地活着，并要求跟我们一起学大法背诵大法经文。

十多天后的一个凌晨1点多，我和高丽丽带领我们一个房的19名大法学员在集体炼功，一个姓张的女管教，手拿电棍和十来副手铐冲进来，第一个先把我和高丽丽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拽到走廊开始电击我头、脸、脖子、后背、手等处，管教认为是我带领集体炼功的，所以电我时间最长。恶警电了我们3个多小时到4点多电棍没电了才住手。我被电得大汗淋淋，浑身发软无力站立，也不许我躺下，我感觉到手腕痛时才发现左手腕被手铐勒进肉里一厘米，直往外淌血。管教人员仍不罢手，罚我们带着手铐面壁站立，不让睡觉，站了两天，期间手铐一直不给松开。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江XX集团下达了对法轮功学员无限期迫害关押的政策，为争取拘满释放，我们六个监牢部份大法学员大概60多名集体绝食和平抗争。直到院长公开宣布：“我代表人民政府百分之百地向你们保证，你们到期之后，不许其他部门插手，只许家属接你们回家。”我们信以为真，停止绝食。

1999年10月11日我刑满，被放出，刚走到大门口，一看，几部警车并排停在大门口，我所居住区域的沈河区公安分局警察、沈河区政法委员、小南派出所警察、小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我的单位领导和我家人都已经等在门口，警察一见到我不由分说把我拽上警车，开车就跑，根本不顾忌我家人的感受，也不告诉我和我家人他们要把我弄到哪里去。

我被关到沈河区看守所内的新成立的610洗脑班5号房里，我被派居委会两名老太太24小时寸步不离地监控，沈河区政法委、沈河区公安分局每天各派两名警察轮流驻守在同一楼专门看管我们法轮功学员，不许炼功，没有人身自由。白天被迫看诬蔑法轮功的文章，晚上逼着我看攻击大法的电视新闻。后陆续关押了大约100多名大法学员，每个人都必须按江XX集团的要求写“保证”并每人交5000元钱才可释放。我认为修炼大法没有罪，这是我的自由，所以坚决抵制他们这种的无理要求和违法行为。

各个部门轮流来动摇我，他们竟然还逼着我家人来动摇我，我大弟弟亲口告诉，他的正在上初中的的孩子以后不给上好学校、几年后毕业了也不让找好工作，整个前途受到影响，原因是他有一个炼法轮功的姑妈。我女儿已经联系好了同意录取当士兵，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而被取消。这就是江氏独裁的株连九族政策！连孩子都不放过。

后来又发展到要求我们每天抄写万字以上的诬蔑大法的材料，否则就判处劳动教养。我在那里就这样被关押将近四个月，仍公开表态：坚修大法，绝不屈服。

2000年2月3日，我被转到沈阳市龙山教养院。

这里楼高两层，二楼关押的全部是大法弟子，右边关女学员，左边关男学员。曾先后关押过上千名大法学员，（期中有我的小弟弟，他因为修炼真善忍而被判劳教1年）。为首的邪恶之徒魏院长经常发狠地拿电棍长时间一面电击大法学员，一面看着表给被电击学员摸脉，电得学员发出一阵阵惨叫声，它象做人体实验一样折磨大法学员；把女学员轮流叫到队长值班室，两三个警察一起一人一条电棍同时电击一名女学员，然后让她从警察的裤裆下钻过去，一个接一个地电。在酷刑面前，男学员集体绝食抗争要求换掉魏院长。经学员的抗争，几天后，教养院换上白院长。

歹徒白院长逼迫我们每天看和听攻击法轮功的电视、录音，强行洗脑。警察经常突然半夜闯进监房查看我们是否在炼功，为搜查我们的大法书，把我们集中到1号房脱光衣服检查。

2000年3月26日，在我家人交纳了3000元钱后有关部门允许家人将我接回。这次被抓，我总共被关6个月20天。

出来后公安经常开警车到我和我丈夫为生的摊位上骚扰，影响我们夫妇赚钱糊口，把我带到警车上谈话，要求我放弃修炼。

7月26日上午8点多，我丈夫早晨通知我，沈河区公安分局警察到家里来抓我，见我不在家，要求邻居见到我立即报告，说我不能再回家了，赶紧躲起来。茫茫天地，我能躲到哪里？我因坚修大法而无比坚强，发自内心愿意做个好人，不用别人监督我，我以法为师，自己要求自己。我不盲目崇拜任何人，只是无限爱戴使我身心受益的李洪志老师，无限敬仰李老师传给我们的一部法。权力、名誉、金钱，生死不相随，人的生命那么短暂，却因为同化真善忍而更有意义。为了让大法在人间洪扬，我于是决定再次进京证实法。

四、2000年7月29日---2001年8月14日

上午9点多钟我来到北京信访办，大道旁边停放着十几台警车，胡同口边上有几十名早已等待抓法轮功学员的便衣警察。我被确认为是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后，被公安抓捕，押回龙山教养院。

龙山教养院的唐力、大穆两个男队长，是用电棍毒打法轮功学员的打手，队长值班室经常传出被电击的惨叫，连14岁法轮功学员小女孩韩天子也不例外。我被关押的第一天晚上，唐大队长喊出十几个人名到走廊手朝地蹶着，有我一个，我们一直蹶到下半夜3点多钟才让进屋睡觉。我们大家每天都提心吊胆，不知明天又轮到谁被电。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别无选择，为制止酷刑，我带头70多名学员以绝食和平抗争。他们一看我们绝食，就用鞋抽我们，把我从床上拖到地上，又拖走一部份学员灌食。我被隔离，关到山根底下一个很久没人住的阴暗潮湿屋子里。潮湿的草垫子上落满了灰尘，我躺了两天身上衣服都浸湿了，全身虚脱，在这种情况下，劳教所叫人把我背回牢房。第六天时沈阳市司法局张宪生局长怕出人命，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停止迫害的条件，把白院长调走，把打人的凶手调走，把电棍收起来了。

虽然如此，两天后公安宣判一些学员劳教，我们又开始第二次绝食，提出无罪释放，但被强行灌食，有的胃被插出血来，有的鼻子被插出血来，把我们弄得死去活来。把我灌的差点窒息，绝食的第9天，晚上10点多钟，突然冲进来数十名干警把我们围住，每个学员周围都站了几个警察，当他们站好之后一齐动手用暴力强行把我们光着脚拖到了楼下。楼下停着一辆大客车，他们把我们拽上车，有个干警边走边踢我说：让你带头绝食。都上车后，给我们带上手扣子，去往大北监狱灌食，灌食这种折磨方式实在残忍，其状惨不忍睹。

回来时，我们一部份人被送到“女子自强学校”，关押的都是被判刑的人，其实叫“监狱”更恰当，从那里被放出来的其他同修告诉我，关押大法弟子前每天从早晨5点干活到凌晨2点多，做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各种手工艺品，关押过我的劳教所几乎都做这样出口工艺品，而我拒绝做这些。那里吃的是粗糙食物，喝的是带虫子的烂菜汤，和卖淫、吸毒女关在一起并由她们轮班看守。关押了无数大法弟子之后，在大法弟子的争取下，干活时间改为从早7点到晚21点。

我们绝食的第13天，为打消我们抗争的决心，摧毁我们的意志，公安派几个人按着我强行从鼻子插管子灌食。灌食的大夫阴险狠毒，把给我灌食的玉米里面放了很多的盐，而且灌完后不把胃管拿出来，一头在食道里放着，另一头从鼻子出来直接用粘贴粘在我的鼻子边上，说明天再灌就省事了。我被灌的无法咳痰，呼吸困难，呕吐不止，痛苦的真是生不如死，至今不堪回首。他们假借灌食摧残我们。

2000年9月25日，我被送到了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1大队4分队1号房。

送我的公安叫我签字，我要求看判决书，上面写着2000年8月7日判我劳教1年半，判决书有好几篇。（这个时间刚好是我在龙山劳教所第二次绝食时间，如果我那次我不绝食，我就会在8月7日被送到最邪恶的马三家教养院，那苦难日子会更长更大，后果不堪设想。）

当天晚上，我发现法轮功学员经常被管教指示的犯人带到厕所里毒打，常常听到打骂声，天天如此，非常恐怖。几天后女队长张秀荣来了，瞪着眼睛恶狠狠地对我。她指使人将我带到厕所，让我手按地，腿站直了蹶着来回爬，说这叫“龙头扣龙尾”。有一天晚上叫我到厕所里双盘，然后用绳子把我的腿绑上，叫恶人来给我洗脑、打我，其中有个叫陈萧玉的犯人打了我无数耳光，还拽我的头使劲地往墙上撞，墙上的砖都撞坏了。张秀荣说：“我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行。”还叫几个叛徒给我讲她们的自欺欺人的谎言，日日夜夜逼着给我洗脑。

不久，江XX下达了新的密令：“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马三家教养所的管教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大法弟子的残害。

2000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夜里11点多钟，六个犯人把我带到厕所，叫我马步蹲桩，（两腿半蹲，两条胳膊伸平），我不配合她们的羞辱，一个犯人气急败坏地脱下旅游鞋用力抽我的脸和头，抽得我两眼冒金星，打累了就换另一个打，有的人还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猛劲踢我的肋骨、小腹等要害部位，连续打到早晨5点犯人开始来厕所洗漱才住手，让我面壁蹲着，不让别的犯人看到。8点多后来把我叫到“四防”室（叛徒住的屋子）里蹲着，上厕所时她们怕别人看见就等没人再让我去。其中一个打人凶手让我照镜子，说：“看看你什么熊样”（污辱人的话）我一看，吓了一跳，悲痛欲绝。只见我的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头肿得大了一倍，整个人已面目皆非。

有一天我听说国家领导人来马三家参观，就想冲出去控诉邪恶，为大法伸冤，我目前的形象是最好的证明。队长张秀荣用打手把我围了一圈看着我，后又找来把“四防”室的门划钉好才放心。以后无论什么领导来，都提前嘱咐看守把我看好。

有一天打手杨林对我说：“队长责怪我们不会打，让我们别打头，应该往身上打，别人看不见。”于是等到厕所没人的时候又把我带去，杨林等把我的棉裤扒下来，分别抱着我的两条腿，在腿的内侧用手指甲掐一点肉来回拧，一直拧到掐破流血为止，一边掐一边说着下流话，一直掐了我一下午。第二天我看到被掐的地方全化脓了，面积有四寸长，三寸宽（见2001年8月28日明慧“马三家画皮背后的狰狞”文章和照片），内裤和棉裤都被脓血浸透。我要了一条破毛巾，撕成两块包伤处，因毛巾太硬，往两条腿化脓没皮的肉上一放，真是撕心裂肺的痛。

第二天，叛徒一齐扒我的棉裤还要掐我的腿，她们把我按倒在地，按着解我的裤带绳，解不开就找剪子也没找着，叛徒王容说找针扎我，可是剪子和针干警都收起来了，于是她们就坐在我的身上，把笔往我的手里塞，我不服从她们就一齐把着我的手，拿来信纸她们好几双手把着我的手强行地把笔硬塞到我的手里，并按照她们自己的话把着我的手写了“悔过书”和骂师父的话，再写上我的名字，说交给队长，并且还念给我听，然后大笑起来，行为无耻至极，无法描述。

一天的上午八点多钟，张秀荣队长找来几个最狠的打手把我叫到值班室，让我写“悔过书”，我不写，队长和几个叛徒一齐动手用棍子打我，用鞋尖故意往我腿上化脓的地方踢，她们打累了，就让我马步站桩，然后再打，就这样她们打了我一个下午。第二天，我看到自己的两条腿化脓处被鞋尖踢得凹进去超过1厘米深，一个坑一个坑的流着脓血，散发着臭味。两条腿被踢得肿胀得象两条木桩那么硬，青紫一片没有好地方，我的下嘴唇被打得象车轮压的那样一道沟都破了流着血，我的右手因去挡化脓处时被杨林踢得肿起很高，手背疼得不敢动，手指不好使。一年多后，我吃饭右手挟菜直往下掉，腿上的伤每天疼的钻心，痒的坐卧不安，到现在近两年了还没痊愈，还痒呢。就这样她们还不放过我，白天晚上的打我，一会让我马步蹲桩，一会让我蹶着，蹲着变着花样折磨我，把我24小时关在厕所里折磨了半个多月，不让我睡觉，在厕所里吃饭，没洗过脸，没刷过牙，没换过衣服，有时小便也不让我去。

一次叛徒魏洪伟用身子压在我的身上，胳膊挎在我的脖子上给我念邪恶的话，念了一上午，并且告诉我说：“你女儿现在在大门外面被吊到树上，只要你写悔过书就把你女儿放了”。下午叛徒拽着我的头往墙上撞，她们拽着我的头撞了一下午墙。满脑袋都是包，有的包破了还流着血，两个耳朵也都让她们掐破了，她们撞得我晕头转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有时打手突然手拿起地上的塑料凳子猛地轮起来就向我的头砸来，把凳子砸个粉碎；有时我在地上蹲着，打手孙丽娜坐在我脖子上很长时间，使我的脖子和头多少天疼得抬不起头来。她们在管教的授意和指示下的行为没有任何人性可言。

我被打成这样，恶警却严密封锁消息，就连我寝室的人都不知道我在厕所被打之事。（厕所是专门毒打大法弟子地方的代名词）。平时的日子里耳光、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尤其我蹲完之后起来化脓处粘在裤子上就象揭一层皮那样地疼痛。她们三天两头地把我拽到牢房的地中间批斗（一边批判一边打）。我的精神肉体倍受摧残。

记得12月左右的一天晚上，（请原谅，我已经无法回忆出日期）干警派叛徒刚开会后回来到厕所对我说：（那时我被24小时放在厕所过，多达半个月。）院里提出3个条件，让我选择一条，我就选了第三条：不屈服。

那天后，我被叫到牢房里每天面壁，并且宣布院里规定，就允许我吃三顿饭，（不许绝食）其它什么生活用品都不让我使用。我来马三家时，我把我的日用品都拿出来给大家用了，我仅剩下半卷长手纸（也是我的枕头）也被没收，从那以后，我洗头没有洗头膏，洗脸没有香皂，洗衣没有肥皂，上厕所没有手纸，我来月经时用旧毛巾代替手纸，吃饭时没吃饱就被人把饭拿走了。我被关押在马三家七个多月，至今那里仍关押的大法弟子1000多名。比起早期关在那里的经历魔难的大法弟子，我所遭遇这些还不是最残忍的。早期的大法弟子所遭受的酷刑更加惨无人道，令人毛骨耸然。

因为叛徒们打人越狠，越受表扬，回家越快。打人最狠的叛徒几乎都是在2000年1月份的所谓兑现大会上被放出来的。邪恶所标榜的模范教养院的真实面目就是这样的。

马三家教养院用尽卑鄙的手段、最下流的行为来折磨我们，用毒打洗脑等方式妄图改变我们对大法坚定的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法轮大法是宇宙真理，是教人向善的正道大法。在年前一次所谓兑现大会上，叛徒王春英竟然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辽宁电视台记者、辽宁省委领导都在场的千人大会上说谎话、做假证，说马三家教养院没有打人的事情，当时被王春英打得最狠的大法弟子邹桂荣站起来说：“你说的不对。”话没说完，邹桂荣当时就被叛徒们按倒在地，把她嘴堵上，拖出大会场。记者录下了这一镜头。可是他们把她说真话的镜头剪掉了，把叛徒说假话的镜头在电视台公开播放。

回去后多名公安把她带到办公室，把刀片放在桌子上，说：“你自杀吧。”后把门反锁，一顿暴揍。关于邹桂荣被迫害之事“明慧网”详细报导过。（注：大法弟子邹桂荣历经魔难，于2002在沈阳市被迫害致死。）

2001年4月19日那天，我们10名学员被公安警察押送到沈阳张士教养院。每人一个房间由一名龙山教养院的女叛徒和四名男叛徒男女混同一室地24小时贴身看管我的一举一动，上厕所都贴身跟着我，不让我睡觉，让我蹲着。后来每天骚扰我到深夜，才允许我们睡觉，等等。为了使我们“转化”成背离“真善忍”的人，他们不择手段。

5月10日我被送到沈新教养院。在那里，她们不许我和楼下其他学员接触，不许我们下楼吃饭，封闭式的洗脑班开始了。他们无论用什么形式和方法也无法使我们屈服，因此这种洗脑二十多天就结束了。当时我已经感到没有希望出狱了，但我不想在教养院里了此一生，于是我开始绝食抗议迫害。于是郭勇队长叫犯人每天拽我们强行灌食输液一次。

绝食的第十三天我被送到辽宁省最大的监狱“地下监管”的监狱医院。到了之后，我不敢相信21世纪的今天，还有这样的监狱，这样的医院：一个地下防空洞，不知道有多深，走进来时，不知道那条路有多长，里面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没有白天黑夜，没有钟表，没有日历，没有人知道今天是多少号，今时是几点钟，里面的条件极差，氧气不足，我感到喘不上不来气。那里关押的都是被打伤和绝食的大法弟子，一天只许去两次厕所，每次连洗漱倒尿桶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

为照顾在那里被超期关押的被折磨的得奄奄一息的同修们，我开始进一点食。

暴徒们又将我送回沈新教养院，我当时不知道那时是几号。

回沈新教养院后我又开始绝食。宋大队叫来4个男犯把我抬到灌食的床上给我鼻插管灌食，我连吐三次血，大夫说我活不了几天了，我家人明确表态我如果被抬着出来绝对不接，别死在家里。在这种情况下，劳教所叫我家人交了保证金后把我接回了家，那天是8月14号。

2001年8月18日

我出来的第四天，派出所的警察就到我住的弟弟家搜查，我正巧不在，他们把我的大法书籍全部收走。为免于被抓，我离家出走。中国之大，却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那时我有一种想法，想以我受迫害的亲身经历，去联合国控告江XX，控告马三家教养所。

五、2001年8月26日

我来到了北京，因身份证被扣押在公安局而被旅店老板举报，我们三名同修同时被抓。公安将我押回沈阳沈新教养院。在沈新教养院的值班室，恶警把我的包里的衣物扬了一地，浇上水用脚踩，然后审讯我，让我交代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不说，就把我关到此为2米见方的铁笼子4天，把我身上的1万元钱收走，至今未还。

我自北京派出所开始绝食绝水连续七天后，在铁笼子里被关押得身体非常虚弱，后被放出来，被当地派出所严密看管。

六、2001年11月份

我在做法轮功真相资料的屋子里被公安抓住，一起抓了4人。我拒绝回答问题，拒绝签字，再次绝食七天，身体已虚弱得，送到哪里也不敢收留，他们让我家人暂时接回。

七、2002年1月29日

我去一个法轮功学员家敲门，谁知公安正在那抄家，我被他们强行塞进警车，三天后，区政法委科长审讯完说判我七年徒刑。这门一“敲”就“敲”了7年。

我平静地面对邪恶，不报名，不签字，不按手印等所有一切均按法的要求不配合，且在审讯记录上写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

干警拿到楼下让众多干警看，他们都乐了，夸我字写的好。

一年轻男恶警审问我三次，重拳出击打了我三次。还对他的两个领导戏弄说：“我没打你，这是摸你。”说完，他们三个嘿嘿地怪笑。我因此别无选择，只能用绝食抗议。

2天后，被送到沈阳市刑事看守所，被判7年徒刑，我的棉衣和钱被没收。因为我在绝食绝水，他们用铁挟子把我两条胳膊固定在铁椅子上，强迫打点滴输液。绝到第8、9天时，他们让家人缴一万块钱，我家人说：“没钱。人我不接了，爱送哪送哪。”第11天时，我被送到大北监狱地上监管医院。第12天时，沈阳市市委、610办书记、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一起来到我住的病房，大北监狱地上监管医院院长亲自给我号脉。说我脉搏太弱，心肌缺血严重。我的确是这样，当时我已经奄奄一息，瘦的皮包着骨头很可怕。我也知道，我随时都有可能离开人世。第13天，专管迫害法轮功的“政保科”公安打电话告诉我小弟弟说：“赶紧把人接走，不用拿钱，不接不行。保外就医。”

2002年2月12日（大年初一）

因不想再被公安抓回，我离开了家。刚过完春节，和平区公安分局就打电话到我家找人，四处追查我的下落。我不得不继续流落。

我所遭遇的一切仅仅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相信真、相信善、相信忍，因为我想向政府、向人民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希望拥有生的权利，活的空间，修炼的自由；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制止虐杀，制止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