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我身体非常不好，患有忧虑症、高血糖、肺气肿、抑郁症和20世纪过敏症。每工作6个星期就要休息3个月，这样才能把体力恢复过来，才能接着工作。医学界治不好我的病，于是我就找别的治疗方法，每个月花费好几百元，但是这些方法也没有效果。我知道这些疾病是由于业力所致，14年来我一直非常努力地在消除业力，我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解决，尽力做一个更好的人，做一个善良的好人，但是这个过程实在太漫长，而我又是独自一个人。因患有吸烟而导致的肺气肿，我知道我只能再活几年了。

我刚接触法轮大法就被介绍去参加九讲班，但那时我的病却日益严重，我还和学员争论师父所讲的东西，然后再道歉，因为我知道师父所教的东西是正确的。师父谈论的东西我理解并相信，每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总是哭，我病得非常厉害，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承受，然而在这最艰难的时候，我又失去了工作。但我仍然每天晚上去听讲法，我知道我必须去那儿。

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一年之时，我还是经常生病，不能应付日常事情，需要经常休息，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这样，只是认为是业力所致，需要我承受，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悟到这是因为我紧紧抓住我的病不放，我已习惯了生病，不知道怎样使自己好起来，不知道没病的感觉是什么。真是忽然开朗，好象生平第一次睁开眼睛，我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自己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更大的画面，看到了修炼、消业和还有人思想的我的这部分怎样一起运作，使我人的观念越来越少，使我能象修炼人一样思考。

我开始听到中国学员讲关于迫害的事情，我不能相信我所听到的，我不能理解大陆当权者怎么会对只是想要过真善忍和平生活的自己的人民这么凶残。我不能理解，所以2001年5月我去了香港，那里有一个心得交流会，我需要发现中国人民在中国怎么样生活的，及被政府控制下生活和被迫害下生活，他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的主要消息来源于一位墨尔本的中国学员，在墨尔本时她的英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但在香港，我能听懂她说的每一个单词，她告诉我她中国家庭的情况，他们怎么样生活在被迫害的阴影下，恐惧一直伴随着他们，他们甚至因她是法轮功修炼者而不敢与她联系，因为害怕这样做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灾难，我难过地哭了，并能理解他们了。

当我从香港回来后，我知道我会去北京请愿，2002年3月机会终于来了，我和其他9位澳洲学员同去，我已经听说了中国当权者对人民所作的宣传，我必须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这一个事实。

我们在北京游玩了五天，然后去了天安门广场。我和我儿子带了一个图章和300张标签，图章上刻着中文字“真、善、忍，全世界40个国家的人修炼法轮功”，我们到处张贴这些标签--电话亭、街上的阅报橱窗、长凳上、地下人行道、天桥、电梯、楼道、购物中心等，贴出了175张。我们在弘法时不停地念着“恶人看不见标签”，我们在中国弘法时，也让恶人看不见我们。

白天，我儿子和我走到哪儿把标签贴到哪儿，晚上我们也出去贴。晚上北京很冷，我们出去得又晚，我们穿了很多衣服，围了围巾，我戴了一顶帽子，我把帽子盖过耳朵，遮住我长长的浅色棕发，我们低着头走得很快，就象周围的中国人那样，我们在北京街头弘法时，没有人太注意我们。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需要知道全世界都炼法轮大法，我知道师父在保护我们，我感到非常自信，心里非常平静，我的心念非常纯正，在中国洪法时一点不害怕。

在北京的第六天，我们约好上午十点在天安门广场与其他澳洲学员会合，但是我们三个人去得晚了，我们看到法轮大法的旗帜在空中飘扬，听到“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在空中回荡，警察正冲向他们，我们转身走开了。

我们冲向天安门广场的中心英雄纪念碑那儿，等到警车驶离我们的视线，我和我儿子坐下来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并大声说“法轮大法好！”其他学员举起一幅写有“真、善、忍”的横幅，这时时间仿佛凝固了，我们感觉在广场上呆了几个世纪。大约有100个人看到了发生的一切，他们站成半圆形，围成3至5层，到处可以看到照相机闪光灯。我是第一个被带走的，被一个愤怒的大个警察拖走，他一手捏住我的后颈，另一手拽着我的胳膊，我有充分的时间向人群喊“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我静静地坐在警车里，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因为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我知道警察很邪恶，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但这没有关系，我现在站在天安门广场，让中国人民知道“法轮大法好”！

我儿子第二个被带走，被二个警察扛着走，还双盘着腿，高呼着“法轮大法好！”我们另一位女学员有足够的时间到处走走，把真相告诉被政府宣传欺骗了的人们。她讲述了中国学员被关在拘留所，挨打，受到酷刑折磨，甚至被虐杀的真相。

我们被带到天安门广场的警察局，看到了其他澳洲学员，我被照相、搜身，写有“中国停止迫害”字样的T恤，连带我的护照被一起没收。不久，我们又被带到机场附近的一个旅馆。我们到了后，警察想把我们分开，我们不答应。当他们要带走坐在我右边的一个学员时，我把我的胳膊和他的胳膊紧紧地连在一起，警察分不开我们，所以警察就把手伸过来，扯住我的一缕头发，使劲往下拽，我仍然一点不动，他把手又伸过来，打开我旁边的一扇窗，另一个警察抓住我的胳膊，乱扭着，我感到我的胳膊几乎被折断了，我放开了那位学员，而我没动，警察就把那位学员带走了，事情慢慢平息下来了，警察放开了我的胳膊。对警察我从未有过愤怒或憎恨，我知道他们只是无知地干着坏事，我有机会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一切是错的，还有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法轮大法。

我在旅馆的房间和三个警察在一起时，我告诉他们全世界有一亿人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怎么改变了我的生活，一个大个警察在我面前叫喊着，非常愤怒，我就安静一下，然后又接着谈到他们迫害自己的人民和国际大赦称这是国家恐怖主义。

我们的包被从旅馆取回来，还给了我们。当他们搜我的包时，发现了那个图章和标签，警察搞不明白这干什么用，他们把图章倒过来，看到了底下的中文字，他们琢磨不出来到底怎么用，一个警察离开了，几分钟之后，15个警察站在了我的房间里，看着图章，要求知道我用这个干了什么。我拿了一张标签，拿起图章，把图章盖在标签上，撕下来就贴在桌上的热水瓶上，警察站在那里，张着嘴巴，惊呆了，然后他们往回跳。我一甩我的头，大声笑起来了。警察把贴标签过程拍成了录像，一个高级警官还在镜头下演示了图章和标签的使用法。这个过程中，他们讲得很多，很混乱，他们也很愤怒。

虽然警察非常残暴，他们几乎折断了我的手臂，我的头发被扯断，他们还对我进行了搜身，我被关押了23小时，但我一直保持着正念，我一点儿都不害怕，我觉得我去中国就象去公园走了一趟，因为我去那儿是有目的的，我想告诉中国人民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炼法轮大法。

师父给了我一件珍贵的礼物，使我能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能返本归真，我对这个机会感激不尽，我会勇猛精进，利用每一个机会洪法。

(2002年澳洲墨尔本法轮大法法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