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最近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得以凸显，于是赞誉和鼓舞接踵而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了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中国的经济确实表现得比某些国家好一些，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有很多因素令人隐隐担忧。

一、财政举债拉动经济并非良兆

自1998年起，中国经济就进入了政府拉动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通过发行国债而上马的工程，这些工程大多是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新建国有企业。中央财政为此增发数千亿元国债，加上配套资金达数万亿，安排项目约为1万多个。靠着如此巨大的财政资金投入才遏制住了经济不断下滑的势头，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看来这一政策将不得不延续下去，那么到2004年，建设国债总额可能要发行到1万亿元左右，配套资金累积可能会达到8万亿元。靠发行巨额国债来拉动经济并不是什么良兆，企业没有投资意愿，找不到投资机会，只有政府从银行借钱来从事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的长线投资，不仅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总体投资效率，而且扩大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这既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变相回潮，也意味着企业发展前景不良。

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代表对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一些经济专家只注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对国民的生活状况全然不关心，心中没有民生观念。但这种声音相当微弱。

二、经济发展陷入“样板戏”模式

更值得深思的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陷入一种“样板戏”模式。个别大都市（最突出的即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大连等城市）的建设远远超出其他中小城市，大量资金聚集在这几个大都市，其发展水平已经接近、甚至在有的方面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水平，成了“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样板”，也是全国经济唯一的“亮点”。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企业则正陷入破产、半破产状态；多数乡村和边缘地区也在迅速衰落，占总人口70％的农民只能占有国民所得的16%。中国经济能靠这几个大都市“唱样板戏”来实现“一枝独秀”吗？

中国是个需要依靠工业化来维持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而目前工业发展也出现了“样板戏”现象。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1年中国的工业主要靠5大地区和6大行业支撑着。这5大地区是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浙江，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48.5％；6大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力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冶金业和纺织业，其销售额占全部工业销售额的42％。这组数据表明，多数地区和多数工业行业正逐渐凋零。

2002年3月底笔者到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参加“药都”论证会，市长臧胜业痛切地说，我们之所以集中力量发展药业，是因为石家庄市的其他产业都垮掉了。该市以前发展过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等产业，但现在没有一个能保得住的；石家庄以前还是中国的纺织业重心之一，有10多万纺织工人，但全市纺织业早就一蹶不振了。至于县级企业的淘汰就更厉害了。80年代中国兴起了一波乡镇企业发展热，现在许多乡镇企业也都垮了。在河北省的张家口市，甚至找不出一个景气的企业，城市财政已十分困难。这在许多中小城市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随着资金和人才集中到少数大都市和个别工业行业，广大内陆省区的经济发展陷于停滞状态；同时，多数中小城市居民和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成了“无源之水”，他们的消费能力日益萎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1997年以来出现了持续至今的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无论政府如何用国债拉动需求，始终无法奏效，物价连年下降，通货紧缩挥之不去。确实，当“少数富人有钱无处花，多数穷人没钱花”的局面日益固定化时，内需怎么可能重新振兴呢？这种情况倒是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没什么区别了。

三、“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

尽管中国的农业和多数工业处于严重的不景气状态，但却出现了充满“泡沫经济”特徵的股市和房地产业。大量资金从产业部门游离出来，进入“泡沫经济”领域，希望通过投机获取暴利，造成了这两个行业的虚假繁荣。

由于国内商品市场秩序混乱，利润微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第一、第二产业的资金已被最大限度地抽了出来，向“泡沫经济”领域转移。从80年代起，农村流出的资金就一直大于流入的资金。近几年来，在银行系统加大金融风险管理的情势下，资金更加向上集中。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先生认为：“在银行不良资产比重畸高且中央银行又将不良资产比重下降作为各商业银行业绩考察指标的情况下，四大银行都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存款资金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产生‘虹吸效应’，即自动向上级行大比例集中；二是在贷款资金支出上产生‘挤牙膏效应’，即基层行贷款权被大幅上收，层层授权后，基层放款权越来越小。这两种效应交互发挥作用后，就产生了一种现象：四大银行在资产运用上倾向将资金较多地投向安全的债券市场或同业拆借市场。”

王松奇先生未提到的是，银行资金除了大量投向债券市场或同业拆借市场外，还投入了股票市场，2000年中国股市的暴涨就与大量银行资金的涌入有关。中国至今没有真正的商业银行，当局不想办法改革现有的国有银行体制，却对发展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有明显的偏好。这些年全国各地冒出许多证券交易所，数千万市民每天拥挤在股票交易厅里“炒股”，整个社会投机风气盛行。中国的实物经济才发展到初级工业化阶段，而金融证券业的资本市场却“繁荣”得接近西方国家的程度。从表面上看，金融证券、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虚假繁荣”给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税收和利润，但长此以往，金融证券和房地产等行业的投机热和“虚假繁荣”必然过多地占用第一、第二产业急需的发展资金，严重损害第一、第二产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其结果只能是扭曲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妨害经济资源的充份利用，造成社会就业的减少和有效需求不足。

2002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许多外国专家提出了宝贵意见。世界银行副行长南卡尼提醒中国：“要把国内发展放在第一位”。经合组织经济部副部长安德鲁.迪安建议，中国要优先考虑三项改革，第一项就是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中国能更好地发挥其生产潜力。经合组织的一份中国问题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有4个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解决大量失业及资源重新配置问题。这些建议和研究应该被看做是对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警告，中国目前的这种非人本的、漠视民生的、非均衡的“样板戏”发展模式，连许多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了。但是，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却非易事，受益于“样板戏”发展模式的少数都市居民、垄断行业和个别社会阶层都不愿意降低已经抬高了的生活水平，在扭曲的市场经济和政策的主导下，短视、投机心态极重的牟利行为仍在继续把资源集中到少数发达地区。

四、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及其负面结果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连续几年出现通货紧缩，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别；相当一部份国民收入被少数富人所拥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收入微薄。

仅从几个最近已经审理的贪污案件即可看出，中国目前财富的高度集中已达到什么程度。原沈阳市长慕绥新的贪污额为1,300万元，副市长马向东的贪污额高达2,000万元；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的贪污额为4,000万元；原港澳国际公司董事长李耀祺在职期间贪污公款1,244万元、港币137万元，还伙同他人贪污公款4,900万元；原深圳市委副书记王炬贪污了2,000万元，并利用职权让其子女贪污5,000多万元。只是这5个人及其亲属侵吞的社会财富就达2亿多元，这相当于10万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按农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计）。

在中国目前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现状下，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权势者以非法或不正当的手段敛集了巨额财富后，往往不敢公开运用，而只能悄悄地藏起来或转移境外，结果这些财富或者是成为沉淀资本或“死资金”，或者是成了让外国运用的资本。私营企业主的财产运用也有类似特性。这是导致当前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以下两个宏观经济现象：其一，近年来尽管货币发行量很大，M2的增长率连年超过GDP与通货膨胀增长率之和，但社会需求依然乏力；其二，当前银行存款余额居高不下，存贷差高达3万亿元，民间投资一直处在低增长的状态。社会财富中相当大的部份在收入分配两极化的过程中变成了无法形成有效需求的“沉淀资金”，尽管经济学家仍然把这部份财富计为总需求的一部份，但实际上这数万亿资金是“虚假需求”；而占人口大多数的乡村民众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却苦于收入短拙，消费能力萎缩。由“虚假繁荣”而产生“虚假需求”，是中国经济无法摆脱萧条的根本原因。

五、“权贵挤压平民”与“嫌贫爱富”

随着收入分配的两极化成为一种常态，中国的宣传和政策也越来越偏袒有钱人；改革开放以前是对有钱人仇恨有加，批判起来不遗余力；现在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不当致富的人及其行为缄口不言，好像生怕得罪了他们。事实上，今天不少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对中低阶层挤压的基础上；许多人的“富起来”不但本身就是非法活动的结果，而且他们积聚财富、隐藏财富的方式不可能带动社会其他阶层经济状况的改善；在他们迅速致富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正经历着相对、甚至绝对的贫困化。[1]

富人对穷人的挤压还表现在城市建设方面。例如，全国有70多个城市限制摩托车在市内行驶，同时却鼓励人们购买私人轿车，结果大众化的摩托车不能普及，而市内道路因轿车占用的路面面积大变得更加拥挤，塞车导致的汽车废气排放越来越严重地污染着市内空气，损害着行人和骑自行车者的健康，也降低了公共汽车的走行速度；又如，为了方便城市中有车的富人，城建部门修建了大量高架桥，交通管理部门则增加了许多道路护栏，这些设施也妨碍着无车人的行走便利。这是典型的保护有车的富人和官员、歧视平民的政策。

今天的中国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更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市场机制之所以在中国这么快就产生了贫富两极化，关键在于市场机制结合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用一个形像化的公式来表达，即市场机制+特权垄断+不平等竞争=贫富差别。而宣传部门则竭力掩饰这种现状。最近，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上就“诚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许多看法只是就事论事，很少看到社会丧失诚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改革走到了今天，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了“牺牲品”，沦落为彻底无望的边缘群体。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生活中的无尽苦难，更多的还是心理上的失衡。一些人因此铤而走险，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里中国社会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发展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权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是否有权或有钱。无权无钱的弱势群体本来在社会上生存就不容易，政府再制定种种歧视性政策，不是扶弱济贫、“雪中送炭”，而是嫌贫爱富、对权势集团“锦上添花”、对弱势群体强调“‘优’胜‘劣’汰”，结果必然造成“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即社会两极化不断扩大的严重后果。

六、“泡沫经济”游戏和上亿劳动力闲置并存

由于大量资金聚集到证券业，不断炒高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从GDP的统计数字上看，经济似乎在不断增长，但实物经济并没有变化，也未真正形成物质资本或增加实际财富，更没有就业的增长。这种虚假繁荣和经济增长的“泡沫”数字却往往被刻画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特徵。只要股市或房价下跌，社会财富便急剧缩水，银行不良债务便大量出现，甚至随时可能导致银行的资金链条断裂，引发金融危机。2001年的中国股市已经预演过一次了，当上海证券市场的股票指数跌到1300点时，全国金融界都出现了异常紧张的气氛。

中国目前有许多领域急需资金，若把在股市上投机炒做的资金运用到实物部门，既可增加就业，也可改善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但现在无论是企业还是各级政府似乎都无意于此，而是唯利是图、麻木不仁，责任心和良心日益沦丧。与此同时，失业和待业现象与日俱增，上亿劳动力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而当局对此却熟视无睹，甚至认为问题不大。前不久笔者在家乡山东省蓬莱县的村庄里惊讶地发现，到处是一群群整日打麻将度日的人，其中许多人是青壮劳动力。不仅在农村如此，在许多中小城市也可以看到大批闲置劳动力把时间消磨在麻将桌上。据统计中国的未就业者占劳动力的31%，实际上这是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中国现在真是无活可干了吗？作为一个整体上经济尚属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全国却有这么多的劳动力无处就业；另一方面，股市炒作依旧方兴未艾，刚成立的几家“开放式基金”机构，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就操纵着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资金。这种景象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经济一枝独秀”的可靠基础。

七、唯利是图和骗局充斥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进取精神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使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制度环境正在走向反面，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不讲效率变成极度的唯利是图。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里，人们只看重金钱和财富；利益拜物教和金钱崇拜不仅渗透到国民的意识中，更体现在法律和政策规定上，这是很危险的现象。[2]

企业大量从事仿制和假冒产品的生产，就是当前唯利是图的经济伦理泛滥的表现之一。不仅许多小企业和个体业主如此，连大企业也群起仿效。2002年3月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报导了中国的玻璃行业仿制外国名牌产品的现象，连“福耀玻璃”这样的大上市公司的老总都在电视镜头前承认确有仿冒外国品牌的做法。目前中国生产的全部药品中97%都是仿制药品，有自主开发能力的制药企业所剩无几。[3]

由于企业行为越来越唯利是图、商业伦理败坏，经济活动中充斥着弄虚做假和商业欺诈。例如，中国的粮食系统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几年前亏损数额就已高达2,000多亿元；实际上的“窟窿”到底有多大，恐怕已难查清。[4]银行系统则是另一个典型。《经济日报》去年刊登的“中国银行业存在多少风险”一文披露：当前中国银行业虚报浮夸、瞒天过海比比皆是，假存款、假帐、假簿、假报表、假利润、账外经营，愈演愈烈。一些金融机构为了小团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逃避金融监管和财务监督，采取账外吸存、账外放贷、账外拆借以及私设金库、在境外注册融资性公司、境外融资境内用款、将利润直接转移到境外等办法，进行账外经营活动。[5]银行业内部制度如同虚设，服务功能弱化，信誉下降，该行业已成为经济案件高发行业，内部作案、内外勾结作案、合作诈骗、盗窃库款等情事接连发生，涉嫌金额动辄几百万、几千万以至几亿元。银行干部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的发案率也居高不下，银行资金和公众储蓄损失惨重。此外，目前中国的“教育储蓄”实际上是鱼目混珠，“实名存款”也有名无实。

2001年中国的股市“兵败如山倒”，其原因也是“庄家”和上市公司联手“做局”的骗局暴露。事实上中国的股市就是一个由政府坐庄的大骗局，揭开掩帘一看，满眼尽是“假冒伪劣”。一旦真相曝光，投资者信心必然受到极大打击，上市公司的威信也早晚会一败涂地，如此之股市岂有不暴跌之理。

八、隐患还来自政府的高负债率

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还表现在国家财政对借债的严重依赖上。究竟中国政府的负债率有多高？官方公布的数字与一些研究机构得出的数字相差很大。例如，世界银行认为中国财政的负债率已经达到100%，而中国官方统计的负债率只有35%。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是对政府债务的计算方法不同。从帐面上看，2000年底中国财政的债务余额是1.3万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4.6%，比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还差得远。但中国的现实国情是，国家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实际上都是中央财政的债务，西方经济界一般也是这样看的。例如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迪帕克说：“中国政府的债务有时完全可以维持，这为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但另一方面，隐性债务（hidden debts）以及或然债务（contingent liability）大量地存在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或然债务”就是隐性债务，它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比如，近年被4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出去的银行不良资产就属于“或然债务”，这笔不良资产的数额高达1.4万亿元，其中债转股4,000亿元、呆滞贷款8,000亿元、坏帐呆帐贷款近2,000亿元。即使国有银行将1.4万亿元不良资产转移到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帐上，全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仍占其总资产约25%，至少达2万亿元。如果将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帐上的1.4万亿银行不良资产与目前仍计在银行系统帐上的2万亿不良资产合并计算，仅银行系统的真实不良资产就达3.5万亿元左右。若加上目前约1.5万亿元的国债余额，国家债务即高达5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国有企业的负债考虑（其总数约为2万亿元），以及全国县以下乡镇政府的负债（估计约为5,000亿元），政府总的负债规模大约在8万亿元左右，与目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9万亿元已相当接近。因此，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是有根据的，这已大大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

当然，中国是公有制国家，国家债务有雄厚的国家资产做后盾，这一特点使中央财政抗风险的能力高于私有制国家。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央财政的负债实际上是整个国有资产的负债。目前中国地面以上的国有资产约价值10万亿元，地面以下还有庞大的待开发的潜在国有资产，如此来看，现在中国的国家负债率还未达到危险的程度。但以国家资产来担保国家债务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其一是国家的税收和国有企业的赢利要足够大，以保证如期偿还即期债务；其二是当以上收入不足以偿债时，就只能出售国有资产了。目前，财政部门实际上已经开始考虑出售国有资产以维持财政收入，“国有股减持”方案就是这类手段之一。

九、“奥运会”和“世博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举办“奥运会”就是提升国力威望的好机会。但“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未必是单纯的激励，相反却可能是有利有弊的。根据以往各国举办世界重大体育赛事的经验，经办体育盛会既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也可能危害经济发展。“奥运会”可能使一些大商家从中牟利，但由于要把大量税收用于体育场馆建设，民众的收入将减少。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证明：举办体育赛事可以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国家，但不必让人们以为这种赛事能使百姓富裕起来。

据测算，为了举办“奥运会”，在2008年之前北京市总共要投入约1,500亿元的建设资金，全国总投入将达到3,000亿元。目前中国每年的中央财政教育经费才300亿元，办一次“奥运会”的花销相当于10年的教育经费。显然，经办“奥运会”的这笔巨额经费必然要挤占财政的其他项目的正常支出；财政收入有限，办了“奥运会”就干不了别的，建了北京市就无法建设其他省市了。

此外，根据国际经验，每一次重大体育赛事对举办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往往都比赛前的估计小得多。其主要原因是，体育赛事只在有限的时段内进行，它对当地经济的短期刺激只能是短暂的，赛事前和赛事期间固然可能支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但赛事结束后当地经济却会经历连续几年的下滑。美国1994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时，原估计将带来40亿美元的经济收入，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举办赛市的城市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比预期的低得多，整个地方经济实际上损失了40多亿美元。日本为了举办1998年的长野“冬季奥运会”，先后花费了190亿美元来建造高速火车和滑雪跑道等设施；但“奥运会”结束后，长野市却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后奥林匹克衰退”，同时，维修场馆设施的高额保养费进一步加剧了长野市经济的衰退；1999年，长野市的制造业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业宣布破产，创下了“二战”以来当地经济衰退的最高记录。

所以，耗费巨额资金经办“奥运会”，其经济上的浪费无疑是巨大的。目前上海市还在申请举办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如果获得了举办权，上海市将不得不为此投入2,000亿元。如此则“奥运会”和“世博会”两项短期国际性活动将在今后8年内牵动整个中国围绕着北京和上海转，所有可能挤出来的资金都不得不投向北京和上海这两大都市。这两个都市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就拉得更大，全国的总体内需将长期萎缩，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不均衡发展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就全国而言，成功地举办这两个重大国际性活动，未必会带来多少好处；相反，副作用却十分明显，其后果早晚会爆发出来。

十、中国的改革到底应该改什么？

面对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乏力，学者们一致认为出路是进一步改革。但究竟需要采取哪些改革措施呢？许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如企业改制、在宪法中加入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文、调动私有企业和私人资本的积极性等。但笔者以为，仅有这种改革是不够的，还要开放社会舆论，让穷人说话，让代表穷人的声音说话，特别是给农民以参与和谈判的地位，允许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出现，允许农民协会这类组织出现。只有在思想上走出了“禁区”，政府的政策才会向弱势集团倾斜，才可能通过财政和税收杠杆来均衡社会财富，使中国的经济走出疲软状态。

现在国际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模式是“货币投入驱动”型，而非“生产力提高驱动”型。象克鲁格曼这些著名的西方经济学教授们实际上只是通过统计数字和经济数学模型来考察中国，对中国的社会问题鲜有了解，说到底只是些书斋经济学家，中国今天也不乏这样的人。他们从数字到数字、从GDP到GDP，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却全然无知。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位青年教师在论述中国的GDP时说：“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6%以下，其他产业多增长半个百分点就足以抵消农业滑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到70%人口的农业产值下降几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决非无足轻重，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生活下降是个严重后果。

认识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要有对现实经济活动和社会实况的感性认识，只有深入了解社会，才能把握住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这个症结并不在经济领域之内，而是在经济领域之外。若单纯地就经济论经济，是找不到中国的出路的。

十一、“商女不知亡国恨”？

今年3月20日，中国北方的天空黄尘滚滚，这场罕见的沙尘暴是个不祥的征兆，它是生态恶化的结果和经济不均衡发展的例证。它表明中国的生态环境也象社会环境一样，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沿海一些富裕地区建设得花团锦簇，而西部一些边远地区的生态环境正在日益恶化。种种迹象表明，周期性的沙尘暴以及严重干旱将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新现象，最终将影响到全中国以至邻国。在生态和环境危机已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许多中上阶层的人们仍在极力追求所谓现代化物质享受，这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发展”早晚要带来生存灾难。更让人忧心的是，谁来关心中国？如果依照某些拥有权势的“先富起来”的人的行为，中国的结局将令人心怵：富人与权贵通过“与国际接轨”，正将其财富转移他国，他们自己则正在或将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而留在这块国土上的则是被“淘汰”的贫困弱势群体，民穷财尽。

解决中国目前难题的办法还是要靠民主政治，让各个利益集团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机会，否则政府就容易沦为强势集团的代表。如果不及早调整当前中国的政治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听任中国的经济沿着目前的道路滑下去，早晚会陷入严重的困境。中国社会的肌体正在患病，治病的“药方”是民主政治和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巩固目前这种使社会分化加剧的扭曲的市场制度。

【注释】
[1] 在此试举几例：其一，中央电视台《老年》栏目最近连续播放了一对张家口老人进京打工的故事。他们每月只有300多元收入，还要抚养一个7岁的呆傻孙子。这家人常年的伙食就是自己擀的面条，冬天腌上一缸咸菜然后吃一冬。这令人回想起60年代那生活困难的岁月。可是，就在进入21世纪后繁花似锦的北京市，仍然有大批的人在这样生活。这种状况在中小城市更多，在农村就几乎十分普遍了。其二，最近北京电视台《记录》栏目播放了湖北荆州市一个退休工人家的生活，这对年近70的老夫妇仅靠300元钱的退休金生活，还要养活一个残废的儿子和一个上四年级的10岁孙女，他们不得不在家中养猪，以便卖猪挣钱。一个城市居民在家中养猪，室内卫生之差可以想见。这个退休工人若不是万不得已，不会如此维生。这是中国多少年来闻所未闻的事。其三，北京电视台的“房地产”栏目关于家庭装修的节目充斥着极尽奢侈豪华之内容。就“新新家园”的一个4室2厅3卫户型单元而言，总面积250平方米，购房价约为200多万元，装修价约需30至40万元，再加上家具，一个富人购买这样一套房子至少需要开支300万元。这还只是市内公寓的价格，北京市郊外的高级别墅一套房子就要价500至600万元。
[2] 例如，北京市不久前制定了一项规定：凡纳税额超过300万元的工商业主，可将自己和家人的户口由外地迁至北京；而对普通的北京市民则严加限制，其外地配偶只有年满45岁、婚龄10年以上方可迁户口入京。显然，在这种政策的背后，是财富、而不是公正在起主导作用。
[3] 见《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3月28日的报导。
[4] 据《经济日报》2001年10月10日报导：有关部门针对全国的粮食系统组织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清仓查库工作，历时4个月，清查了6万个储粮库点，结果发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其一是弄虚作假，虚报库存，套取政府的粮食收购资金和财政补贴。如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大弯粮站用虚假收购凭证和寄库协议，虚库套取粮油收购贷款并高息转贷给下属的面粉厂和油厂，涉案金额达2,006万元。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3个粮管所1999年虚开粮食收购单据，套取小麦差价款91万元。其二是挤占挪用粮食销贷款，造成粮食亏库。如吉林省伊通县粮食收储公司挪用销粮款3,744万元，造成粮食亏库3,920万公斤。其三是违规操作，造成库存不实。如吉林省榆树市外贸局局长以“帮助销粮”为名，在原市粮食局局长同意下，从国家粮库发运玉米584万公斤，销售后贷款被挪用，为了应付清仓查库又开具假借条顶库；安徽省寿县大顺粮站私自将48万公斤粮食借给个体粮食加工户，导致粮食长期亏库；陕西渭南市临渭区油脂公司擅自将中央储备油作为商品油周转使用，并擅自销售28万公斤；内蒙化德县粮食购销公司出现亏库，为了应付清仓查库，虚借给农民389万公斤粮食。
[5] 这方面的实例举不胜举。例如，南方某城市有一家银行的一个支行账外经营的存贷款分别高达40多亿元，几乎超过其表内业务的规模；交通银行某分行则采用两本账的办法，在帐外违规开具信用证105笔，开证未付金额中瞒报数额占62.7%；某银行支行办事处的业务员私自从事账外经营6.7亿元，仅向其自办的8家公司就注资2.5亿元；广东某银行账外放贷5.78亿元，最后形成4.4亿元的巨额不良贷款；深圳某银行动用20多亿元巨额资金从事账外经营，最后造成17.4亿元的资金损失。还有不少金融机构把一些业务变成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赚钱归自己、亏损归公家，风险则转嫁给银行。

银行乱开票据、乱搞贴水揽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例如，某银行地区支行违规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达14.33亿元，单是行长签发的就有46笔共2亿元；某银行国际业务部自1993年开始，为18家没有进出口自营权、无外贸背景的公司开出融资性信用证516笔，金额达7.39亿美元；某银行违规为当地一家商业股份制试点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迫使银行垫款486笔，金额达17亿元之多；沿海某市15家农村信用社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以高于国家规定的同期利率5.8个百分点的利息率揽储，到1996年底，高息吸储而来的资金在高息放贷中有75%成为不良贷款。

(原载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