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和二舅住在一个屯，而且是邻居。三舅住在省城，与大舅是亲兄弟，与二舅是叔伯兄弟。这些年来，每逢年节，三舅都领一家四口下屯来看望一下老亲少友，无形中还真给这些乡下人平添了点儿节日气氛和生活情趣，也给乡里人带来点外边的新鲜事。可每次到乡下，三舅都在二舅家吃住，似乎和二舅有唠不完的嗑儿，只到大舅家礼节性地坐会儿。近两年，由于年纪的关系，三舅来的次数渐渐地少了，多半都打发儿子和姑娘来。他的两个孩子好象事业都挺顺，自己有了车，所以开车也很方便。由于是晚辈，手头又松快，免不了买这买那的。车停在大街上，大包小箱地往二舅家倒腾，还真挺让人眼气。还象以往，他们只是拿两瓶酒或两条烟到大舅家坐会儿就走，回头到二舅家去吃饭。

五年前二舅家盖了新房，凭二舅家的经济条件，好象没那么大的实力，人们都猜测是三舅家的孩子资助的。去年，二舅母叨咕身体哪儿不太得劲儿，三舅那两个孩子就生拉硬扯地把二舅母拉到城里，又是测血脂，量血压，又是CT，B超什么的，好顿折腾，结果啥事没有。最后给老太太买了两头奶山羊，硬说老年人需要喝奶补身体。吓得老太太再有啥事也不敢跟他们说了。

看得出，这些年来，大舅对此事很不是滋味，但他说不出来啥，真的说不出来啥，也许就是──有难言之隐吧。每次三舅家来人看他，走出他家门儿，他就坐在炕头抽闷烟，有时还轻轻地叹口长气。很能说、很能挑理的大舅母，这些年来对此事虽说不满，也只好三缄其口，有时实在心里难受，背地里说两句含沙射影的风凉话而已。看到二舅家盖了新房，也明知是怎么回事，就偶尔地在打鸡骂狗时放大嗓门儿，指桑骂槐地来两句。

其实屯里人谁都看得出来，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也都理解，有时背地里也议论几句，什么知恩图报啊，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等等。上了岁数的人，就带有点玄味儿地说：那是人积下的，有啥可眼气的。还常常用这件事情教育晚辈和小孩儿。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舅大学毕业，风华正茂，事业上蒸蒸日上，小家庭也和和美美。天有不测风云，只因讲了句实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进牛棚，遭那罪，受那屈辱就不用说了。三舅母也因此受株连，三天一检查，五天一批判，身边也没个知近人儿，扔下两个不大的孩子在家，吓得嚎啕大哭，也没人敢去给哄哄，反正啥时候哭够了，啥时候算完，随便哭。三舅母的工资后来也停发了，叫什么‘停职反省’。娘仨实在受不了，过不下去了，就搬到乡下来投奔大舅。毕竟是亲兄弟嘛，为难遭灾的，能见死不救吗？哪知道哇，跋山涉水，托人弄呛地，大老远地赶到乡下，反倒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为什么？大舅家不敢招引，虽说是三间房子，孩子还小，西屋闲着，可是，大舅母那是啥人哪，那多精明，那多刁钻哪。指着刚刚小学毕业的大儿子，说这孩子再有三年五载的就成家了，房子住不开，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尽管三舅母说，我只避避风头，不长住。那也没答应。可想而知，一个含辛茹苦、身无分文的落难的弱女子，领着两个三、五岁的孩子，无处可去，那是啥心情？当时就连再返回城里的路费都没有。如果不考虑孩子，恐怕都有上吊的心。那真是，只要能避风，有个耗子洞住，钻里去都行。

邻居住的二舅实在看不下去了，跟二舅母一合计，把自家的装杂物、装粮食等用的小下屋，倒出来了，让她们娘仨住了进去，好歹算有个安身的地方。当然了，也免不了要吃二舅家的了。小下屋是厢房，坐东朝西，没有阳面的窗户，还不保温，冬天那冷劲儿就别提了。早晨被大雪封门那是经常的，上屋二舅家不出来扫雪，就别想出屋。屋里的墙壁全是霜，晚间睡觉的时候得戴帽子，把所有的棉袄棉裤都要压在被子上来保温。儿子小，怕冻，每晚睡觉妈妈搂着。吃的是苞米面大饼子，大碴子，喝土豆汤，春天断粮，就吃糠，吃野菜。这二舅家吃啥，娘仨就吃啥，不会两样。那时大舅一家躲得远远的，不只是在经济上怕沾光儿，更怕政治上受株连。时不常的还要听几句大舅母的风凉嗑儿。

人家大舅母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转过年的夏天，“阶级斗争”抓得更紧了，二舅果然受到牵连，被弄到大队写检查，还给批斗了一次，让彻底“划清界线”，结果界线也没划清，家里的自留地被扣了半亩。三舅母此时受不了了，要搬回老家（娘家）南方去，二舅和二舅母说啥没让。就这样，将就了三年，总算度过去了最困难的时期。

后来，一步一步地落实政策，三舅一家又团聚了。恢复工作、补发工资什么的，生活就象换了几层天。到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那生活就更不用提了。

故事大体就这些，平平淡淡。每每讲给别人，大家无不唏嘘感慨。世态炎凉，人生莫测，还是别为风云动，多多行善种福音哪。

也许对善良的人来说，栽善根，开善花，结善果的机缘就在眼前。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千万不要跟着政府宣传走，否则将来发觉自己在这么大一件事上受骗了，心里会很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