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上北京，证实大法的清白（因为中国政府在北京）；要么缩在家里不为外人所知的偷着炼。显然，后一种方式不是修炼人的品德所能允许的，更不应该是堂堂正正修炼大法的修炼人的行为。然而，在当今这样的社会里，特别是在独裁者铺天盖地地造谣、诬蔑的氛围里，迈出这正义的一步谈何容易。所在单位的领导们含沙射影的暗示：如进京将导致单位除名、判刑、劳教等等。谁能想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百姓要说句真话竟要招致如此横祸！

我默默的思索着。我想起温馨的辅导站，善良的大法弟子，他们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有何身份、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大家都是严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正是由于他们真实、善良的表现，让我看到了法轮大法乃世间的一方净土。这里的一切：美好、善良、纯正……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称得上是为大伙儿服务的辅导员或站长。因为人们学习了大法的法理后，大伙都发自内心的愿意做好人，与人为善。人与人之间非常的祥和、融洽……

我想起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我的记忆中，师父很少谈自己，即便谈，也是寥寥数语。在全世界有上亿人炼法轮大法，包括各种种族、各种肤色、各种阶层。师父不知疲倦的将大法传遍世间，将真、善、忍美好的种子撒向世界每个角落。越来越多善良的人们走上了堂堂正正的修炼大法之路。大法净化了人们的心灵、健康了人们的身体，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标准，使个人、家庭、社会无一不受益……

我们每一个人从心底里敬重师父。因为一部大家公认的好书，反映的是作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无需通过怎样的方式去了解，就像中国人都知道《道德经》好，而无需见到老子一样。从书中你可以体会到作者伟大的思想境界。这可不是哪个人、哪个政府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了。政府代表的是政治和政权，却不代表真理。

经过认真、冷静的思索之后，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向世人讲明法轮大法受诬蔑的真实情况。哪怕只说一句公正的话。于是，我决定进京。

在北京，全国各省、市、地区的驻京办事处长期驻扎着各地的公安和便衣，他们每日往返于北京各大车站和天安门广场，专门拦截、绑架进京上访的大法学员们。在下面的各个单位，若发觉有大法弟子进京上访，便马上通知驻京办事处，然后，他们便跑到各大车站去“守候”。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只为迫害群众。

尽管他们费尽心机的围、追、堵、截，但依然挡不住正义的脚步。99年11月，我顺利的到达了北京，在天安门前，我手持高音话筒，喊出了肺腑之言：法轮大法是清白的！李洪志老师是清白的！大法弟子没有罪！

在天安门前执勤的干警从我身后扑了上来，这时四周的游人也围拢上来，干警赶忙将我连推带拽的弄上警车，我听见他们用对讲机和北京市的官员通话，并询问如何处置我。由此可见，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迫害的原因并非像电视、报纸等宣传中说的那样，基于那些编造出来的诬蔑大法的一些所谓的事实为根据（众多大法弟子不断上访，那才是正面的事实真相），而是因为权欲、私欲大的不行的独裁者的妒嫉和狂妄造成的。

而为了让人们明白事实真相，使更多无辜、善良的人们得法受益，大法弟子置生死于不顾，抛家舍业，面临种种被迫害的压力，通过各种途径向人们讲述着真相，前赴后继，不断的进京证实大法。即使在被无理的非法隔离、拘禁的情况下，大法弟子依然本着大法的修炼原则，节衣缩食，完全依靠自己的个人积蓄，无条件的、不计代价的向被造谣媒体所蒙蔽的人们讲述着真相。正像一个大法修炼者所说的那样：我在告诉人们“大法好”的时候，在很多的听者中，哪怕只有一个听明白了，我在忍受着精神与肉体被折磨的同时，我告诉自己：值得……

而与此相反，那些专以打压别人、蒙蔽善良的邪恶当权者则大肆挥霍着国家公款，大吃大喝，并以此诱惑正直、善良的修炼者与其同流合污。然而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是不为任何世间的物质利益所诱惑的，他们是堂堂正正、刚直不阿的纯正的修炼人，为了真理是可以舍弃一切乃至生死的。他们能为什么世间利益所动吗？听起来都可笑。

2000年初，我被送往山东济南女子劳教所。

在劳教所，这里的管教人员（干警）采取了极其邪恶的手段欺骗、残害炼功者，进行高压“政治转化”。并利用背叛真善忍的叛徒，反过来对法轮功进行攻击和批判，书写批判稿，大造舆论“借刀杀人”，进一步迫害大法、诬蔑大法创始人。对于坚持正义、不向邪恶妥协的炼功人，他们要么以“转捕”（转送监狱）相威胁；要么以法西斯的残酷手段施以人身迫害。就我个人而言，曾因炼功、拒绝写邪恶的保证、悔过书和批判而遭受了种种非人的酷刑折磨。为揭开邪恶势力的真面目，现将我个人所遭受的迫害公之于众：

2000年冬夜，我因利用休息时间炼功，被受干警指使的劳教犯用劳教所自行设计的一种叫做“束缚带”的刑具捆绑手、脚，双臂、双腿同时分开，被分别吊在劳教犯睡觉用的双层上下铺的床头、床脚四个位置上，由于地面光滑，双腿被他们有意分的过大，撑不住身体的重量，两腿便不由自主的向两边分开，且越分越大。为了支撑住身体，双腿又不得不尽量往回收，尽全力不让它分开。不然的话，因为上肢也被分开吊在上面，如果下肢支撑不住，全身的重量就会完全由上肢承负，这样，上肢就会被“束缚带”越勒越紧，异常痛苦。然而，由于两条腿被床脚两端的束缚带分别拖住分开着，很难往里收，加之地面光滑，两腿略微靠拢一点，便又会不由自主的向两边分开，而一分开，又给上肢增加了负担，便又得将双腿往回收……这样不断的滑开又收回，收回又滑开，很快地你就被折磨的疲惫不堪，痛苦难言。这还不算，她们在我的腰部又悬起了另一根束缚带，在我双腿向两边分开滑下去的时候，她们恶毒得将腰部带子猛地拎起，使我的身体猛然一下呈“反弓头”，似“五马分尸”，痛苦异常。为了防止我出声，她们又用了一个束缚带，将我的嘴勒上，一个高胖、粗大的劳教犯挥拳照我的头部和心脏狠命击打。同房的劳教犯被干警们勒令不准出声；不准观看；不准声张……在他们对我施刑的时候，干警则躲了起来，佯装不知。

就这样折磨我一整夜后，第二天令我按时出工，但不许我打粥、吃菜，只能吃馒头和咸菜。当天晚上再重新将我吊起，且不准我上厕所，逼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在邪恶之徒对我施以迫害的同时，我周围其他房间里，她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残害其他的大法修炼者，有的修炼者年龄与这些劳教犯的母亲相访，也同样被这伙灭绝人性的流氓们吊起，有的当场被吊昏过去……

尽管他们如此残酷的迫害炼功人，然而，大法学员们仍然本着善念，以一个大法修炼者的宽大的胸怀和慈悲，对待周围的一切。并慈善地向他们讲述修炼对人的真实意义，告诉这群只为争取早日回家而被邪恶利用的劳教犯们对自己不负责任、受人指使的不良行为要仔细分辨和判断，不要盲从……

在邪恶重重的环境里，大法修炼者们依然默默的修习法轮大法的法理，以此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标准，做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真正好人。然而，邪恶的黑势力却百般进行破坏和阻挠。在劳教所，邪恶之徒到处搜翻炼功人随身携带的衣物，甚至夜间，她们跑到洗漱间去进行搜身（违反他们自己的政策），名义上是进行“安全检查”，实则是搜翻法轮大法的资料，不让人们学法修善，甚至有的邪恶之徒公开就说：你们都做好人了，我们怎么办？

这一年的夏天，长期忍受着邪恶无休止的污辱和折磨的大法学员们停止出工，要求还修炼者合法的修炼权力。劳教所进行了疯狂的镇压。这一次，我被她们关进了“禁闭室”。依照政策，劳教所不得对劳教人员实行体罚或人格侮辱。显然，劳教所作为一个执法部门已经在诸多方面构成了知法犯法、执法违法，违反了法律。所以，这种“禁闭室”也是她们临时搞出来的。把能见到光线的地方全部用报纸糊死，锁死门窗，令两个劳教犯在里面（替干警）值班“盯着我”。不准我睡觉、甚至不让休息。身体必须保持站立，不得洗漱、不得出屋解手……在严热的夏季，“禁闭室”内令人窒息、憋闷地喘不过气来，就这样我被邪恶之徒强行不分昼夜地连续站了二十多天。由于不能睡觉，整个身心极度疲惫，双腿、双脚严重肿胀，导致无法穿鞋，无法行走，且如刀割一般胀痛。这期间，完全丧失良知的干警们还给我施以二次电警棍的酷刑，逼我写“反省检查”。我们本无罪，我们只是学法修善做好人，难道做善良的人还要“反省”、还要“悔过”吗？劳教所见我不按她们的要求办，便继续酷刑折磨我。在极度的疲惫中，我昏迷过一次。值班监视我的劳教犯早已热得不行了，也就顾不得时时刻刻照干警们的吩咐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了。所以我昏迷过去她们也不知道。秋天到了，禁闭室不象以前那么闷热了，干警见我没有“悔过”的意思，只得把我放了出来。无奈的她们只好给我加期（延长劳教期限）二个月，还以“文革”式的“批判会”在劳教大队里公布，并让劳教犯里的“代表”们对我进行批判……

在他们一系列邪恶的表演里，反倒让我更加清醒、更加冷静地去思考这一切。看着自私、肮脏的人心，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可以不择手段，将“白”说成“黑”，将“是”说成“非”。在磨难中，在承受痛苦的过程中，让我实实在在地体验着一切。过去，仅仅停留在表面上明白的一些道理，渐渐地融入了我的内心世界，融合到我生命的本质中去了。我真正明白了：修炼法轮大法才真正是人类的唯一希望。

大法弟子证实大法，舍生忘死，意义就在于此。为私欲迷失了方向的人们哪，希望你们早日醒来！

2000年国庆刚过，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江氏独裁政权给我们扣了更大的帽子，什么“反动组织”、“反革命”等等。劳教所原来才200余人，现在一下猛增加到700多人，而且还在不停地增加，其中，95%以上是法轮功学员，然而劳教所却对前往探视的亲属们扯谎说：这里没有多少炼法轮功的。睁着眼睛说瞎话，撒谎张口就来。

其实，邪恶非常惧怕正义的凝聚力。她们利用劳教犯对大法弟子进行“监控”和“隔离”。利用大法弟子的善良，歇斯底里地进行迫害。2000年国庆以后，劳教所出动大批男女干警对炼功人进行迫害和所谓的“转化”。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劳教所大放音乐，用来掩盖他们酷刑毒打、谩骂、电击以及做“工作”的疯狂叫嚣……

2001年春节刚刚过去，干警以“交流”为名，将我骗至干警值班室，从此，开始了对我又一次的不分昼夜地强制洗脑。其间，派十余人对我进行围攻式地说教，不准我睡觉，不准我洗漱，甚至变态地不准我上厕所。在我严词拒绝这种下流地、变态地所谓的“交流”时，干警则用手铐将我铐住，并用毛巾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讲话，不让我出声，令我写“三书”（悔过书、认罪书、保证书），进而批判，不写，便拳打脚踢。并使用鞋、凳子等物对我毒打。致使我整个头颅全部肿胀，前额可怕地鼓出，将双眼堵住，三天三夜睁不开眼，腰部被严重打伤，日常起居无法自理。最后，才不得不让我卧床。然而，在卧床期间，她们竟冒用我的名义伪造“三书”，并强行掰开我的手指（在我卧床期间仍被手铐铐住）按手印，我忍无可忍，便大声疾呼：你们作为执法机关，公然违反法律！你们编造出来的东西，不能生效，你们必须当着我的面撕毁，否则，后果自负……在我不停地呼喊下，她们怕事情败露，便慌忙按我的要求将伪造物撕毁，这场丑剧才告一段落。在那黑暗时期，整个劳教所四处充满着邪恶之徒的叫嚣、谩骂、殴打，以及在邪恶的威逼下违心地写下罪恶的“三书”的人的痛苦的哭泣……

时隔不久，邪恶在我身上没能达到她们的目的，便又出更歹毒之心，将我送到更加邪恶的王村劳教所。在“五一”劳动节的头一天里，王村的干警将我悄悄带到干警值班室，她们将我拽到窗台前，让我背靠窗台，将我双臂分成一字型，用手铐铐在窗户的栏杆上，继之，派一群叛徒对我进行洗脑。和济南劳教所一样，不准我休息，不准我睡觉，再一次试图以疲劳摧毁我的意志，逼迫我妥协。白天，劳教所大搞文革式的“批判会”；夜间，她们鬼鬼祟祟地对大法弟子实行变态的高压转化。她们的人性、理智统统被个人的私欲所淹没（据说，“转化”一个人可分得奖金数千元）。

月末，在邪恶之徒用尽酷刑折磨我一个月后，仍以失败而告终。无奈的邪恶只好又把我送回了济南劳教所。在我下肢严重肿胀的情况下，干警仍然强迫我参加劳动。

2001年7月1日，劳教所借题发挥，大搞什么升旗活动。在她们关押炼功人之前，劳教所从来也没有搞过什么升旗活动，甚至连旗杆都没有。旗杆是最近刚刚购置的，一看就有其不正当的安排和目的。她们把升国旗也演变成了一种迫害手段。她们令那些违心地写下“悔过”和“保证”的人带头宣誓，喊政治口号，并扬言：谁不宣誓就是不爱国了。极尽虚伪、谎言、狡诈之能事。作为堂堂正正的修炼人，我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劳教所见我不配合，便气急败坏得又将我关进了“禁闭室”。这一次，我被关进了一个新建不久的“禁闭室”，这是自2000年国庆节以后，她们为折磨大法修炼者，背地里悄悄建起来的。这里除了一个仅能容纳一个人出入的小门外，四周皆是墙壁，里面黑暗无光。当时又是夏季，狭小的室内极其闷热，还有蚊虫叮咬。其中一面墙壁嵌有一个刚过头顶的“凹”字形钢棍。干警用绳索将我双手狠狠捆绑起来，悬吊在上面便匆忙跑出去。不多久，她们派了一个平时专职监控我的盗窃犯替干警监视我。由于干警不给我松绑，同时身体无法下蹲，这给我解手带来了麻烦，只能由那个人帮助料理，我尽量忍住不上，最后，我停止了进食。

当晚，济南的天气格外闷热，劳教所开始担心要出事儿担负法律责任，便只得将我放出。

7月4号。干警派了两个长期做邪恶洗脑工作的人和我同住在一起，意欲对我进行日夜不停的长期骚扰。饱受了邪恶种种欺骗和迫害的我，决心以长期的绝食抗议不法之徒对大法修炼者的无理迫害……

绝食后，由于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对我进行无所顾忌的迫害，便在如何终止我绝食的事情上做文章。开始，他们故意一天三遍给我进行强制灌食，将灌食用的管子拔了插、插了拔，致使我鼻腔非常痛苦，甚至管子误插入气管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最后见我喉咙肿胀，且无法讲话，他们才不得不收敛。但随后，他们又把我年迈的双亲召唤来劝我进食。以前，劳教所给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制定了一条“不准亲属接见”的不为外人所知的邪恶规定，却反过来向公众造谣说：大法弟子不要亲情了。这次，他们又对我大开“接见”之门。他们根本就是将政策和法律根据他们的需要在随意利用。同时，他们还私拆大法弟子来往信件，随意扣留，甚至抢夺大法弟子的笔和稿纸，剥夺大法弟子书写的权力。

在我长期的绝食期间，曾数次被劳教所送往济南监管医院进行强制输液，每次他们都以“陪床”的名义，安插两人对我进行监视，不准炼功，甚至坐姿也要受到他们的控制，不能有盘腿的姿式。并专门用一个小本子记录我的言行，随时汇报，挺可笑。更可笑的是，无论在劳教所还是在医院里，他们对大法弟子实行“克格勃”式的严密监视。例如，睡觉时，他们派劳教犯堵在寝室门口盯着大法弟子，若大法弟子起身上厕所，他们则先由一个人挡住门口，不让大法弟子出屋，另一人则跑出去说是去“探探路”。探什么路呢？原来他们是看走廊或厕所有没有其他大法弟子，如果有，他们就不让另一名大法弟子出屋，怕大法弟子们碰面，你说他们是不是邪恶变态到了极限。

在住院期间，一次我在走廊里炼功，邪恶之徒找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干警，据说是医院的行政科长，男干警一手拿烟卷，一手拿约三米长的手指般粗的钢丝条，照准我的头部劈头盖脸的抡。当晚，又给我戴了一夜的手铐。这还是救死扶伤、实行什么人道主义的医院吗？！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今天的人，为了私欲、为了金钱、为了权力，可以违背良心的行恶，甚至去打压善良和正义，没有了善，人将变为何物？

为了坚定正义的信念，在医院里，无论他们如何迫害，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修炼，同时，坚定的绝食。经过九个月的绝食，此时，我由入所时的六十多公斤体重到现在连三十公斤都不到，身体非常虚弱，已完全丧失活动能力，但我精神却异常坚定，对大法的正信不可动摇。邪恶之徒终见达不到他们邪恶的政治目的，看着我可怕的模样，开始担心一旦我的生命出现危险会给他们带来不可推卸的责任，无奈之下，便赶忙打电话让家人将我接回。但他们本性难改，依然寻找一切机会施展他们的流氓手段。如：偷听电话；令家人定期汇报我身体的情况；并派单位领导时时来家中观望、骚扰；威胁家人不准我与外界接触，甚至连邻居也不让知道等等。但终究他们是失败的。黎明的曙光已在即，黑暗不会长久，只要有善心和正念的人们齐心努力，邪恶之徒终有一天会得到应有的下场。最后，让我以一首《人间春》来作为结束语，并愿天下有缘人皆得大法。

(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