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中国的修炼者被非人道的对待，迫害不断升级，每当看到大法弟子被酷刑折磨且经常被虐致死的照片时，我想为停止这种残酷的迫害作出一点贡献的愿望就越来越强。

在中国，法轮大法首先为人所知，并非常迅速地被重视。两年半以来，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造谣诬陷、迫害法轮功的国家，中国大法弟子被非常不公地对待，这些都给整个人类带来极大的损害。我想要尽可能使更多的人们得知大法并从中受益，使之不受虚假讯息的影响。通过一个在中国的公开活动，我们能发挥最好的作用，让谎言与真相被清楚地识别，中国江泽民政府再也不能在人民的注视下隐瞒这个事实：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被重视且拥有众多修炼者，而且这些“白人”学员与他们的中国同修一样，对于他们的信念全身心投入。

对我来说，参加这次和平请愿活动，也同时是我2000年北京之行的继续。由于经常在我们的德国报纸上看到关于法轮功的错误报导，我在2000年十月与另一位法兰克福的修炼者一起拜访在北京的德国新闻社通讯员，让他们较好地理解法轮功与中国镇压的真相，让他们亲眼看看，当他们不加思索地在他们的报导中引用中国政府关于法轮功的谎言与错误讯息时，造成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我们也向他们说明了，法轮功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好的作用。

跟2000年一样，一份旅游广告引起了我的行动。刚开始是我们两个人，然后12个人，很快的就有36个来自许多国家的修炼者有着相同的看法与强烈的意愿，想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正法、讲真相。在我眼前很快地展现了一个我们这群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景象，无比的威严，安静，有威力，同时我又有了那种完全理所当然的感觉。我要明确地制止邪恶，让在中国的人们看到法轮功超越国界，并以此声援和鼓舞在中国的同修们，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被剥夺了发言权，我要给他们一个声音。

离出发的日期越近，我就越想集中精力学法，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做得不是很好。有一次我忽然在早上5点就清醒，不能再入睡了，便意识到：这个时间是给我学法用的！我可以很专心的看书。从那时每天如此。我每天的睡眠时间缩短了，而我对每天至少要睡7个小时的执著也去掉了。

在我们和平请愿前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和另一个修炼者就已经参加旅行团抵达中国了。我们跟其他人一起在长江上度过好几天，天气阴雨。我们有个时间好好准备，我学了很多法，也炼了功。请愿日期越来越临近，我越来越感到喜悦，没有害怕恐惧，只是有点轻微的诧异于自己的无所畏惧。

然后在北京，我们一共12个德国学员与瑞士学员碰面了。我们不允许“如果怎么样，我们作什么”的这种问题出现，我们要让邪恶无机可乘。虽然我们对接下来会发生的情况没有充分准备，我想：倘若有什么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将会象中国的同修一样坚定地面对它。如果我必须用我的生命拥护我的信念，我的儿子已经有了所有必需的委托书。

11月20日的天安门广场上，阳光明媚，完全不象前几天在船上的天气。没有疑惑，只有内在的宁静。对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理所当然。只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假如我被打时，真的不会回击吗？

我们俩俩坐在离旗杆不远的地方，我观察着广场上的人，看着他们而不让他们察觉到。民警可以很好地被分辨出来，但我对他们没兴趣。我在这里做我们该做的，不让邪恶限制我。我们一直发正念，所有不属于这里的，应该被清除！经常会有这个想法：也许他们根本看不到我们。这里的“他们”是指监视者，选择了错误道路的人，以及国家暴力。

我们排好队，没有任何干扰的思想或感觉，写着法轮功最根本原则“真，善，忍”的横幅在我旁边展开，很多中国游客注视着，然后我们齐发正念，还没做完，就看到警车直接开到我们面前了。我有一种安全的感觉，感觉到我是被保护着的。当我吃惊地察觉到我被抓住手臂时，反抗了一下。然后我走一条大法弟子尊严的路。在这里我们不是什么示威者，在这里我们代表着大法的威严与威力。我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在整个被拘禁的时间里，我的态度都是如此，凭借这种态度我做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事。

我不合作，但用很好的态度待人，也要对方用好的态度回待。我的个人资料，护照？请拿去。我的手机？决不。到地下室去？只有被关在另外房间里的两个德国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情况下，可以。到牢房里？不。绝不。事实上我一直待在外面，因为我认准一个限度。但是换作中国的修炼者站在我的位置上呢？我体会到，在目前他们在这里没有任何一点机会，没人听，没人看，没人得知在这下面发生什么事，没有人会因为对他们犯下的违法行为而被追究责任，在这里发生的是酷刑的场面，而这些消息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传出来的。要改变、制止这种情况，我是行动的一分子，这给我力量，也让对方感受到我的力量。但我必须注意将这强大的感觉保持平衡，并注意不要使我的举止变成打斗的行为方式。

我注意到我的思想经常是空的，我问自己，这好还是不好？这是否只是消极的承受，或是放下了什么？这是听任我的“命运”的摆布，还是保持着很大的信任？我很清楚地感受到，我学到了如何放下，我认识到有一个更高的安排存在，即使我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他，但我承认他，并试着不再用我的标准去安排所有一切。刚开始我感到困难，现在没问题了。

我两次被要求审讯，两次我都简单的回答“不”拒绝了。然后我的德国导游出现了，请求与我谈话。突然间，两个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开始进行审讯。代替回答他们的问题，我清楚地解释着，我在这里是为了上万，甚至上百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在两年半来被残酷的对待，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一个刺耳的声音说：“不说政治！”后来我觉得遗憾，因为我马上听从了这个指挥，而没有把握这个机会继续揭露谎言。刚开始我怀着忍注视着那个想审问我的女士，试着唤醒那也许在她心中还存在的好的一面，我想阻止她作坏事。我拒绝再作陈述，同样拒绝在一份中文审问记录上签名，简短，冷静，然后就结束了。

我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我和其他人集体炼第五套功法。一位修炼者送我一个法轮章，自此以后我一直戴着他。我们在看守的眼前读《转法轮》，在中国这是被禁止的。我们理所当然地做着这一切，没被阻扰。警察们不敢干扰我们。可惜的是我觉悟太晚了，以致没有好好利用这段时间。那些年轻的警察会对我们留下什么印象呢？我希望他们能经由我们的举止认识到，我们的道路是多么有威力，多么和平，而他们看到的、经历到的，又是多么与中国的宣传机器宣称的不一样。

我想，对于我和其他35位白人学员来说，一切就是这样安排好的，这是属于我的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只是做了他作为一个大法粒子应该做的事，正是如此我们所有的人作为一个整体顺利过关。

(发表于2001年12月佛罗里达法会)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13/176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