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2002年1月28日】我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正赶上全社会贯彻执行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些敢于讲真话的老知识分子、技术权威，出于对该党的爱护、挚诚，在政治学习会上向党倾诉衷肠，结果引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政治运动。人人要对右派进行批斗、与右派划清界线。有一次，单位开批判会，基层领导通知我去参加。那时，我还不到20岁，很幼稚，也很单纯，对什么叫右派、右派怎么向党进攻的等等全然不知。但在“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教育下，在虚荣心的促使下，我连夜翻阅资料，从报刊杂志上大量抄袭批判文章，第二天就在会上没头没脑、语无伦次地给一位技术权威扣上了什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等等一大堆帽子，乌烟瘴气地乱批了一通。会后，我的发言竟博得了“组织”的好评，真是越“左”越“革命”，其实那完全是弥天大谎，自欺欺人，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悔不自胜。讲真话的人得到的回报是“向党进攻”的大帽子，成了“阶级敌人”，被开除工职、剥夺人身自由、强制监督劳动，或遣送回原籍监督务农。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似乎逐渐地懂得了一些什么，在实践中我也感受到这些“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并不是什么坏人，更不存在什么“纲领”、“组织”、“计划”和“步骤”，而是一些在事业上造诣很深的知识分子。我开始萌发出对他们的崇敬、同情和内疚。 事隔35年（1992年）后，曾被我批判过的那位搞排水工程的技术专家才终于得到了平反。可那年他已经77岁高龄了。77岁的他两眼黯淡，双手颤抖，拄着拐杖，弯腰驼背，步履蹒跚，老伴也早已离开了人间。一个本可为社会作出奉献、大有作为的人，却因为一句肺腑之言招来横祸，被当权者的一顶可怕的政治帽子毁了一生，不可悲吗？曾批判过他的我又怎能不内疚！这难道不是决策者的罪孽吗？不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回首反省、引以为戒吗？ 继反右不足十年，当权者又亲自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可谓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顷刻间，全国上空乌云笼罩，万马齐喑，上至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下至平民百姓、少年儿童，都遭到灭顶之灾。十年浩劫，多少人家破人亡，含冤而死，多少人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是当权者草菅人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路线所致吗？ 1999年7月20日，一夜之间全国又风云突变，当权者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群众开展了大搜捕。他们原以为手无寸铁的群众是驯服了的奴隶，可以任其宰割，几个月内镇压就可“完事大吉”。谁知法轮功不同。迫害两年多来，虽然定性不断升级，从禁止外出炼功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追捕，并施行高压、酷刑、强制洗脑、长期关押、直至将人活活打死的血腥屠杀，又大肆利用杀人、爆炸等恐怖、暴力事件栽赃陷害，当权者可说是使绝了招术，竭尽了全力，而法轮功人员在被打压中却越打越勇，正应了其创始人所言，“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试问当局及其追随者何不认真思索一下，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为何明知要遭公安打压、甚至面临被打死的危险，却还要对其信仰如此不顾个人安危、前仆后继地维护呢？当权者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容他们讲一句真心话呢？如果他们是要颠覆政府，为什么却对政府如此信任、非得要找政府反映自己的心声呢？在任何时候的表现又如此和平呢？如果连好人都被视为对政权的威胁，那么这样的政权又如何能巩固呢？自古有言道，“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场迫害将走向何方？迫害的结局又将如何？这难道不值得每个人深思吗？善恶必报更是谁也逃脱不了的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