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了中国并去了天安门广场。天气很温暖，周围有很多人。阳光在照耀着，我感觉我似乎在一个很大的空间。人们想摆姿势和我一起照相，还有许多孩子希望得到我的签名。这是下午1:30分，我本计划一直等到2点当有别人到这里来打横幅的时候行动，然而我担心这些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会被牵连。我收拾了一下，脱下了我的外套。在里面，我佩戴着一条缝在衣服上的横幅，前面写的是“法轮大法真相步行”，后面是“SOS”。当我做这些时，警卫在换班。我大声地唱着法轮大法的歌，感觉好象有一海洋的中国人在看着我。似乎过了好长的时间，什么也没发生。一个便衣警察走向我：“哦，法轮大法！”他大声地叫着粗暴地抓住我的左臂。他开始把我拽向纪念碑，那时另一个警察加入了进来，开始从我的衣服上撕横幅。

这花了他们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唱着法轮大法的歌，并且所有的中国人一直在看着，目瞪口呆。他们拽着我绕了一个大圆圈试图找到一辆警车。一个穿着一件大绿外衣的年轻警卫跟在后面，脸上带着迷惑的表情。孩子们和一群中国人始终在看着，我还在唱着法轮大法好。警察试图把我的胳膊往下拽，但是它们却飘浮在空中，我继续唱歌。警察的企图落空了，他粗暴地把我推进警车，我的膝盖有点儿被伤到了，但我已经对可能受到的肉体虐待有点儿思想准备。

警察驾驶警车在广场上转圈，然后突然转向，避开一位拿着一个大照相机正在拍照的女士。他们把她的某种身份卡片拿走了。他们把我带到天安门广场警察局。我坐在一个有蓝椅子的等候的地方，10个警察围着我。他们问我是否可以说中文，我用在法轮大法真相步行中学到的简单的词汇说：“法轮大法好”。他们很难听懂我带着口音的中文，但却给我照了许多照片，并把我的横幅也放在地上要照相。我说，不行，如果你想给它照相的话，你得把它捡起来！他们把横幅放在桌子上照了一张相。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试图看懂横幅，因为它是用英语写的。

然后我被押着去我的旅馆拿行李。旅馆的工作人员十分局促不安，因为有警察跟着我，我对他们说法轮大法好，他们似乎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取回行李后，我在车上被拉着经过了北京城中一个非常破败的部分，带到了一个大的警察局。他们让我在一个大餐桌旁坐下并给我拿来食物和饮料。我回答说在他们禁止我向我在中国的同修们表达同情的时候，我不能吃和喝。他们开始问我问题, 我想那是警察局的惯例。我说：“如果你们问我问题，那么在我被捕期间我需要一个国际律师，否则我会因为听不懂你们说什么而被欺骗。”他们告诉我，我没有被捕所以没有关系。当他们商量下一步怎样做时，我在桌子上读我的《转法轮》。

然后一个中国女警察开始用英语和我谈话。她用一种柔和的方式企图误导我。她说：“我只想说几件事，不是使你相信，仅是告诉你你在中国所犯的罪——你已经犯了法，就象在加拿大一样，你必须受惩罚。”我回答：“如果你正在谈论罪犯，你一定是在暗示法轮大法，那我什么也不说。”所以她继续试图和我谈加拿大，问到我的儿子。我觉得她正在试图用她的做假来毒害我。（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我在警察局的整个过程都被偷偷地录了相）。谈话过后，我被开车送到一个警察旅馆的房间，这就是过夜的地方。有两个警卫寸步不离地跟着我。那个女警甚至在我用厕所的时候也不离开，我没有了隐私权。看守我的守卫整晚在坐着看电视。每个节目都是诋毁法轮功或者演“自焚”的，他们试图告诉我那是真的。我说：“你们自己政府的录像暴露了自焚的谎言，当你把带子的速度放慢时，这个女人被打在头部的镜头是很清楚的。人权组织，比如国际大赦，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人权律师正在着手提出这些犯罪案件。”然后我设法整晚阅读《转法轮》。读书使我感觉如此欢乐和平静。我睡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以恢复精力。我能够为法辩护，我谈到了对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进行诉讼，我谈到了大法是直指人心的法。

第二天，警察开始拉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我想他们正试图让我失去方向感。最后我被带到北京飞机场并被送上一架飞往维也那的航班。飞机中途在西思罗机场停留，我得到我儿子的消息要我搭乘航班去加拿大。我在出口的第3个通道处遇到了一个记者和一个有4个人的摄影师小组，他们和我一起在人群中行走。这位记者请我谈些什么，我立即回答他：“他们（指中国政府）是欺骗和作假的大师。”

最后，我遇到了3个英国的修炼者帮我取出了行李，给我在加拿大的儿子打电话，他正在担心我，他们帮我登上了去加拿大的班机，于晚上9点离开。

(大纪元报社记者海伦笔录并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