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十几个恶警数着我们带的真相资料，我们坐在椅子上。政保大队的大队长走了进来，这人长得人高马大，一脸凶相。进来之后就大呼小叫一通。气势汹汹地喝问我的姓名。我没有吭声。他又指着那些真相资料，问哪些是我的，我有点害怕，就指了指其中的一个塑料袋。他又奔向我们中的年轻女弟子，女弟子毫不畏惧，被打了几个耳光，拉了出去。轮到老太太，老太太也是坚决不配合邪恶。恶警大队长气急败坏，抓住老太太的衣领把她往墙上撞。然后打老太太的耳光。我想自己也是大法弟子，同修都这样勇敢，自己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我就大喊：警察不许打！警察有警察法约束！其他人也跟着喊起来。这时老太太表现为心脏病的症状，一下子晕了过去。恶警们乱作一团，忽忽忙忙地把我们送进了县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我们被分别投进了不同的监室。监室里的犯人听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就围着我问这问那，让我讲故事。我一想这正是洪法的好机会，就给他们讲释迦牟尼佛、密勒日巴佛修炼的故事和一些大法弟子修炼的故事。他们刚开始只是想解解闷，但听着听着就开始投入了，我又讲了一些法轮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第二天管教来威胁我让我吃饭（我刚进去的那天就开始绝食），我说不吃。姓宋的管教对犯人说：“他不吃饭，就是你们的事。”犯人们昨天听我讲了一些真相，知道炼法轮功的是好人，都气愤地说：“炼法轮功的是好，整他干什么呀。”

我一有时间就背师父的经文，心中正念越来越强。我是大法的一粒子，一定要抵制邪恶迫害，绝食到底，堂堂正正地走出看守所。正念一出，我的身体充满了力量。心中的害怕、焦虑和沮丧的感觉一扫而空。提审时，恶警告诉我虽然我们都没报姓名，他们通过其他途径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恶警拿着一份文件，得意地对我说：“看看吧，这里写着300份资料就够判刑，你们有900多份。”我没说话，也不去看那文件。心里想：你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无论问什么问题，我就是一言不发。恶警拿出拘留证让我签字，我说：“我不是犯人，不签字。”恶警气急了，打了我几个耳光，灰溜溜地走了。

绝食五天，我出现了“心衰”的症状，稍微一动，心脏就突突地乱蹦，但我坚信这只不过是状态，还是坚持每天早晨炼功，过了两天这种症状就没有了。

到了第八天，看守所开始给我强行静脉点滴，我不配合，他们就七手八脚把我摁在“安全床”上点滴。

第十天，所长急眼了，十几个把我按倒在“安全床”上铐住我的手和脚，按住我的头，用竹筷子硬撬我的嘴，嘴唇、牙床都出血了。我紧咬牙关，不配合邪恶，我心想：今天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让他们灌进去。所长害怕出人命，停止了灌食。

看守所没有办法，一面向公安局反映，一面找来我的家人来劝我吃饭。我知道家里人想动了我的心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母亲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又容易激动。如果她大哭或昏死过去，就会让管教和犯人不理解，给法造成损失。这是魔想要的。因此，我见到母亲后，就赶紧拉住母亲的手，告诉她只有绝食抵制迫害，才能早日出去，并告诉她我的身体状态很好。母亲似乎听懂了我的话，没有哭，但还是想让我吃两口饭。我不吃，她也没有再坚持。

28天过去了，我们被转送拘留所，警察拿着单子伪善地对我们说：“再关你们15天就放你们了，别绝食了。”我才知道其他同修也一直在绝食。我们悟到这是邪恶的花招，想让我们放松思想，停止绝食，来加重迫害。我们坚决不能上当。拘留所的管教开始还比较和善，看到我们坚决不停止绝食就原形毕露。他们找来几个身体高大的犯人，把我按倒在“安全床”上，按住我的头，捏住我的鼻子，掐住我的两腮，用筷子撬嘴。我坚决反抗，有几次我几乎挺不住了。但是，我想起了师父的话：“……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李洪志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的讲法》)恶警们终于泄了气。回到监室里，同修们都在发正念，清除恶警背后的邪恶，知道邪恶没有得逞，同修们都倍受鼓舞。

果然象我们想的，拘留15天只是个花招，没过两天，政保科的恶警大队长拿着“信访教育” 两个月的单子来到拘留所。得知我们还在绝食，无可奈何地说：“两个月的信访教育还没有最后定。”就悻悻地走了。

过了几天，那个年轻的女弟子（一直在绝食）突然晕死过去。医生一量血压已经没了。拘留所的所长和管教慌作一团，怕担负法律责任，赶紧送医院抢救，才醒过来。县公安局长坐不住了，亲自到医院去看。第二天，政保大队长一脸假笑地来告诉我们要被释放了。可是没过一个小时，政保科的恶警又来提审，我们还是和原来一样一言不发，恶警见没有一点空子可钻，气得直骂。又过了一天，我们被以“身体有病的名义”释放了。恶警们不死心，趁机勒索了我们家人1000——2000元钱。就这样，我们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坚决抵制邪恶迫害，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