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简介

现代医学认为病原微生物是传染病发生的主要原因，认为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是历次传染病发生的元凶，即外源病因导致传染病的流行。这种外源病因说始于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末被广泛接受。而十九世纪医学研究和理论领域被解剖病理学家所主导，他们研究身体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来解释疾病，对外源病因说大都不屑一顾。随着显微镜的改进，人们观察到了细菌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在显微镜下的发现对十九世纪提出的细菌致病学说提供了支持。

罗伯特.郭霍出生于德国，1872年他作为医学官员开始了对炭疽(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烈性传染病)的研究(1)。随后他发展了细菌染色、分离、培养、和传代技术，并借助于这些技术他发现了数种传染病的相关细菌。这些发展和发现是他提出郭霍氏原则的主要依据。1882年他提出了郭霍氏原则，即证明一种细菌是导致一种传染病的病原菌需满足的条件(1，2)：

-该细菌可从其可疑传染病的每一病例中分离到；
-从体内分离到的该细菌可在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
-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的细菌可以使实验动物发生相同的疾病；
-该细菌可从接种的实验动物中分离到。

审视与思考

郭霍氏原则的前提是外源病因说。符合这些条件即证明一种微生物是某种传染病的病原。然而，因果关系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只能通过显示因果关系的现象和事件来分析。实际上，“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转法轮》)。而郭霍氏原则只注意到了业力的传播现象，却忽略了个体或群体的自身业力。个体或群体的自身业力才是传染病发生的主要原因。疾病是因业力所致，业力大的地区和人群必然会有传染病的发生，即业力的传播。业力在这个空间的显示就是微生物，它是传染病发生的诱因，而一个体发病与否取决于其自身的业力大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每次传染病发生时只有部分个体发病。现代免疫学则解释为是因个体抵抗力大小不同所致。其实个体抵抗力大小恰恰反映了其自身的业力大小。

下面就此四个原则进行分析：

-该细菌可从其可疑疾病的每一病例中分离到：分离到该细菌是不是就能说明它就是导致其相关传染病的病原呢？只能说明两种现象的同时存在，并非因果关系。我从法轮大法中悟到，同等类别的业力反映到人的空间就是相同的微生物，故发病的群体表现为带有相同的微生物出现类似的疾病症状。这一原则只注意到了业力在这个空间反映的表面现象，忽视了个体自身的业力这个根本原因。当一个群体带有某种业力大的时候，就会表现出相似的疾病，就会表现为微生物的传播引发了传染病。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了相同的细菌不能说明是发现了其相关传染病的主要原因，微生物的传播也是由于群体中个体的自身业力的存在。

-从体内分离到的该细菌可在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同样这一原则只注意到了业力在这个空间反映的表面现象，试图以实证科学的手段去研究病因。而能否分离培养取决于该业力的颗粒大小、密集度大小等因素。如病毒对应的是密集度大的业力，不能单纯培养，必须接种细胞后在细胞内生长增殖。颗粒大的业力如某些细菌则可以在体外培养并传代。但业力种类繁多，导致的疾病也多种多样，有限的体外培养技术不可能分离到所有的微生物。而且实证科学对这种表面现象的研究容易误导人，使人更加迷于现实空间而不去探究实质。

-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的细菌可以使实验动物发生相同的疾病：实证医学利用实验动物来验证疾病，其实敏感的实验动物本身带有相同的业力，故接种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的细菌可诱发相同的疾病。不同种类的实验动物对不同种类的微生物有不同的敏感性，说明了它们带有不同种类的业力。如果有些实验动物群体带有与某一微生物相似的业力，则它们可被该微生物感染。人在六道轮回中带着业力走，所以转生成动物、植物等带有业力。只不过有的给转化成了不同种类的业力，所以有的实验动物对很多种类的微生物不敏感。而敏感的实验动物所带业力大小也不同，故对接种的细菌敏感性不同，所以接种后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不同。

-该细菌可从接种的实验动物中分离到：同样这一原则只注意到了业力在这个空间反映的表面现象，试图以这种表面现象的可重复性去说明细菌与相关传染病的因果关系。同第一原则一样，分离到该细菌不能证明该细菌是该传染病的主要原因，它只是一个诱发条件，主要原因还是实验动物自身的业力导致发病。

郭霍氏原则的发展和预防疫苗的应用

因为病毒不能单纯培养，无法满足郭霍氏原则，所以后来对此原则进行了扩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又引入了流行病学、血清学和免疫学的条件(2)。七十年代伊文(Evens) 总结了病因说的演化和发展，提出了确认病因的十个条件，被学术界认为适应于急性病和慢性病以及不同病原(2)。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核酸杂交技术和核甘酸序列分析也被引入，被认为适合于发现尚不能培养的致病微生物(2)。但所有这些发展都是围绕着外源病因说，扩展了郭霍氏原则的应用范围而已。对个体自身业力和个体差异都很少触及，实证科学也无法证实业力的存在。

随着郭霍氏原则的应用和传染病学的迅速发展，多种细菌和病毒被发现，并被认为是相关传染病的病原。随之研制出了灭活或减毒疫苗并广泛应用于预防传染病的流行。我认为，灭活或减毒疫苗是一种低强度业力，进入人体后占据了自身业力反出的位置，同时也给在另外空间的自身业力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即如果自身业力反映到这个空间就会被消灭，所以自身的业力便不再往这个空间反映。人们便以为疫苗起到了作用，其诱发的免疫力抵抗了传染性微生物的感染。实际上，自身的业力仍在另外空间，并未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力越积越多，有的转化成其它的灾难，导致了人类社会出现天灾人祸，灾难频繁不断。

外源病因说对人类社会道德的深远影响

外源病因说过份夸大了微生物在传染病流行中的作用，却忽视了个体的自身业力的主导作用。外源病因说对人类社会道德具有深远影响。古人多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敬畏天神，社会道德水准较高，社会比较稳定。郭霍氏原则的应用和外源病因说在十九世纪末被广泛接受后，使人们相信微生物才是传染病的主要原因，从而完全不相信自身业力在疾病中的作用。使人们对善恶有报的天理产生怀疑，有许多人则开始无所顾忌的干着坏事，促使社会道德大幅度下滑。可以说外源病因说对人类社会道德下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Fredericks, D. N. and D. A. Relman (1996). “Sequence-based identification of microbial pathogens: A reconsideration of Koch's postulates.” Clin Microbiol Rev 9: 18-33.
2．http://web.ukonline.co.uk/b.gardner/Koch.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