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9日我去北京上访，10月26日早晨5点在天安门广场被抓，警察送我到丰台区体育馆。因我炼功被警察拳打脚踢。晚上，由于我没说家庭地址，警察将我关押在顺义看守所，监室面积十几平方米。

我在那里绝食第三天时，一个姓刁的大夫威胁说：不吃有的是办法叫你们吃，下胃管灌、投到男号。第七天时，刁先让我看了看因绝食而被插上胃管的功友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关着，然后将我带到一间办公室，给我带上背铐。一个50多岁的大夫带着几个男犯人，将我仰面朝天按倒在我住的监室里。室内有七、八名功友，又叫来几个功友看着我怎么被灌，以“杀一儆百”！这个大夫将一根又粗又硬的胶皮管子狠狠地插入了我的胃里。可能是洗胃吧，过了一会，我吐出了绿色的沫子。只听他说：胃里什么都没有，要有早就吐了。插好胃管，我带着背铐又带上脚镣被关在一间小屋里。管子太粗，我说话困难。

在插胃管前，一个长得又高、又瘦、又黑、戴眼镜的警察曾几次威胁我。第一次，一个领导把我叫到院子里谈话，这个“眼镜”突然闯过来，对着我的脸举起了拳头。第二次，我在办公室被提审时，他又突然闯进来坐在我对面露出凶恶的面孔，咬牙切齿地小声骂我。第三次我被一个领导叫到一间小屋子谈话，他又闯进来，恶狠狠地说：我要割掉你的耳朵，我要打死你。说着抄起了一根半米长，直径约六、七厘米的木棒，让我站好。他放下木棒又捡起一根竹片（好像竹扇柄），让我贴墙站直，然后将竹片压在我的喉管处，我几乎窒息，他才松开。还有一个20多岁的警察，中等身材，威胁我说将我投进男号。

到了十几天的时候，我被接回市拘留所，监室面积约十七、八平方米，最多关押20多人。我常被挤到水泥地上睡。每天被强迫劳动十几个小时，晚上还要值班两小时。一个多月后，我因绝食被转押到黄骅市看守所。

第二天（绝食的第五天），所长叫来医生给我下胃管。他当着我的面说法轮功不好，我便捂住耳朵（因插着胃管）。他就用脚踹我，嘴里说些难听的话。第15天（2000年元月4日），我被某市拘留所接回并释放。政保科白书迎向我家人变相索要2000多元钱（我前后共被非法拘留70天）。从此我被停职并停发工资及生活费。乡政府扣压了我所教学科获得的奖品。

2000年2月26日，我又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抓。当时正好升国旗。我们被带到沧州驻京办事处。那里的工作人员当着我们的面说着非常下流的话，还让我们把钱交出来，说暂存一会儿，等我们走时，他们却不还给我们(共几百元）。

后来被押回拘留所，白书迎、许全兴（乡派出所所长）煽我们的脸，贾文庭（乡派出所指导员）用最肮脏的话辱骂师父。

4月初，由于大法书被抄，我绝食抗议，被转押到泊头市看守所，监室约十几平方米，连带厕所，里面关押着3个犯人。一个姓孟的所长非常凶恶。第一个晚上，因我不吃饭，他便从铁窗外揪着我的头发，叫女犯人灌我，然后又把我双手吊铐在铁窗上。一会儿，我便觉得心里说不出的一种痛苦，大汗淋漓，犯人说我的脸青了。当我处于昏迷状态才放了我。第二天晚上，他又站在窗外将我的双手铐在铁窗上，背对着他，突然一声电焊的声音，我顿觉得有万股钢针在刺我的手指，我知道他在电我。电完手指又电我手背、胳膊、后背共38棒。两手背被电伤。第三天早上，他带几个所长和几个男犯人来女号，揪着我的头发往院子里拉，边拽边骂，将我的身体呈十字形固定在院子里一张大床上。然后他用条形铁块撬开我的嘴，灌进大量凉粥还不停地骂我。直到将近中午才解开。回到监室，女犯人不住地骂我，强制我劳动。早上3点多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钟。由于装火柴盒的纸板太硬，我的手指肚上划破了几道深深的口子，渗着血。达不到号长的要求经常挨骂，受到威胁。我在这里被非法关押19天后被拘留所押回。4月28日被释放（这次共非法拘留60天）。

4月30日下午，乡派出所民警赵秋立来我家，说到派出所学一个文件，一会就回来，结果去后被软禁了。5月1日下午，我与被非法软禁的另外两名功友留下纸条，从派出所步行、要饭去了北京。

5月7日将近中午时，我在中办、国办信访局胡同口被抓。5月9日被乡派出所所长许全兴、杨新庆乡长带回拘留。

从此，每到一个月时，拘留所与派出所勾结，许和杨把我带回关押在乡政府院内的一间闲置的屋子里，过几天后又送回拘留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非法关押，反复几次直到9月20日被政保科刘春阳、拘留所所长梁入山、靳爱荣送到某市劳教所第四大队。路上，刘春阳讥笑我是“乡巴佬”。

在此次长达134天的关押期间，许全兴威胁说：如果党第二天了解了你们，今天我就把你们枪毙，我随时都带着枪。杨新庆说：如果我在职，你们的孩子到了结婚年龄，我也不给开结婚证。并说些侮辱我们人格的话。

在劳教所，一中队三班孟振菊队长威胁说：不管我们对你们采取什么措施，都受法律保护。因我炼功被主抓所谓的“思想教育”的宋队长（30多岁）打耳光。因无任何人身自由，我常绝食。春节期间暴徒给我灌食时加了很多盐。我的胃疼痛难忍（耿队长和中队王队长灌的）。后来，暴徒有三次将我插得几乎窒息。拔管后，呼吸很困难，脸憋的通红，全身发抖。（从春节前8天到2001年4月7日放出中间吃了几天饭）由于绝食绝水时间太长，最后我走路困难，1.72米的个子皮包骨，头发大量脱落，牙龈出血。4月6日晚，很多人和医生带仪器作心电图，测身体。结果心率、血压都不正常。约10点钟，李维真科长和另一队长强带我去医院。劳教所门口停着一辆车，站着很多警察及医生，送我到医院急诊室。

没想到我到急诊室看到了父亲和丈夫说带我回家，医生给我测完身体，我看到李维真科长与医生说了些什么，结果我的病例上写了一些证明我身体基本正常的话，劳教所政委让我父亲给他写下了“胡胜满身体基本正常”的字据。可病例本就是不给我们，父亲带我走时听他们小声说：胡胜满最严重。（另外两功友因绝食也被送往医院并通知了家人接人）

我回到家，李维真科长常给我父母（都年近70）打电话，而且不让告诉我，让去签个字。

7月4日，又来电话（我不知是哪个）给我父母施压，如果不去签字，他们将对我采取措施，父母害怕极了。

7月10日，乡派出所警察又去我家，记录了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