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法

我出生在中国大陆。在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30岁以前，脑子里基本上是官方宣传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佛道神一无所知，认为人的宗教信仰是愚昧无知，科学是解释世界的唯一真理。在我的生活中遇到的“迷信”活动大多发生在农村或文化层次低的人中，而那些专家，教授，干部，知识分子们都相信科学，对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嗤之以鼻的。

1979年，官方报纸破天荒地刊登了一个四川少年耳朵识字的消息。当时我正读大学，对这个消息十分好奇，兴冲冲地拿给我的姨父，一位医学教授，想探讨一下医学上如何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姨父看后，哈哈大笑，一口咬定消息是假的。按照他的说法，耳朵只能听声音，耳朵认字，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样的消息，登在报纸上，是中国人的耻辱。过了不久，报上就登出了批判文章。一位著名学者，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斩钉截铁地否认了消息的真实性。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社会上关于各种特异功能的消息，不断地涌现出来。许多大学，研究所都进行了许多实验，发现了许多更神奇的现象。气功师开始出山，传功治病，演示功能，在民间影响巨大，在思想界，学术界甚至政界都产生了震动。高级官员，社会名流请气功师看病，表演特异功能成了一种时髦。这些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对唯物主义及现代科学体系产生了怀疑。

1984年出国留学后，参加过一些教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发现宗教信仰与愚昧无知不能划等号，恰恰相反，我知道的许多教授，科学家都有宗教信仰。我还发现，社会上的好人，往往是虔城的教徒，而那些罪犯，大多是无法无天，没有信仰的人。我开始对基督教产生好感，感觉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教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说服自己加入教会。

1990年，妻子的叔叔来美讲学，在我家小住。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分析化学家。同时他也是气功爱好者，对气功及人体特异功能有很多了解。他曾目睹功能者遥诊。北航的一位名教授与儿子都有遥视功能，教授的儿子通过电话，准确报出一位大学校长的脑瘤，而两人从未见过面，校长当时根本不相信。但事后在医院果然确诊。他还亲眼见过气功师将密封玻璃瓶里的药片抖出来，而瓶子与药片均无损伤。叔叔说，我是科学家，当然要相信事实。但是在事实面前，一流的科学家也无法解释。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现代科学的局限。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阅读了多种气功，人体科学，周易，风水，佛教，道教的书籍和杂志。这些读物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开始认识到在现代科学之外，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知识库。这里积累了几千年的五花八门的理论和实践。现代人因为无法理解，往往把这些东西统称为迷信。面对这些庞杂的知识，我感到无从下手。而我练的一种祛病健身的气功，也没有高层次的内容。宇宙的真理到底在哪里？看书越多，疑问就越多。

1996年初，在哈尔滨出差期间读了一本最近买到的书《转法轮》。当时我还在博览群书，读过后感觉很好。书中关于史前文化，德与业，执著心等论述对我来说是头一次听说，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回美后推荐给几位练气功的朋友。没料到这几位看书后如同发现了新大陆，立即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我却没有那样高的悟性，认为法轮功只是一种新流行的气功。

非常幸运，我的偏见没能维持多久，法轮功对我的影响与日俱增，机缘快成熟了。1997年3月，一位朋友告诉我，李洪志老师要在纽约讲法。我立即决定去纽约参加这次活动。3月23日，我有幸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师父。师父用浅显的语言揭示了从极微观到超宏观各层次的宇宙的结构。对于这些天机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的确被师父的大智慧和慈悲心震撼了。

从纽约回来后，我开始了真正的修炼。通过反复阅读《转法轮》，我明白了许多人类从未认识的真理，收获巨大。整个人从内心到外表都在变化，越活越年轻。大小毛病销声匿迹，几年来无病一身轻，能量用不完。这些只是修炼的副产品。而更重要的是心性的升华。

活了四十多岁，我才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好人，怎样才能做好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得法前，自认为是个好人，奉公守法，与人为善。其实自己只是与更坏的人相比而言。根本不懂做好人的标准。其实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好人与坏人决不是量的区别，而是本质的不同。1984年在加拿大读研究生，接受过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和机票。后转为自费留学，偿还了一部分钱。1985年转到美国，遗留了大约5000美元。1995年办护照延期，按领事馆要求，写了一份还款计划，十年付清。同时寄去第一期付款。护照延期后，我有意“忘记”了这件事。其实按常人的道理，我考取的奖学金，并不是借债，没有义务偿还。1998年，我入了美籍，遗留4000多美元的事除了我自己，恐怕没人会记得了。但是，我毕竟是大法弟子了。我开始感到不安。三年前的还款计划及领馆的收条都找不到了。给领馆打电话查询，经手此事的领事已换人，新的领事说没有记录。在我说明情况后，他表示我随便交多少都行，我根据记忆寄去了4000多元，了却了这桩心事。领事对我说，他从未遇到过我这样做的。其实我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绝不会干这种“傻”事。顺便提一句，妻子也开始修炼，理解并支持我的做法。

这种事，在常人社会上可能不多见，但在大法修炼的人群中，却是普普通通的小事一桩。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不但在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在世界上也开始传播。在道德标准下滑，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的末法时期，无数的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获得了真正的身心健康，在人间形成了一片净土。善良的人们，在法轮功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二〕正法

江泽民等人间败类，把法轮功当成了头号敌人。从几年前就开始整法轮功的黑材料。在1999年7月，他们利用政府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开始了历史上最恶毒最无理最凶残的大冤案。广大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在北京和各地和平上访，善意地帮助政府认清真相，改正错误。他们得到的却是残暴的打击，逮捕，刑讯和牢狱。很多弟子被殴打致残致死。邪恶势力丧心病狂，用流氓手段污蔑通缉师父。

早在1997年，我曾买过一本研究诺查丹玛斯的书，书中明确提到一位东方人将在20世纪末向世人传播真理，他领导的运动受到政府的镇压，他本人也被迫移居西方。我当时就预感到可能会有麻烦。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对于那昏天黑地的谣言，还是使我一度产生了不少错误想法。对于4.25和平上访事件，我认为应该忍，政府不讲理就不要同他们讲了。后来我认识到这场难是对每个弟子的考验，认识到向世人讲清真相就是维护大法，也是师父对世人(包括被谎言蒙蔽而反对大法的人)的慈悲，是真善忍的体现。

在7.20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学员走出来，去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和平请愿，向美国的各级政府呼吁，要求他们支持法轮功。在常人眼里，这是搞政治。作为大法弟子，我当然知道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但对于这些活动，我一度产生了执著心，认为我们应该谨慎，不要接触政客，免得让人家说我们在搞政治。因此我在一段时期内，没有积极参与这类活动。2000年5月，师父打破了10个月的沉默，在明慧网发表了《心自明》。不久，又发表了《走向圆满》，《预言参考》等经文，对宇宙中各层次正法的进程作出了明确解释。我知道，作为真修弟子，现在不站出来还等到什么时候呢?

由于认识上有差异，妻子一度对参与洪法持保留态度，认为不能搞到政治里去。由于我的执著心，忽略了向内修，总是感觉妻子不精进，常人心太重，因此多次发生争执。今年四月，日内瓦法会刚结束两星期，就传来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日内瓦需要大法弟子的消息。密西根州有条件的弟子，大多刚从法会回来。而我没有参加法会，经济上也具备条件，当然应该去了。当时急于订机票，没有取得妻子的同意，就决定了行程。我们结婚18年，有事总是商量着办。这次去欧洲，我没有事先取得她的同意，算是头一回故意冒犯了妻子。我从心里相信自己没有错，想对她解释清楚，又没有合适的机会。怀着复杂的心情，我上了飞机。

在日内瓦的日子里，我遇到了许多世界各国的大法精英。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欧美的西人弟子，对法的认识，比我要高的多。一位德国的白人弟子，是他所在城市唯一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一个人到处洪法，使很多德国同胞大惑不解，不明白他为什么对中国的东西这么入迷。加拿大来的人最多，与他们在一起交流，感觉是那样亲切。他们为大法作出大量的投入，使我感到脸红。在短短的几天内，我体验到了与未来的佛道神在一起的感受。那种巨大的能量场，那个人间净土的纯洁，用语言无法表达。

回到家，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说给妻子听，但却没有机会。一周后，我又参加了纽约法会。妻子对我的意见更大了，简直要闹离婚了。就在我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位引导我得法的弟子夫妇把我和妻子请到他家吃饭。这位老弟子用他多年修炼的经历，苦口婆心地向我妻子解释大法的真谛，许多超常的功能他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回家后，妻子说，XXX真了不起，比你强多了。她还说，其实我很想修炼，但一看到你的样子，就反感了。不久妻子得到了师父大连讲法的光盘，便每天在上下班路上反复听。还积极支持制作关于天安门自焚的VCD。不知什么时候，她开始主动看明慧网、正见网的文章。看到她身上的变化，回想自己过去的作法，我看到了自己的毛病。过去为了洪法，家里的事全推给妻子，她有意见还嫌她执著心重，悟性差。其实自己心性上有问题，认为自己洪法是对世人慈悲，而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个修炼人，在家里要当个好丈夫，好父亲，在公司要当个好雇员，在社会上要作好人。

师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上说：“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你们要工作，要学习，有家庭生活，有社会活动，同时呢还要照管家，干好工作，还要学好法炼好功，还要去讲清真相。难！无论从时间上和经济条件上都是比较难。难，体现出威德；难，这才是树立威德的好机会。了不起！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虽然难，也要做得更好。”

师父的话是法，是对每个弟子都提出了的要求。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坚修大法紧随师，全力助师世间行,在目前正法的特殊时期，正法修炼，直至圆满。

（2001年芝加哥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