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病业较大，灾多难多。七十年代，我因颅脑损伤，曾冬眠近一个月，元气大伤。苏醒后，身体诸多功能失调，连说话、走路几乎都是从头学起。朋友们鼓励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自己也想，劫后余生，唯愿如此。可是事与愿违，“后福”未至，接踵而来的却是祸不单行。八十年代中期，我的心脏出现了失常，自以为是更年期综合症，遂求医于几位著名妇科专家，调治很久症状未见好转，反而越趋严重。大夫们对我说：“一般情况下，更年期综合症经我们治疗都会好转，你的情况已不属此类，尽快转诊于心脏病专家吧！”时隔不久，就在一九八七年，我被送進医院急救，经知名心脏病专家会诊，结论为：冠心病、高血压、病毒性心肌炎、合并肝损害，随后又出现“室速”（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出院后唯一的治疗方针就是：遵医嘱服药，卧床休息，身旁备上急救药物、氧气瓶，以便应急解救，别无良策。至此，我不但被迫停止工作提前退休，也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人生之路何以为续？茫然不知。而我这个家庭里里外外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我先生的身上。还正在读书的十几岁的儿子，也得挤时间分担一些家务。看到他们身心疲惫苦苦支撑的状态，深怕他们会被我拖垮，我心里极度难过、焦虑、内疚。为了能减轻他们的负担，夜间发病我尽量不惊动他们，自己服药、输氧，自我解救。由于对生活缺乏信心，我当时甚至想，万一自救不及时悄然辞世，也由它去了，自己免去自受苦楚，也解脱了他们父子。这种凄然复杂的心态，不言而喻。

在这种煎熬中，我整整撑持了八年，才终于等来生命的春天，启动了我的“后福”之途，我得到了法轮大法。一位老学员现身说法使我结了法轮大法之缘。

一九九五年初，我开始恭读《转法轮》，在书中，李老师把最玄奥、超常的科学，把从粒子、分子到宇宙的真相，用最浅白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启示给我们。通过一遍遍的学《转法轮》，我逐步改变了自己固有的观念，逐步去除传统愚见所划的框框，认识得到提高，心性也随之得到提高，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心。开始炼功时，我的身体状况很艰难，但我绝不退缩。无论严寒酷暑，无论消病业中反应如何强烈，无论炼功场上人多人少，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我都坚持炼功，从不间断。开始炼动功，我只能做三到五分钟，以后逐渐增加到十分、二十分直到四十五分钟，全部按规定做完。未过多久，长期以来服用的药物全部停用，周身轻松，行走轻逸。过去走几分钟的路就呼吸紧促，气喘吁吁。现在经常和年轻人骑车并行半个小时、六十分钟不感劳累，感觉好似后面有人助推一般。如今家务劳动我又从新全部承担在肩，使我先生彻底从繁杂的家务中解脱出来。每天，我还要用相当的时间在法轮大法活动站义务为大家服务，仍然感到精力充沛，生机勃勃。

一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一个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的人，不但身体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完全康复，而且思想境界也在不断提高，这是法轮大法的无比威力在我身上的体现，是大法给了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