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矛盾是从这个事实开始的：它的领导想要同时得到两个方面的东西:他们既渴望加入全球性经济以获利，又希望避免付出代价，那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社会。

在设法遵守中国官方审查员的决定的过程中，那些在中国发行的国际报纸和杂志已经在最近的实践中体验到了这种难懂的困境。

我是《国际先驱论坛》的执行编辑。最近我们在中国的发行受到了限制，一部份原因是因为我们登载了有关法轮功的文章。《国际先驱论坛》在其它国家偶尔也会因为看起来无害的文章而被禁，譬如在沙特阿拉伯，我们因为12月11日的题为“沙特阿拉伯精英阶层谨慎地带领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的文章而被禁。

然而中国的审查制度令人惊奇之处在于，目前正是北京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请举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你会认为，在这种时候中国会想向世界显示他们正在迎接21世纪的潮流，而不是用这种审查制度使自己处于不利条件下。

中国的WTO会员资格将会进一步确认已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20多年前发起的对外开放政策。而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为这个新中国提供一个展示的机会。

但北京的领导们真的认为，这种自由贸易是可以分割的――你可以在买卖计算机的同时阻止思想的传递吗?他们真的认为，世界各国会参加这样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那里他们作为客人却不能读到一份全球性报纸的体育专栏，只因为那一期报纸碰巧登载了一篇关于一个异见团体的文章?

审查的概念本身就与作为今天全球性经济的支柱的漫布全球的通讯网络相抵触。上海的金融商和纽约、伦敦及法兰克福的金融商同样需要可靠、即时的信息。对信息经济来说，没有中间立场――你或者连上它，或者不连上。

一位亚洲领导人、新加坡的李光耀，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试图控制流入其国家的信息。他得出结论说，这种试图隔离社会的尝试会弄巧成拙。

在1月份的一次谈话中，李光耀这样谈到国际互联网上的即时信息流通:“我不认为我们现在能够将它停止，我看我们没有其它选择。你要么使用国际互联网，要么就落后。你正在闲置一个非常宝贵和便宜的工具。中国政府逐渐会发现这一点的。”

中国主席江泽民对这一现实有一些同感。上星期五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新世纪。甚至在新世纪到来之前，我们已经看见了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的趋势下，国与国之间确实在进行互相竞争。”

的确，开放和竞争是全球性经济的根本特点。但是，在北京的审查办公室里，某些人仍然认为限制新闻的流通是应该的--甚至是有可能的。实际上它不是的，并且最后它会使这些试图维持审查制度的人看起来象冷战时的无线电干扰发射台一样过时。

对国际刊物来说，偶尔被禁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它令人遗憾，但却是生活中的现实。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件可能是对西方出版物的更加广泛的禁令的前奏，我也不会提起最近新闻媒体的这些问题。这类禁令对新闻行业来说是有害的，对我们的中国读者来说是有害的--并且，我们新闻工作者想谦逊地加上一句，对中国本身来说也是有害的。

所以，当WTO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权衡中国为其被认可为一个全球性经济力量而作出的努力时，他们有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一个国家的成熟的标志是，不再设法压制那些包含在这古老但显然仍然有力的通讯形式――报纸中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