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类没有苦难，如果人类没有从苦难中体验到生存的有限性和深沉在人性内部的罪恶，人类也许就不需要信仰，不需要宗教。可是，既然苦难感和罪恶感是世间诞生宗教和信仰的内在条件，怎么可能通过给信徒降临苦难、通过向信徒展现权力的狰狞和拳头的罪恶而消除信徒心中的信仰呢？

那些浅薄的统治者总是过高地估计权力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信仰的力量。他们以为只要宣布什么信仰是不合法（“法”就是他们的权力的小名）的，这个信仰就会像和平鸽中箭落地一样从信徒的心中掉落下来。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弱智使得他们意识不到，正是他们长期以来的血腥统治，他们对公众权利的剥夺和公众劳动成果的掠夺，他们对公众社会生活的破坏和言论空间的摧毁，使得公众除了拥有一点精神空间，就彻底一无所有了。在宗教传播史上，总是那些最底层的劳动者和备受男权社会奴役的女性最先接受一种新的宗教信仰，我们应该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一些启示。孤苦无告的人们只有无限放大他们的心灵世界，将这一点点内心自由看作他的全部生活。所以，纽曼说：是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使得人们的信仰更加虔诚更加坚韧（转引自斯迈尔斯《人生的职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9月版104页）。斯迈尔斯在谈到长老会四处遭受枪杀、绞刑时说，正是这些疯狂的屠杀，使得“这种特殊的宗教形式更加令人众志成城，信仰坚定。”（转引自斯迈尔斯《人生的职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9月版109页）。一切用血腥镇压取消公众信仰的企图不但必定是徒劳的，而且效果肯定相反。越是用拳头、皮鞭、警棍、刺刀、监狱对付他们，他们越是只有通过坚守内心的信仰来捍卫他们人之为人的最后的尊严。

早期基督教就是在异族统治的血腥中诞生的，它的发展壮大也是以统治者的长期迫害和镇压作为色彩鲜亮的背景。后来的宗教改革和新教的传播，不但以世俗权力的迫害为背景，同时也以基督教内部的专制和镇压为背景。宗教改革以来，活跃于法国南部和西南部的胡格诺教派（属于加尔文宗）一直是虔诚、勤奋、温和守法的群体。他们仅有的要求是摆脱教皇的拘束，按照自己的方式信奉上帝。可是，他们遭到了教皇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共同迫害。他们隐忍坚韧，以和平的方式应对天主教群体和世俗政权的迫害，希望强权集团能够理解他们的愿望，容纳他们侍奉上帝的热情与方式。可是他们在大多数时期处于被拒绝、被诬陷、被残杀的屈辱境地。1540年代，法王对大批胡格诺教徒处以火刑，使得加尔文学说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作为一个教派的胡格诺群体也更加具有凝聚力。1562年，王室被迫颁布敕令，使得胡格诺教徒拥有公民权和在城堡以外的城镇举行礼拜活动的权利。天主教权利集团却不能容忍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利。大贵族弗郎索瓦公爵率领人马路经瓦西镇时，对正在做礼拜的胡格诺教徒发起袭击，导致数百人伤亡。10年之后，胡格诺教派重要人物云集巴黎，准备跟天主教举行和平会谈。天主教徒却选择他们的节日圣巴托罗缪日（8月24日）的前夜，在弗郎索瓦之子亨利·吉斯率领下，对手无寸铁的胡格诺教徒发起武装袭击，几千名上帝的选民倒在血泊之中。更加彻底的镇压随后大规模展开，数万胡格诺教徒死于疯狂的屠杀之中。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成为基督教史上最著名的血腥事件。这一事件导致了长达30年的胡格诺战争。战争期间，法王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了《南特敕令》，再一次给予胡格诺教徒一定的政治权利。被血风腥雨所深深伤害的法国社会这才获得了一阵轻松与安祥。

可是好景不长，八十七年之后，也就是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取消了南特敕令，胡格诺教徒的命运从此进入了更加屈辱的状态。对于这些虔诚、善良的教徒来说，每天都是圣巴托罗缪日，每天都生活在大屠杀的恐怖和血泊之中。在此期间，逃离法国的新教徒有二十多万。加上被屠杀和被判苦役，受害人数则高达一百多万。由于新教徒掌握着工商界的命脉，法国社会的生产力在这场宗教迫害中受到严重摧残，有的省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财政收入。可以说，受害者远远不只是胡格诺教徒，而是包括王室和天主教徒在内的整个社会。国王和宗教领袖们为了实现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为了从屠杀和车裂中获得统治的成就感和征服的快感，不惜灭绝成千成万无辜的生命，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将民族的生机和前途作为赌注和牺牲。一百年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想到这一点，那铺满大地的鲜血和头颅，是一定要生长出无穷无尽的仇恨的。1789年以后，由主要信奉新教的新兴工商阶层亲手点燃的革命烈火，不但烧毁了一个罪恶的王朝，同时将代表法兰西的良知和理性的丹东、马拉也一起烧死了。谁敢否定这正是对长达几百年的歧视和屠杀的模仿与复仇，是对漫长的恐怖和痛苦的排泄与反弹。这一次，轮到国王路易十六失去头颅了。令人感叹的还有，取消南特敕令、为一百年的迫害与屠杀开盘剪彩的路易十四虽然早就寿终正寝，可他的孙子却在一百年后得到了礼尚往来的回报。当这位站在绞刑架上的王室后裔要求向绞杀他的人民讲几句话时，回答他的正是他的祖父反复使用的绝招，他在喧天震地的锣鼓声中，无声无息地命归黄泉。如果按照因果律认真推理，杀死这位尊贵王族的，究竟是巴黎人民，还是他自己的祖父？无论如何，他的委屈和思索只有留到地狱深处向他的满手鲜血的祖父诉说。

今天，新教教义和精神已经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新教徒人数大约有4亿。用皮鞭和屠刀消灭一种信仰，用囚禁和迫害剥夺人们按自己的方式爱世界的权利、按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权利，这样的残暴行为不仅丧尽天良，也绝对达不到暴徒们所企望的效果。

与孤苦无告的底层人一起承担苦难

胡格诺教徒在取消南特敕令后遭到了当局的疯狂迫害。几乎所有有钱的人都被迫逃亡国外。德国、丹麦、荷兰、瑞士、英国等许多欧洲国家一时涌入了大批大批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可是，那些地位卑贱的教徒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本来就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可以移居国外，后来法国当局又有意没收他们的财产，使得他们完全没有躲避迫害和屠杀的余地。当局给他们安排的唯一出路就是屈服，甚至派武装人员住到胡格诺教徒家里，逼迫他们改信天主教。虽然有很多人不得不宣布改教，但大多数人依然毫不动摇。他们以令人惊讶的谦卑、善良、从容和隐忍面对屠刀。每到做礼拜的时候，他们悄悄集合在旷野、山谷、山洞、河滩、采石场，用他们自己的仪式和语言，向上帝呼告和祈祷。当军队将他们包围时，他们在屈服与死亡之间，总是宁愿选择死亡。给胡格诺教徒施行绞刑、杀头、车裂、驷马分尸等等残酷的刑罚，成为法国社会的日常功课。还有大批教徒被判终身苦役，他们必须承受一辈子的折磨和凌辱，永无出头之日。国王大臣无不从这些惨无人道的屠杀中获得快感。天主教徒更是为此欢呼雀跃。知识界也基本认可官方的暴行，连在整个欧洲知识界举足轻重的文化巨人伏尔泰也认为这些新教徒罪有应得。罪恶像蒿草一样长满了法国大地，得不到任何公正力量的遏止，胡格诺教徒的鲜血成为喂饱这些罪恶的无辜肥料。

在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作律师的年轻胡格诺教徒布鲁逊热衷于为受到迫害的兄弟姐妹辩护，在有的个案中还取得了胜利。当局千方百计收买他，一次一次许以高官厚禄。布鲁逊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毫不后退。在日益严重的迫害之中，布鲁逊不得不加入到逃亡者的行列之中。他在洛桑安顿下来，企图在这里重新开始律师业务。但是，教友们无辜的鲜血老在他的面前鼓荡。他很快就取消了作律师的打算，决心将自己奉献给那些惨受迫害而又孤苦无告的胡格诺教徒。那是真正的底层人，真正的弱者，真正的受难者。人类社会的所有压迫和灾患，主要都是由这些人承担。他们连逃亡的权利都无法拥有。布鲁逊觉得所有抛下他们逃到国外的人都应该感到道义上的亏欠和道德上的羞愧。他呼吁移居外国的牧师回到法国，回到那些群龙无首、分散着承受迫害和杀戮的底层教徒之中，给他们以鼓励和安慰，与他们一起承担患难。牧师们反唇相讥，诘问他为什么不第一个回到法国。布鲁逊虽然不是牧师，却一直被这种亏欠感和羞愧感深深煎熬。严重的焦虑折磨得他身心崩溃。他虚弱得一病不起。皮鞭的呼啸、镣铐的叮当，痛苦的呻吟，绝望的哀号，每日每夜越过法国的崇山峻岭震荡着他的耳朵和心灵。有一天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对他的妻子说：“我必须回到法国去，我应该去安慰那些在残酷压迫下痛苦呻吟的弟兄们，去减少他们的苦难，去为他们加油。”妻子跪在他的脚下哀求说：“这等于去送死，请为我和年幼的孩子想一想吧。”

虽然有一批一批牧师的尸骨陈列在布鲁逊的前面，虽然有妻子孩子的眼泪抛洒在身后，然而布鲁逊的灵魂深处早就没有退路。他是上帝的选民，他的灵魂已经献给了上帝，他只能按照上帝的召唤一往无前。虽然他不是牧师，他没有资格布道讲经，可是他必须与那些苦难的底层弟兄一起，虔诚地站在暗无天日的旷野上，站在军装和刺刀的包围圈中，宁静而又坚韧地向上帝祷告。

布鲁逊聚集了一批愿意回国的胡格诺教徒，分头偷越国境线，悄悄回到了血雨腥风的法国。他要把那些受难的教徒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屠夫们的子弹和绞刑架。在塞文山区，教徒们要求他为大家传道。他坚决不肯僭越牧师的地位和职责。教友们反复规劝他担负这一重任，并就此反复为他祷告。当一个一个牧师在车裂、在绞刑中离开教友时，布鲁逊不得不担任塞文山区的牧师，成为了最有号召力的传道者。他从来不提倡暴力反抗，和平是他所坚持的原则。上帝爱人类，不是要人类互相残杀，乃是要人类互相尊爱，友好互助。他投身于广大底层教徒之中，与他们一起用非暴力的方式面对暴力和杀戮，用爱的态度面对那些穷凶极恶的刽子手，用从容隐忍的性格面对恶劣而又危险的境遇。上帝的爱与生命的尊严是合一的。不向邪恶的力量屈服，这是上帝的召唤，也是内在尊严的召唤。

官方重金悬赏通缉布鲁逊和他的伙伴，布鲁逊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又从一个山洞到另一个山洞地与追捕他的军人和特务周旋。他的伙伴和助手一个个落入官军手中，他却一次次死里逃生。“他经常不得不在岩石的窟窿里或者是灌木丛中过夜，不得不忍受风吹雨淋——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和一只狼争夺栖息的山洞。他经常发现自己因为饥饿而头昏眼花，或者是由于没有得到充足的睡眠或休息而感到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他苦苦撑持了四年多，后来身体虚弱得实在无法坚持布道了，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弟兄，再一次逃到洛桑。

布鲁逊身体好转以后，被荷兰当局任命为海牙瓦卢恩教堂传教士。但他怎么也无法忘记法国境内胡格诺教徒的深重苦难。上任仅仅四个月，他决定立即回到依然在残酷迫害中不屈不挠坚持信仰的法国弟兄之中。荷兰政府对他的献身精神敬佩不已，不但支持他重返法国，而且保留他的薪水，作为对他的妻子孩子的生活保障，以免除他的后顾之忧。他在法国游历、工作了一年多，又来到荷兰，向参加国际会议的法国代表谋求对胡格诺教徒境遇的改善。路易十四强硬地拒绝了布鲁逊谋求和平与宽容的努力。布鲁逊只好于1697年8月第三次前往法国。正如他的妻子所担忧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告别家人。由于奸细的出卖，布鲁逊被法国当局逮捕，再也无法回到妻子孩子身边。

对于法国当局和胡格诺教徒双方说来，布鲁逊被捕都是一件大事。国家官员对于布鲁逊的敬重，与胡格诺教徒对于他的崇拜和信赖几乎是相当的。 当出卖他的奸细向官方索要赏金时，省里的监督官贝隆先生愤怒地说：“天哪，你用这么伟大的生命做金钱交易，难道不感到脸红吗？赶快滚开，我不能容忍你的存在。”在押解布鲁逊的途中，没有人敢于给他戴上镣铐。省长巴维尔惶恐地说：“如果不得不审判布鲁逊的话，那将是一件痛苦的事。”布鲁逊象别人一样被判决为先车裂，后上绞刑架。但在执行时，当局先将他绞死，然后再把他的遗体放在车轮底下碾压。在将他押上绞刑架的那一刻，为了不让公众听到这位圣徒最后的声音，当局用喧闹的锣鼓声充斥整个刑场。

为一位卑微的冤魂寻求清白与荣誉

法国王朝和天主教当局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单是从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到1762年卡拉斯被无辜处死，这场针对手无寸铁也决不想以暴抗暴的虔诚而又和平的新教徒的杀戮和凌辱就接近一个世纪。到路易十六被迫颁布宽容饬令的1787年，胡格诺教徒已经在流血的恐怖和车裂的残酷中苦苦抗争了102年。

这场百年大屠杀的后半期，正是法国思想启蒙运动蓬勃兴起并迅速向整个欧洲蔓延的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孔多塞、达兰贝尔等等欧洲最优秀的学者，正在无神论和怀疑论的峰巅上，树立起理性的大旗以此与飘扬了几千年的信仰的大旗相抗衡。他们怀着前所未有的理性的自负，把宗教信仰看作愚昧无知的象征，甚至看作跟蛮横专制的教会组织一样的邪恶力量。所以，整个知识界对蔓延在全国各地的疯狂迫害保持着冷漠的沉默。这些倾尽全力思考社会正义并要求自己代表社会正义的人，几乎完全放弃了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可以说，欧洲的这一页历史上写满了知识分子的耻辱。

为血腥的历史喊出正义的声音、同时也为知识分子洗刷了这一页耻辱的人终于挺身而出了。伟大的伏尔泰终于从冷漠的沉默中醒悟过来，决心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迫害画上句号。伏尔泰是启蒙运动中领袖的领袖，是那个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一切语言都无法描述伏尔泰在十八世纪的巨大影响。说他是文化巨人，说他是整个欧洲和北美洲文化界的精神领袖，好象都不够。有一个事实也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在那个时代，伏尔泰居住在哪座城市，哪座城市就立即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所有从事精神生产的学者，所有担负着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与审视、对人类未来前途的展望与开拓的使命的思想家，都必须到伏尔泰的府邸来请求指点、聆听教诲。图卢兹人卡拉斯被判处死刑时，伏尔泰住在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费内，费内一时间果然成了欧洲的思想之都。

胡格诺教徒卡拉斯所居住的图卢兹，是天主教势力十分猖獗、宗教歧视和迫害最为严重的地区。卡拉斯家里只有一个儿子信奉天主教，其他人全都是新教徒。卡拉斯的另一位儿子因故自杀，当地的天主教徒一口咬定那个自杀的儿子是因为要改信天主教而被卡拉斯谋杀了。当时生病卧床不起的卡拉斯和他的全家都被逮捕。法院逼迫他们承认谋杀罪，最后将拒不承认的卡拉斯判处死刑。当地议会认可了这一判决。重病在身的卡拉斯来不及遭遇车裂就被折磨致死。

卡拉斯的遗属带着巨大的精神痛苦逃离法国，流浪到日内瓦。伏尔泰听说他们的遭遇后，马上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来，仔细询问事件的详细情况。这位对一切宗教都怀有憎恨之情、甚至认为胡格诺教徒是法国的敌人的无神论者，终于被一个教徒所蒙受的冤屈和迫害深深激怒。他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压倒了他对宗教的憎恨。他虽然猛烈抨击宗教信仰，但他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生活，包括选择信仰。尽管法国社会还泛滥着对胡格诺教徒的普遍的厌恶，尽管推翻法院的判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过了这个案子。他要通过这个案子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卑微的生命都没有理由轻易加害。他还要通过这个案子告诉人们，社会正义是要每个人悉心维护、坚决捍卫才可能存在的，否则每个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社会不正义抛向黑暗的深渊。

“他给法国各地的朋友写信，给欧洲各国的君主写信，给报纸写信，还把情况通报给国务秘书舒瓦瑟尔公爵。他向哲学家、文学家、宫廷的太太、甚至还包括神父和主教呼吁，向他们谴责卡拉斯所受的判决——他称，一个法院在公正的名义下所能犯下的最大罪恶也莫过于此了。于是，来自德国、北美、英国和俄罗斯，还包括法国本土无数有影响力的各色人物，络绎不绝地来到费内，拜访伏尔泰。他向所有的人讲述卡拉斯的不幸，一刻不停，直到所有人的心里对这起骇人听闻的不公正判决都感到了愤怒。最终，卡拉斯一案在法国、乃至全欧洲都妇孺皆知。”（见塞缪尔·斯迈尔斯《信仰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31页）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一个负责重新调查此案的特别法庭终于成立。伏尔泰亲自起草各种法律文本，修订辩方的全部陈词，过问案件审理的所有细节。四年以后，这个案件总算翻过来了。卡拉斯恢复了名誉，遗孀得到了经济补偿。原先判处卡拉斯死刑的法官因为内疚而精神失常，最后死在精神病院里。

为了给一位卑微的生命讨回清白和公正，伏尔泰花了四年时间，耗费了无数精力。紧接着，他又为另一个类似的案件费心费力，使得那个无辜的受害者获得无罪释放。直到这时，法国社会才醒悟过来，人们才意识到胡格诺教徒有权信奉他们自己的宗教。王室和天主教组织对他们的迫害和屠杀这才停止，所有那些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服苦役的胡格诺教徒全部获得解放。他们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不但可以公开作礼拜，也可以享有法国其他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

一个人拥有信仰当然是他生命尊严的体现，可是如果他的信仰背后没有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层的信仰—那就是别人有权利选择与自己不同的信仰—那他的信仰就不是给世界传播福音，而只能带来灾难。然而，人类悟出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竟然牺牲了那么多头颅和鲜血。即使在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之后，依然不断有人不得不为此继续牺牲头颅和鲜血。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大众道德学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写成《信仰的力量》，将法国的这一段血腥历史展示给一代一代读者，无非是要让我们明白并且牢记这个简单的道理。斯迈尔斯同时指出：“殉道的时代，就像那些产生奇闻怪事的时代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已经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因为信仰被枪杀，被钉在火刑柱上烧死，或者被车轮活活碾死。”（转引自斯迈尔斯《人生的职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9月版110页）。这个诞生于十九世纪的结论，只能说体现了作者善良的愿望。他把地球看得太小，把人类社会看得太简单。二十世纪的圣哲潘尼卡说，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主要是宗教战争，即使是不再以宗教名义宣战的现代战争，实际上也无不受到背后的宗教信仰因素所驱动（参见潘尼卡《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纷争是这样，一个社会的各个集团之间的纷争往往又何尝不是这样。由此看来，消除信仰歧视、放弃宗教迫害是谋求世界和平与人民幸福的最主要的条件。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无论你信奉哪一种宗教或者不信奉任何一种宗教，都必须时时为自己和他人信仰的权利向上苍祈祷。建立起了这样的信念，即使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也能够听见天国的福音。违背了这个道理，即使你万分虔敬地侍奉上帝，你也只能是永远远离天国的迷途的羔羊。

摩罗
写于北京黄村
（读者推荐，原载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