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患有淋疤结核病，做过三次手术。接受中西医治疗，民间偏方，吃过五毒等都没治好，炼功后我的病好了。

然而，在99年7月22日，江泽民犯罪集团把“法轮大法”定为非法组织，并于10月定为X教。在此期间，单位、办事处、派出所多次找到我要我写保证、填表等。

99年9月24日，派出所把我叫去，让我写十一不准进京上访的保证，我没有写。我于当天被送到月明山三所，即戒毒所，和吸大烟的关押在一起。可想而知，邪恶势力是想摧残我们的意志，毒害我们的心灵。我在那里被吸毒人员勒索150元钱，每天吃玉米面发糕，喝生水，大小便在屋里、不封闭。里面的东西比外面贵1~3倍，比如：烩菜一饭盒10元（是管教们吃剩下的），茶蛋一个1元等。并于10月9日上交175“生活费”后获释。

10月12日，我和其他功友进京上访，在京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看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为了自己的信仰，纷纷到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向有关方面反映自己的心声。我于12月5日和另一名大法弟子回鞍山，被立山公安局逮捕。当天被送往月明山三所。12月21日到铁东医院检查身体后，转送到第二所。在此期间，邪恶势力扣留我730元钱，一块手表，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出任何凭证。

在二所期间，我被剃光头，每天从早到晚坐炕板，不准站起来直腰，不准和其他人说话，脏了洗冷水澡。吃不饱饭，睡不好，每月还要交30元钱号费，生活日用品不准随便用。

提审时要请示，得到允许后才能从狗洞钻出，进办公室门口要报告说：“在押人员XXX，接受您的教育。”

一次提审我的有两个管教和一个刑事犯，一个姓李的管教问我：“你肚子里有没有‘法轮’？”
我说：“有。”
“那你把肚子打开让我看一看。”然后又问我，“去北京干什么了？”
我说：“护法。”
他问：“护什么法？”
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
当时两名管教同时站起来，异口同声，满口脏话，管教李献利拿起电棍对准我的头部击打多下。

就这样，我在二所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呆了80天，由于我仍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送到劳动教养院。在那里对我看管更严，白天两个人，晚间两个人看管，都是刑事犯看管，每当亲属来见时还要检查。

后来定期学一些所谓的文件，我被他们的一套歪曲事实的谎言所带动，混淆政权和人权的概念，另一方面错误地认为邪恶势力不让炼功是天象造成的，认为修炼结束了。当时违心地写了保证书，揭批材料等，给大法带来了负面影响，做了大坏事。

2000年9月16日提前获释。通过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我才意识到：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这一切都是维护我做为一个中国公民的最基本权力。

江泽民集团在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不以事实为依据，而是以主观臆断，编造谎言，强行摊派，层层株连，令大法弟子亲朋好友和单位等，时时担心，刻刻自危。例如：包保中的“法轮大法”学员上访、炼功、看书等被发现后，即刻扣包人的奖金、下岗等处罚。对亲属的株连：不准参军，不准上大学，不准入党提干，交纳处罚金等等。而邪恶的江泽民在打击“法轮功”事件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顾大量工人下岗、企业亏损。动用大量警力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赌博、不贪污的一群善良的群众肆意镇压，却使真正的害群之马逍遥法外。

我向世人讲清真相，让邪恶在阳光下曝光，让谎言和假相一个个地被揭穿。我面临着只要修大法，就随时被抓的危险，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离家出走，我诚恳地希望国际人权组织伸出正义之手调查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大法”真实情况。

希望政府在公正的基础上和平对话，和平解决问题。如需要，我愿当面作证。

大陆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