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一切，然而当师父蒙冤、大法遭谤时，我却没有舍尽自己的一切来证实大法。因为怕打，因为怕受非人的折磨，明明知道应该站在天安门前为我们伟大的师父与大法讨回清白，却迟迟迈不出这一步。

通过反复学法，我悟到：去天安门证实大法对于正法而言，那是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正法弟子来说，有两个意义，一是证实大法，二是过生死关。

“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洪吟》“实修”）。正念一出，万魔阻路，邪恶的旧势力设置重重阻力动摇我的正念。

首先是情的拦截。因为孩子只有几个月大，要不要带上孩子？去天安门证实大法这样神圣的事情，如果不带孩子，又怎么对得起冒着天胆下来得法的孩子？

其次是想像的干扰。如果在中途就被截回怎么办？非但未达到目的，反被邪恶抓住。第一关是火车站。如果被邪恶拦住，问我进京干什么？是不是炼法轮功的？进而让我辱骂师父怎么办？如果在北京火车站被拦遣送回来怎么办？

三是从众心理的干扰。2000年12月份，每天都有大量弟子进京正法，每期《明慧网》都登载大法弟子在天安门前的壮举。奇怪的是，从2001年1月2日至我进京前，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明慧网》好像一直没有关于天安门广场大法弟子正法的报道。我冷静下来，静心学法，理性地思考是否应进京。从法中我悟到：只要正法没结束，大法弟子就应该接连不断地屹立在天安门前证实大法。在人间，破坏大法的邪恶之首在北京，它们最怕大法弟子进京，它们所惧怕的，正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在《在新西兰法会上讲法》中，一弟子问：“处事上没有主见，容易被别人带动，这种状态是自己不精进吗？”师父答：“是理性问题，做为修炼的人做事要有正念的主见。”我应坚持自己正念的主见，“以法为师”。最后心一横，无论如何我也要进京正法了，这强大的正念势不可挡。每当想起程，天气就骤变，大风降温，因为要带孩子，由于天气原因，我两次取消了启程的计划。我发现，越拖正念越弱。我不能再等了。

2001年2月6日下午，我买了2月7日晚上的火车票。可是，7日早晨孩子醒后，刚吃完奶粉，就一口全部吐了出来，接着就是发烧，腹泻。孩子高烧39度多，一直昏睡不醒。我意外地参加了一个交流会，发言的大多是大年初一早上在天安门正法回来的同修。我深知这次法会我能参加，是师父借以坚定我的正念。孩子高烧不退，我退了7日的火车票，买了9日的火车票。8日早上，孩子醒来后退烧了，但是腹泻不止。我对孩子说：“孩子，妈妈要带你进京正法了，晚上在火车上你最好别拉，否则太麻烦了。”9日中午，孩子的奶奶和伯父因事还从外地赶来。我后来很智慧地把孩子带出来先送到一位同修家。我去洗了个澡，我要体体面面，漂漂亮亮地站在天安门前向世人展现大法弟子的伟大形象。

抱上孩子坐上了驶往火车站的出租车，心中隐隐地为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出家门而难过。出租车一开，我的心顿时无比轻松，犹如一个踏上归途的孩子要回家去见久别的慈父。心中生起强大的正念—我做的是最神圣的事，没有任何人会阻拦我，我会顺顺当当地到达天安门，打完横幅后我会平平安安返回。一路上我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着师父的话“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143页），果然，孩子一夜安然入睡，10日早上醒来后便一切安好了。

10日中午，九个月的女儿安睡在我胸前的婴儿袋里，我堂堂正正地屹立在金水桥前，迎着如水的人流，把“真善忍”的横幅高高举过头顶，向宇宙一切迫害大法的邪恶呐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当我喊完“法轮大法好”时，泪水夺眶而出，我哽咽着，喊不下去了。我心中在向师父说：“师父，弟子来晚了。”我告诉自己：不能哭，必须向那些邪恶讨回师尊和大法的清白。我用尽一切力量高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之后，仿佛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了空的状态。当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被一个肮脏不堪的六十多岁的老头拉到了路边，他肯定是被警察雇来的渣子。这时一个便衣飞速向我跑来，抢走了我揣在口袋里的横幅。他大声说：“你刚才在喊什么？”我正告他：“小点声儿，别吓着我的孩子。”他说：“你别拿孩子做掩护。”我正色道：“我告诉你，你也是从她这么大长大的，也许你自己也有孩子。”听我这一说，他不凶了。“你别拽着我，放开我！”我边说边挣脱他，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他跑过来，又抓住我。到了警车旁边，我不上车，一个二十多岁的恶警把我推到了车上。警车里只剩下抓我的便衣和我。

他问我：“从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
我：“我不告诉你，因为这些不重要。”
他：“什么重要？”
我：“我要告诉你，法轮大法好，你不要再被铺天盖地的谎言蒙蔽而做坏事了。”
他：“你别跟我说这些，我是军人，江XX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他又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我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
他：“你相信迷信吗？”
我反问：“什么叫迷信？”
他：“你信有鬼神吗？”
我：“信！”
他：“鬼在哪？”
我：“在低于最大一层粒子的空间。”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二十几了？”其实我已三十三岁了。“我三十多岁了。”“你要三十多我就五十多了。你那么年轻，长的又那么漂亮，孩子又那么可爱，你何苦呢？我理解你的思想但不理解你的行为。”“我是来救你的。”“救我的人多了。”“你做件好事，放了我们娘俩儿。”我边说边往外走。“你别想了，恶我做得多了，不差你这一件。”他又把我推回座位。“你早干什么去了？你‘五一’干什么去了？你‘十一’干什么去了？你元旦干什么去了？你春节干什么去了？”我感到这哪是他在问我，分明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问我。“我知道我来晚了。”我愧对师父。

坐在警车里，眼前闪现出大法弟子们因为不说姓名、住址被打的场面。我心中对师父说：“师父，我是来证实法的，我不是来承受的。今晚我一定要回去，把我们的经历讲给更多的同修，让那些还没出来的同修也融入到正法洪流中来。”

两个小时后，我被带到天安门分局。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察走出来，我对孩子说着话，没有一丝的怕意。他走过来看看孩子，“孩子长的真白呀！你是哪的？叫什么名字？”“我不想告诉您，我又不是犯人！”“对，你不是犯人，你这样的我见的多了，还有抱着出生二十八天的孩子来的。” 他的言外之意是：带孩子我也未必放你。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让我坐在椅子上。“你真是轻装上阵啊！你怎么什么都不带？”“我没想到只说了一句真话就被送到这儿来了。” 其实，我把东西都放在早晨证实完法而安全走出广场的同修那儿了。他围绕着我的住址、姓名问了一大堆问题，我都笑而不语。“你看让你们法轮功闹的，我们整天都休息不了。”“您这话说的不对。”“怎么不对？”“如果象您说的那样，应该从我们师父传法那天起你们就休息不了。可事实是自从中央个别领导人错误打压法轮功后，你们才休息不了。”“我不管这些，我只是在执行公务。”“不管您执行公务还是执行政策，作为一个人来说，应该有良知，您就是那种有良知的人。”我要用善心来启迪他的良知。“你别给我戴高帽，你们法轮功都很讲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姓名？”“我不想让我单位和派出所的人受牵连。”“你知道天安门自焚的事吗？”“这件事终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哪个月份？”“这我不知道。”“你只是在为这件事做努力？”“是这样的。”“你们是想通过千万人的努力呀？还是想通过成千上万人的努力？”“当然是千万人的努力。”“你们才来了多少人哪？”——走出来的弟子少而阻碍了师父的正法进程，他说的话点醒了我。“如果现在让你回家，你有钱吗？”“这个不成问题。”“你看我们都没有搜你的身吧？”“人民警察还是爱人民的。”“你别给我戴高帽。”他受之有愧。

过了一会儿，孩子醒了，孩子已经三、四个小时没吃没喝了，她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孩子是不是渴了？”“可能。”“你走吧，出去了直接回家，什么也别做了。”“谢谢您！法正人间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您。”

当天，除了我被抓又被无条件释放外，还有六个同修打完横幅安全离开广场，正如预想的那样，当晚我们就返回了。

师父说：“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转法轮》107页）

正念源于我们对法的坚信。什么是坚信？坚信就是没有丝毫的怀疑，相信师父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所有不符合大法的想法都是需要我们毫不客气地修去的谬见。只有坚信大法，才会修出坚定的正念，只有修出坚定的正念，才能在正法之路上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才能走上师父为我们安排的正法回归之路。

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