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个体户，从事运输专业，修炼前爱财如命，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伤害他人利益、拼命弄钱；对我请的工人也是尽量让他们多做事少拿钱；我已离婚的丈夫想杀我们全家，想烧毁我的汽车，但因儿子随我，年龄又小，他又无法抚养，始终没有下手，说等到儿子长大一点再说，吓得我胆战心惊，日夜不安（因他过去有过这种行为，未遂），再加上我病魔缠身，更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虽然我不缺钱，但我活得很苦、很累、苦不堪言。我想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自杀的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但因我儿子太小，母亲对我太好，想等儿子大一点，等母亲走时再随母亲而去。而修炼之后，我明白了生命的真谛所在，明白了做好人的标准，从此改掉了以前的恶习，再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完全凭劳动挣钱；善待下面的工人，处处替工人着想；善待多次伤害我的已离婚的丈夫，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还告诉周围的同行、亲朋好友也应做好人，他们也发生了变化，甚至还让已离婚的丈夫学大法，他的变化更大，我们现在双方和睦相处，朋友以待。

不幸的是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大法。我们大为不解，当天一家人就开车来到省政府大门外和其他功友一起，站在马路边上排成队集体上访，结果没让我们说一句话，等待我们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警车，汽笛声十分惊人、恐怖万分（听年龄大的老人说：此时的情景与文化大革命没有两样），警察威胁我们上警车，非法关押我们，晚上十点左右才放回家，并没收了我们的大法书籍；后来，我又独自来到派出所反映我炼功后得到的好处，结果根本不让我多说，便骂道：“你必须在两天内搬出我们的管辖之内，（因为我当时是租的房子，母亲住）。九九年十月一日我看到成都《商务早报》上登载诬蔑法轮功的文章，我就开车和五个功友一起到报社善意地询问文章的来由，编辑对我们说：“主编不在，有什么事你们一个一个地说，我们给你们记下来。”摄相机还给我们摄了相，当时我们很高兴，都分别举例说明了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话音刚落，早已在门外等候的警察经过一晚的折腾后，于次日早上五点把我们送进了拘留所非法关押15日。更卑鄙的是：电视台颠倒黑白，弄虚作假地把我的事例改编成攻击大法的材料在电视上播了出来。

就在这种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于九九年十二月三日我带上八岁的儿子，离开年迈的母亲，坐上北去的列车，冒死踏上北京上访的路。6日下午我8岁的儿子在天安门广场护法被抓；8日早上我刚起床，有便衣警察来到住处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他便用手机通知对方，不到五分钟警车就来把我带到广营派出所，随后转入驻京办事处；我母亲65岁，于10日独自一人来北京护法，刚下火车不久，就被便衣公安挡住了去路，问明是炼法轮功的，也被送进了驻京办，正好与我们母子错过。当时，我儿子被关在2号室，我被关在6号室，进去当晚我被他们用手铐铐在大门外的石狮子上，刺骨的寒风向我扑来，直到深夜才放我进室内。由于室内是水泥地板，又没有床，我那8岁的儿子晚上只好将几张椅子拼在一起和衣睡在椅子上（此屋过去是餐厅），其它功友实在看不过去（当时的温度大概在零下5度左右），就把外衣脱下来盖在我儿子身上，结果被管理人员发现后用手铐将功友打得手背出血后，铐在外面的风雨中冻了一夜。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我那幼小的儿子苦苦地熬过了五天五夜，那一桩桩一件件他亲身经历的只有在动画片里才能看到的恐怖场面，已经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不可抹去的烙印。

后来我们被公安送回成都，我被非法关进青羊区戒毒所。在戒毒所内，管理人员给我们放震耳欲聋的攻击大法的录音，不但用脚踢我们，而且还让我们脱下外面的大衣在寒风中受冻；长时间地蹲在地上，致使我双腿麻木、失去知觉，幸好我前面有个架子，才避免我倒在地上。经过两天的非人折磨后，我又被非法送进拘留所；我母亲也和我一样经戒毒所后转到拘留所。

他们对老人也残暴折磨。我那老实巴交的一字不识的65岁高龄的母亲在驻京办，由于天气太冷(零下5度左右，水管已被冻得放不出水），老人把双腿平放在椅子上取暖，被管理人员发现，强行说老人在炼功，立即被叫出来，30岁左右的小伙子穿着皮鞋恶狠狠地猛踢老人两脚后，还让老人站在外面受体罚；在戒毒所内，老人平时受体罚不说，当天还不给老人吃饭（包括所有大法弟子），致使老人饥饿至晚上才在拘留所里吃了一顿不饱的牢饭，又冷又饿的日子可想而知；在拘留所里老人受体罚、受骂的时候更是不断。好不容易熬过了半月期满释放，老人以为可以回我家洗个澡（因为十年来老人一直住在这里），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饱饭，没想到当地公安不准我母亲住在我家，也不准住在我弟弟家，释放当天就强行将我母亲撵回老家。

我被非法拘留“期满”后被管教民警接回派出所，问：“你还炼不炼？”我说：“炼。”就马上又把我送进看守所；等看守所期满后，又被接回派出所，问：“还炼不炼？”我说：“炼。”马上又送进拘留所，就这样不间断地反复被非法拘留。因我系单亲家庭，致使家中长期空无一人，丢下8岁的儿子无人照看。

在拘留所里，我被和其它犯人关在一起，十几、二十个人关在十余平方米的潮湿的房子里，早上起床只好在便池内接水喝，在便池内接水洗脸，在便池内洗衣服，每天除了早、中、晚给我们一人一碗水之外，便池成了我们唯一的用水来源。到了后来，他们就把室内的水断掉，致使大、小便都无法排走，我们便打报告，想在室外接水冲厕所，邪恶的赖所长便怒喝道：“要想舒服就去锦江宾馆嘛，这里只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解便后只好用一张纸盖住，那时候整个室内又臭又热，臭气熏天，十几个人经常守着大小便吃饭。

记得2000年5月的一天午饭后，我们炼功人在一起买东西时说话，就被恶警体罚站在太阳下面晒了一个多小时。我买的肥皂在手上早已被太阳晒化了，只好放在地上，就连七十岁的太婆都被逼迫和我们站在一起。

喔，对了，说起这个太婆，曾经是跨过雅鲁藏布江的老干部，后来是某子弟校校长。她于九九年十一月到北京上访回来后，也象我一样被非法反复不间断地拘留。到了2000年三月份，她不能再容忍对她的非法拘留了，就不配合上警车，结果被成都三个警官强行用绳子捆绑手、脚，在反背捆手时，一个警官一脚踩在老人的背上，然后把她扔进汽车的尾部，老人蜷缩成一团，就这样惨无人道地又被非法送进拘留所。就这样她被非法反复关了十次左右，到现在人身自由仍受限制。

在拘留所里，我们与世隔绝，完全和外面失去了联系，炼功人不能打电话，不能接见，更不能洗澡。我们说要申诉，管女监的管教对我们说：“只要你们说要炼就关死你们，看是你们的命长，还是XX党的监狱长。”就这样我一直住在拘留所里，到了三月份，正值国家人大、政协开会前夕，我想：正是人民说话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出去再次向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啊。三月二日正是我这半个月拘留期满的日子，当管段民警来接我时，叫我把铺盖放在拘留所，反正下午还得再回来，这次我没听他的就把东西带到了派出所。他马上通知我弟弟到派出所，并强行要弟弟代交了几千元的保证金。警官对我弟弟说：“若是你姐再上北京，这三千元就作为我们去接她的路费。”并叫我每天早上十点钟必须到派出所报到。

第二天，我就独自一人，经重庆、武汉绕道再次到北京，一路上惊险万分，到处是警察盘问，闯过重重关口，打扮成款姐的模样，到了北京。在上访局外的马路上，更是重重包围、严密封锁，马路两旁停满了全国各地堵截法轮功学员的警车，巷道的入口处更是便衣警察成群，上百双便衣的眼睛死死盯着入口处不敢放松一下，时时等待着他们要接的人出现，以免一不小心，他们当地的炼功人一走进上访局，他们就可能脱掉制服并摘去乌纱帽（这是我回来后警察告诉我的）；长长的巷道内便衣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看着可疑的行人便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哪里的？”是炼功人马上就被警察围住（因为我们修真、善、忍，从不说假话，所以当时警察太好抓了)，立即被接回当地处理。我再次经过化妆后，戴上所有的手饰，穿上高档时装，提上手提包，来到巷道的入口处。路已被便衣警察和法轮功学员堵得水泄不通，但我表面上若无其事地往前走，而我的心早已提到噪子眼，请求师父保护我进去上访……谢天谢地，终于在没有一人问我的情况下走进了上访局，为法轮大法上访填了表，在表还没有填完时，巡视警察发现了我是为法轮功上访，便吼道：“啊，还是法轮功，哪里的？”刹时间围过来五、六个警察，我看他们吓得面如土色的样子，慢慢地说道：“反正不是你们一个地方的，你们怕什么，我已经进来了总得把表填完啊。”又来一个警察看样子是上访局里面的，恶狠狠地向我冲过来，抓起我的衣领，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后，往门外推，怒吼道：“像他们一样一个紧接一个双腿分开坐在地上。”喔，我这才发现已经有十几位大法弟子已走在了我前面，一弟子问我：“请问你是哪里的？”“四川成都，你呢？”“重庆的。”就这样等待着当地驻京办接回处理，回成都后又恢复了我的被非法拘留的生活。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周警官，说：“我们要申诉，不然我们就绝食。”周警官说：“我也没有办法，说实话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是当地派出所把你们送来的，写申诉之事我作不了主，我可以给你们往上汇报。”另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熊警官直接了当地说：“我们是国家的机器，谁给我发工资，我就为谁说话，因为我要吃饭，上有老、下有小要生活，就这么简单。”后来，我们申诉后，于五月二十四日才暂时走出拘留所释放回家。

回家后，我就把电视台和成都《商务早报》对我的不真实报道写了出来（原稿标题为《澄清事实真相，还法轮大法清白》），当地政府在市内办诬蔑大法的诽谤展览时，我就把我写的真相资料散发给不明真相的善良群众，结果6月13日我又被非法抓捕，当天晚上他们还非法抄了我的家，收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资料、VCD光碟和师父的照片等。由于我舍命去抢我的宝书，结果被恶公安把我的双手反背压住，使我不能动弹，最后，在我未穿袜子的情况下强行把我从三楼拖下，致使我双膝在楼梯上擦破，将我拖至警车内，把我再次送进那早已熟悉的置留室，第二天又被强行送进拘留所。

进去后，我实在想不通，现在的当权者怎么了？怕群众修“真、善、忍”？怕好人太多吗？群众说句真话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为什么要掩盖真相呢？唯一的办法我只有绝食，用我的生命来维护大法；让政府重新调查法轮功真相后，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于是我们集体在拘留所内绝食，结果被恶警强行灌食，我们分别被七、八个人按在长凳上捏着鼻子，有的被管子灌得口鼻出血，有的被灌得翻江倒海呕吐不止，那种只有在电影、电视上都难以看到的悲惨的惊人场面，至今我连想都不敢想。好不容易熬到了6月28日才回家，结果事隔一天，警察又莫名其妙地把我从家里送进看守所，等待我的是一张非法劳教一年的通知书。

到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后，有人问我是什么原因进来的。我给她们说是因为说真话，她们不解，于是我又再一次把新闻宣传机构以我的事例造假、骗人的真相写了出来一式四份，分别交给了劳教所的吴所长、李科长、李队长和其他人传看一份，结果被全中队开大会点名批评后，被无理延长劳教期三个月。

后来，我在本已失去自由的环境里又长期被劳教人员包夹，不能与坚定的大法学员说话；2001年7月份，劳教所的管教认为我还在说“大法好”不利于他们给其他人洗脑，就把十一位坚修大法的、他们认为的“危险”人物关在一间十余平米的房间里让4个包夹人员看管着，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绝不让出来。室内温度很高，满房子各种臭味交织在一起，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好不容易等到第四天才能一人有半桶水洗头、洗衣服、抹汗，用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还必须从早上6：30分起床就开始坐军姿、不能笑、嘴还不能动（因为怀疑你背经文）一直到深夜十点钟左右才许睡觉，一天又一天，天天如此，就这样在那间常人无法想象的房间里住了三十多天，直到转中队，我走后，其它的功友还在那间房子里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非法劳教“期满”释放当天，我本应立即回家，但因我始终坚定修炼，又被当地派出所送进了拘留所非法拘留半个月。进拘留所后，因我写了申诉，才被提前接回派出所，区政法委的郝书记威胁我要做到所谓的“六不准”，否则等待我的就是劳改。

回家后，我本应是合法的自由公民，但因我坚修“真、善、忍”宇宙大法，我被逼迫必须每天打电话到派出所报到。

到今天为止我已被成都市公安机关非法拘留十三次，劳教一年零三个月，现在我的人身自由仍然被限制。我想质问当权者：修真、善、忍何罪之有？！做好人何罪之有？！何时才能恢复自由呢？谁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