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门遇到了一位同修，他对我说：“我们是来正法的，不一定要被抓走。”他的这句话，使我猛然又明白了一层法理。我说：“对，我们是来正法的，不是来被抓的。”7月6日上午，我看到一位同修在广场中心炼神通加持法，我就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坐在了他旁边，打起手印来，我们一起加持了一会儿，听见一辆车开到了我们身后，警察下车后，对我们连踢带打，然后把我们拖上了警车。

上车后，警察又拉上了车窗帘对我们暴力殴打，我微笑着看着他，用善的力量化解他的恶意，不一会他就不打了。之后警察又在广场上抓了一些同修，把我们送到了天安门公安分局，把我们二、三十位同修关到了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儿，进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警察和一个30多岁的女警察，逐个问我们学法几年了，有什么体会。我一看他们根本就不是想来了解大法，而是想通过口音辨别我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我心想：我得走。刚动这一念，站在我前边的同修就给我让开了，于是我就走了出去，走廊里的警察就象没看见我。大门旁也有警察，但就这样我从大门很镇静地走了出去。

第二天，我又来到了天安门，这一天是全国考生高考的日子，我在广场遇到了很多同修，和大家谈了体会，同修说：“今天我们也是来参加高考的。”于是大家决定傍晚7点降国旗的时候，大家一起打横幅。快到7点的时候，大家陆续地来到了金水桥前，这时突然来了两辆警车。同修问我：“是不是警察知道了？”我说：“怕什么，知道我们也要做，我们的一切都是公开的。”不一会儿，两辆警车就开走了。一位同修走过来跟我说他的包里有横幅，让我帮助拿出来。我点了点头，从容地拉开了拉链，拿出横幅，在金水桥前和同修一起向所有观看降旗的游客打开了横幅。邪恶发现了向我们冲了过来，抢夺横幅，我们不放手，其他的同修也相继地打开了横幅。一时间，好几条横幅在金水桥前展开，邪恶无可奈何。当时的场面威严、壮观。持续了十多分钟，才有两辆依维柯警车开了过来，抓我们上车，狠命地打我们。大家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抓我上警车的时候，我牢牢地握住了车门把手不上车。恶警又狠命地打我，用对讲机砸我的手，把我打倒在地，拖上了警车。那一天所有观看降旗的人都亲眼目睹了恶警们是怎样残酷地毒打善良的百姓。

抓到天安门分局时一数竟有70多名大法弟子，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修带着的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我们大家一起背经文，向看管我们的武警洪法。因为我们人太多，警察们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处理，只好向上级请示。最后用车把我们分送到了北京市的各个派出所。我与另两位同修一起被送到了一个派出所。警察半夜询问我们姓名、住址。询问我的警察倒很客气，我也平静地跟他讲道理。谈话中，他使我想起了还有同修没有走出来，于是我就跟他说了姓名和住址。他很奇怪问我怎么说了。我说：我要回去要让其他同修也来北京正法。因为我当时非常坚信我的路是师父给安排的，我想做的事只要符合大法，就一定能实现。当时已经半夜了，他让我躺在椅子上休息。第二天早上看我的保安去打水，我一看机会来了，就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就这样我坐上火车就回家了。

回来后跟几个同修讲了北京的情况，他们就决定要去。我也觉得做的程度不够，我就把我们以前炼功点用的一个4米长、1米宽的大横幅找了出来。再一次走向了天安门。一个同修跟我在一起。第二天中午我又一次站到了广场上，我想：横幅在哪打开效果才最好呢？抬头一看，天安门城楼，对，在城楼上打开最好。这时一些人的观念和不好的思想在头脑中反映出来，我犹豫了，但是我很快意识到这是干扰，因为我在做最正、最好的事，我心中生起一念：一切阻碍我做这件事的都是魔，于是我就领着同修快步向城楼门洞里走去，过去一看才知道不让带任何物品上城楼，而我的横幅又很大，是装在小包里的。怎么办？我没有灰心，把包和《转法轮》书放到同修手里说：“我先买票上去看看，你在下面等我。”于是我就买票通过了安全检查。突然间想到，我这时再到护栏边去把包和书拿来不就可以了吗？我跨过铁链，走到护栏边从同修手里拿来了包和书，就转身向城楼上走去，跨过铁链，同修在后面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他在向我摆手祝我成功。整个过程那么多的检察员竟然没有人发现。我上楼梯时，检票员微笑地看着我，好像在鼓励我，也没有注意到我手里的提包。

到了城楼上在楼内转了一圈，就从中门走了出来，眼前是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城楼边站了一排戴草帽的武警，我不再犹豫，打开包，取出横幅，由于横幅太大，我一个人无法打开，我就把一边缠在了汉白玉扶手上，用手去扯另一边，这时站在我眼前的武警来抢我手中的横幅，我不松手，僵持在那里，身后又冲过来几个便衣，对我拳脚相加，把我拖了下来，拖到了城楼内的一间屋子里，问我横幅上写的是什么。我说：“法轮大法”。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我闭口不语。他一拳朝我脸上打来，把我打倒在地。我头脑清醒，心想：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我要明明白白去承受，我马上站了起来，他们又一次把我踢倒，我又一次站了起来。他们打了一会，看我不说话，就把我从电梯上带了下去，送到了一个屋子里，让里面的警察看管我。这时我的脸已经被打得变形、高高肿起。过了一会来了一辆警车，又一次把我押到了天安门分局。进去后，警察看我被打的样子，问我几句，我不说，他也就不再问了，把我送到了屋后的胡同里，这里已经关了很多同修，两个便衣坐在小门口看着。我发现胡同里的大铁门不是很高，于是我就靠了过去，两个便衣也没注意到，我蹬上水泥台，就从大铁门上爬了出去。

出来后，我想到同修还在广场，就想去找他，但脸已经肿的很高，又担心被抓回去，转念又一想：我堂堂正正，怕什么呢？于是我就去找他，很顺利就找到了。晚上，我们到前门的一个小旅店住宿，半夜，突然几个警察冲了进来，把我抓出屋后，我发现同修在走廊，原来是旅店的老板娘给报了警。警察把我们押到了大栅栏派出所。因为我住店时登了记。他们很快通知了大连住京办的警察，警察来后给我戴上手铐，押到了住京办的宾馆。第二天一个老民警问我：“你的事办完了吗？”我说：“是，办完了。”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跟我回去吧。”我说：“好”。7月12日，我和同修一起跟着老民警坐上了回大连的火车。我很清楚回去后面对我的将是什么。我随时都可以走掉，但是当时我想，这么多同修在承受苦难，师父已经为我们承受了太多太多，我也要去面对一切苦难（当时还不知道要讲清真相）。在火车上，我静静地读着《转法轮》。第二天早上下车后，老民警搭出租车把我们送到大连戒毒所（现为洗脑中心）。

到戒毒所后，给我登记，要我把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把我仅有的50多元钱收了去，又让我交书，我坚决不交。最后老民警说：“我拿回家给你保管，你出来后管我要。”并留下了电话号码。我才把书给了他。登记后，一男干警把我带到了四楼，这里已经有20多位学员，每个人都坐在小马扎儿上背着手，让我也照着做。然后给我们放诽谤大法的录像。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话：“我要的是堂堂正正修炼的弟子、金刚不破的伟大的神”《排除干扰》。我猛地站了起来，开始炼功，就听见干警跑走的脚步声，不一会儿找来了一群，开始打我。我高喊：“我怎么了？！你们凭什么这样对待我？！”恶警当时被震愣了，但随后又生起恶念，把我拖到了一间小屋子里，用手铐把我铐在铁床上，开始狠毒地打我，用电棍电我。我大声背诵着师父的经文《论语》、《真修》“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著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希望大家都能站出来，希望警察都能心生善念，我的眼中充满着泪水。但恶警们却更加狠毒地打我，用毛巾勒住了我的嘴，我不屈服，挣脱后，更加大声地背诵。当时感觉整栋楼好象都被震动了。恶警轮流打我，累得满身大汗，见我仍不屈服，他们害怕了，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再打我。我继续大声背诵着，直到背完。恶警庄永贵走了进来问我：“背完了吗？”我说：“背完了。”他就和几个干警押着我到五楼，恶警看我走路很轻松，很是不甘心，在小号门口让我跪下，我心想：作为大法弟子只能给师父下跪。所以我坚决不跪。他们就又拳脚相加，把我打倒在地，然后把我拖进小号。怕我炼功，把双手铐在了地面的铁环上。恶警们怕我出事，他们推责任，就一个个来给我送矿泉水，说好话，说什么他们也无奈，只能执行上边的命令。我善意地向他们洪法并开始绝食绝水。他们拿我没办法，只好让大连开发区的警察把我押到了开发区看守所。

在大连开发区看守所内，我继续绝食绝水，并且坚持炼功。因为我不背监规，犯人又打我，但是我最终没有屈服，他只好反映给管教。管教说，不背就不背吧。我绝食绝水15天，期间被灌食两次，身体极度虚弱、消瘦，我一个年轻人仿佛体会到了年迈苍老的感觉。当时并不是很强烈要求释放，后来也就喝水吃饭了。又过了15天，我正在跟犯人洪法，警察把我叫了出去，给了我一张教养裁决书，时间是从2000年7月到2003年1月，整整两年半。我说：“我没有错，我拒绝签名。”警察说：“不管你签不签名，我们照样执行。”就这样，我于2000年8月13日被押送到了大连教养院。

到了教养院后，开始几天我没敢炼功。后来想：我是一个炼功人，到哪里都应该炼。于是，我就半夜起来坐在窗台上打坐。四防人员（看管劳教的劳教人员）发现后，就把我从窗台上拽了下来，让我睡觉。中午在教室里，我又坐在地上打坐，四防人员看管不了我，就把我交给了管教。管教用恶毒的语言侮辱我、威胁我、不让我炼功。我说：“炼功有什么错，这是我的基本权利。”后来有一次因为人太多（共150多人，只有3名大法弟子），屋里坐不下，就在大院里的地上吃饭，我习惯性地盘上了一条腿，四防走过来让我把腿拿下来，我没理他，因为这是他的无理要求，他们就动起手来，我气愤地把另一条腿也盘了上来，开始打坐炼功。他们搬我腿搬不下来，就去报告了副大队长乔威，此人很是邪恶，拿着一根1寸多粗的高压电棍就冲了出来，对着我的头就连打带电，我继续盘着腿，一声不吭，因为我知道150多人在看着，我代表了大法的形象，大法弟子就要意志坚强。后来头被打冒血了。他们几个四防把我拖进了二楼的小号。把我关进后，乔威问：“还炼不炼？”我腿一盘，又炼了起来。恶警乔威气坏了，让四防把我拽出来，摁在水泥地上，他和另一恶警孙健每人拿一根高压电棍，开始电我。一个在上半身电，一个在下半身电，我忍不住痛的大喊，最后他们一直把电过完，我想终于挺过来了，就放松了。后来乔威说：“再去拿两根来！”我有点怕了，就说了大法弟子不应该说的话，我暂时不炼功了，他们就又把我关进了小号。

我开始绝食，本来打算关7天，但只关了四天，就把我分到了一大队四中队，干最脏最累的活。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到工地，抓砖坯，每天要弯腰上万次，必须快速地把砖坯抓起来递到别人手中，传到窑车上，否则，轻则被骂，重则挨打。脚下是窑车的高温烘烤，手里是发烫的砖坯，不长时间，我的两手就被磨出了几个坑，很痛，只好学别人在干活前找碎布条缠在手指上。高温、粉尘、噪音、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一天下来，已成泥人，浑身疼痛，走路困难。在最艰难的时候队长找我谈话，让我写保证，就可以不用干活。我说：“我绝不会写的。”就这样，三个多月，我挺了过来。在最艰难的时候，总是背着师父《洪吟》中的《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后来教养院把坚定的大法弟子都调到三大队统一管理，干拣豆、扛麻袋的活。一次，有检查团到检察院来检查，怕大法弟子说真话，把我们都藏到仓库里干活，大家在一起交流，认识到：我们没有任何罪错，不应该再这样承受下去了，应该要求还大法清白，无条件释放我们。于是大家决定罢工。

第二天（2000年12月），我们几乎全体罢工，（只有几个没认识到）要求院领导向上级反映，释放我们。罢工持续了一天，教养院把我们7人（他们认为带头的）又送到了一大队，把我和另一个同修送回了四大队，我们继续坚持罢工，队长找我谈话，说：“你也不能在这儿白吃饭呢。”我说：“谁也不想在这儿白吃，是江泽民政府把我们强行关在这里。最苦最累的活我都干了，我们不是怕吃苦，我们就是用这种形式要求无条件释放。”后来我们被一起送过来的7个同修，有的被骗到了工地，有的被架到了工地，但仍坚持不干活。就我和另一个同修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当时下定决心宁死不从，但是队长不甘心，利用各种办法动摇我们。后来我对同修说：“邪恶貌似强大，其实什么也不是，只要我们前进，邪恶就得让步。如果我们停止不前，他就会想办法来动摇迫害我们。”他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说：“我们一起到大院里炼功吧。”到了中午，普通劳教都在院里排队等着吃饭，几个队长坐在大门口，我和同修一前一后来到大院，坐在地上开始打手印，加持。队长一看：不好了，法轮功又开始炼功了，冲了过来，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一大队长扇了我好几个嘴巴子，就叫人把我拖上楼去。之后就安排一个劳教专门看着我，队长就不再提出工干活的事了。甚至说：“如果实在想炼功，就在屋里炼，别到大院去。”

这样又过了几天，我想：既然自己没有罪错，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呢？但转念一想出去干什么呢？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师父告诉我要出去讲清真相、揭露邪恶。但是怎样才能出去呢？从我在的屋里要走出大门要经过五道岗，这时师父仿佛又在告诉我，只有千分之二的失败系数。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放下生死的检验，而且我知道出去后我时刻都将面临着被抓的危险。但这是师父指引给我的路，我必须坚定地走下去。我深深地懂得：师父给予弟子的永远都是最好的。于是我下定了决心。

12月28日上午8点多，队长们都上班了，我感到我今天就能走出去，心中充满了信心。当时天很冷，二楼的楼层岗（站岗的劳教人员）和一楼的都到屋里取暖，看管我的人要我到水房倒垃圾，我一看真是难得的机会，就毫不犹豫地下了楼，推门走了出去。恰巧有两个队长领着一帮劳教人员到大院工地去干活，我就跟在了后边，走出了只有队长领着才能出去的小院。这时走在最后边的劳教人员发现了我，问我到哪去，我说：“出工。”他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说：“你不是不干活嘛。”我不说话，他就对旁边的队长讲我炼功挨打的事，就这样，我又走出了第二个门岗。到了大院，他们到工地干活，我就不跟他们走了，直奔大路正门走去，心中坦坦然然：因为我没有任何罪错，这里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几个队长在路边扫雪，好像也没看见我。快要到大门口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队长，我刚来时炼功他骂过我，心里有点害怕。又一想怕什么，只管走，不管他。他竟一转身回屋去了。就这样我走出了大门，心里很兴奋：啊，我出来了！大概是因为欢喜心出来了，就听见身后有人在喊：“哎！哎！——”我拔腿就跑。跑了不远，又冷静了下来，我没有任何罪错怕什么呢？于是我放慢了脚步，大概走了20分钟，只听见有警报声，也没发现有人追出来，就这样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关押我4个半月的大连教养院。

后来我听说，教养院气坏了，上报了大连公安局，用了8天时间在全市大搜捕。到我的亲戚朋友家去恐吓盘问，还派了几个人到北京去。而这时我已经跟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了。出来后，我看到了《李洪志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的讲法》，知道我之所以能走出来，是因为师父说：“我刚才讲了，这一切我是不能承认的，所以要清除他，包括这场邪恶。”而我做到的只是始终没有承认邪恶给我强加的罪名，包括教养的时间。出来后我看了几天书和明慧网的材料，找到了一些同修，有的是上北京刚回来的，我们在一起开了几次小型法会。大家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到春节了，有同修提出要到北京去正法。我看了西人学员写的《去除魔性》其中的一句话说：我们必须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消灭邪恶。感觉自己还没有尽全力，于是我决定第四次进京正法。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一行十几人穿着新衣服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就象过年一样，我们都很轻松。初一早上我们到了北京。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头一天在广场上发生的焚人惨案。只看见广场上布满了警察。大约9点钟，我和同修在长安街上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其他同修也陆续地打开了横幅，我们一起被抓到了天安门公安分局。当时有四、五十名学员都被关在了铁笼子里。师父在《忍无可忍》经文中说：“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忍绝不是无限度地纵容、使那些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度的行恶。”于是我们要求放人。武警打开铁门往里送人的时候，我们就向门口挤去，僵持了一段时间，他们看挡不住，就把我们引到了胡同里。我进去一看，里边的武警已经手拿着铁棍等在那里，之后的场面可想而知，我们几十名大法弟子几乎都被毒打，男同修全部打倒在地，场面极其悲壮。我也被几个警察打倒之后，踩在脚下，戴上手铐。之后，他们用一辆大客车把我们押到了北京郊区－－平谷县看守所。在看守所我们全部绝食绝水，要求释放，恶警们就指使犯人给我们强行灌食，每个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毒打。

当时我们有12个全国各地的男大法弟子关在一个屋里。第一天灌食后，我对大家谈了自己的体会，师父说：“除尽邪恶是为了正法，而不是个人修炼问题”(《忍无可忍》)。而我们今天是来正法的，不是个人的修炼，邪恶对我们每个人的迫害，就是对大法的迫害，我们就有责任去铲除他。大家都认同了我的认识，只有一个同修不这样认为。后来他就被调到别的牢房内。接着，我又说：“我们不应该再这样消极承受，因为师父说：‘如果邪恶已经到了无可救无可要的地步，那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各种方式制止、铲除’。而今天邪恶利用来迫害我们的坏人，他们已经没有人性可言，那么我们就要用人类这一层的方式制止他们，铲除控制他们的邪恶”。于是我提出建议：我们集体拒绝提审，对他们对我们的迫害表示抗议。就这样我们于1月27日中午开始全体拒绝提审，叫我们任何人出去，我们都不出去，并且要求见平谷县的公安局长反映情况。他们想冲进来强行拉人，我们就一起把住铁门。

他们见这样不行，就开始跟我们谈话。我说：“你们不准再利用犯人无辜打人，把打我们的犯人都进行处罚，我们就出去和你们谈话。”一个姓贾的所长假惺惺地说：“我们这里不打人，你看见谁打人了？”我们说：“你去把劳动号都叫来，我们指给你看（打人的犯人都躲了起来）”。我们见他假惺惺的并没有想解决问题就不再理他。一起背着《洪吟》中的《无存》：“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他们见此计不成，就威胁我说：“你是带头的，你等着，我谁都不处理，就给你判刑。”我冲着他笑了笑，没有丝毫怕他的概念。就这样这一天我们的举动，震撼了所有的邪恶。因为原来在他们的眼里，大法弟子都是最好欺负的人，他们想把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我们这一天的举动告诉他们：“你们想错了！”因为师父已经告诉我们“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忍无可忍》。他们见无计可施，晚上就商量对策去了。

第二天，一个不知姓名的公安局长来了，我们善意地跟他讲了这里打人的情况。他口头答应要帮我们去处理。但大家都看出来他根本就没有诚意，只是想骗我们出去，我们也就不再理他。这样他们几个领导都撤走了，我们意识到他们可能要进一步采取行动了。果然，住了一段时间，听到了走廊里传来了许多人跑步的声音。不一会儿，只见一群武警扛着千斤顶、撬杠、木板、镐头冲到了门前，开始强行破门。

此时的我们已经完全放下了生死。大家背诵着《洪吟》，互相鼓励着，用手紧紧地把着牢门，恶警竟拿来了高压电棍电我们的手，用木棒打我们的手，有的同修手被打破了，脸被打出了血，大家仍然坚持着。此时我们已经绝食绝水了五天。十几个武警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累得满头大汗，最后把往里开的铁门撬掉了，拽了出去，冲了进来，对我们所有的11名大法弟子进行暴打。有的同修当时就被打晕了过去，紧接着把我们全部戴上了手铐，拖到了风场里，又给我们全部戴上了脚镣，开始对我们进行毒打，一恶警拽着给我铐的很紧的手铐使劲拉扯，我疼得忍不住喊了出来。他们把我打倒在地，用脚狠踹手铐。手铐勒进了我的手腕里（至今还留着伤痕），我又一次站了起来，只感觉从胳膊处开始往上麻，快麻到头了，我心出正念：我是神，不能这样被邪恶迫害而死！只感觉“刷”地一下，麻木感消失了。

这时一个派出所的警察来提审我，走路时我想：师父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学员自身的业力、对法的认识不足、在难中还有放不下的执著，在痛苦的过关中不能用正念对待等等，都是被邪恶加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也是邪恶真正破坏法的根本借口。”我对照自己想：还有哪一点没有做到？找到了自己还有怕疼的心，没有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神。在提审室里，恶警又用脚踹脚镣，用手扳我的手铐，让我说出姓名、家庭住址。我坦然地看着他，不为所动。他折腾了好一会，见动不了我，只好作罢，把我送回了去。在风场里，恶警在利用犯人继续迫害同修，把我也拽过去，把衣服掀起来盖住我的头，开始用胶皮棍朝我的后背、臀部狠命地击打，逼我吃饭。我这时只有一念：我是神，神是放下生死的，神是“吃苦当成乐”的。我一声不吭，犯人非常吃惊，掀起衣服看我的脸，我面容平静。犯人看对我不起作用，就不再打我，又去打别的同修，其他十名男同修没有用足够的正念去对待，用人的心在承受，都没能挺住。当时我看他们被打没能用正念去对待，心里很难受。他们都被逼喝了水。但是第二天，他们又绝食了，我看到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这里的邪恶将在我们的集体正念下彻底被铲除。后来有同修告诉我，他天目看到了一个大魔头被砍了下来。

果然从第六天开始，同修就被陆陆续续放了出去。我也于第十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二，与另一同修一起被放了出去。提审我的警察笑着说：“这小子，真够顽固的。”我知道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佩服。

晚上买完回大连的火车票，在候车室里意外地遇见了大连的两位同修，她们跟我讲是来打横幅的，但心里害怕，不敢做。于是我给她们讲了我们是怎么做的，她俩也悟到了不能这样白来一趟，于是就到售票处把票退了。我也在想：为什么让我遇到了她呢？我还敢不敢再做一次。这样我就把票退了，决定陪她们一起做。晚上，我们在一家宾馆住了下来，我们三人都没有身份证，但宾馆经理看我们都很坦诚就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人又一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升旗的时候，她俩打出了横幅，当时我手里没有横幅，也就没有站出来，眼睁睁地看她们被抓走时，心里莫名的难受，带着这种心情回到了大连。回来后，我明白了自己的心里为什么难受：看到同修被抓走，我却以没有横幅为借口，没能站出来，我没有做到舍尽自我。

这时又有几个同修想上北京，但还有点障碍，我说：“我领你们去。”于是回来后两天，正月十五，我又一次走向了北京。我们一共五人：四个年轻小伙子，一个年轻姑娘。正月十六早上下车后直奔天安门，到时正赶上升国旗，当国旗升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准备好了，就拿出“真善忍”横幅跨过警戒线，走了进去，面向游客，展开横幅，高呼：“法轮大法好！”其他三名男同修也相继打开横幅闯了进来。女同修也在不远处打开了横幅。我感觉横幅就象利剑一样直接插到了邪恶的咽喉上。

几个武警冲过来，把我抓上了警车送到了天安门分局。抓我的一个武警说：“你们也太胆大了，警察都不敢进到警戒线里边，你们简直就是‘四大金刚’”。在天安门分局我们向一个还有一些善念的小警察讲真相，他提到了半个月前的“自焚”，我们问他：“为什么广场上有那么多的灭火器？”他说：“我们事先就知道你们要‘自焚’。”他一句话说露了嘴，我们都笑了起来。他看自己说漏了嘴，脸憋得通红，不敢再说什么了。

傍晚的时候来了一辆警车，把我们押进了XX区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们绝食绝水，晚上我炼功，号里的犯人不让我炼。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环境给开创出来。我又炼，他们开始轮流打我，打倒了我就爬起来再炼，打倒了我又爬起来，直到一个打人最狠的犯人再一次把我打倒。我心想：师父说：“忍中有舍，而舍尽方为无漏之更高法理”《圆融》。我今天就舍尽一切！我又一次站了起来。他们无奈，只好把我推到了厕所里，把门顶住。这样，我在厕所里炼完了四套功法。第二天晚上，我想：炼功不是我的目的，我是来正法的，怎么能在厕所里炼呢？于是就出来炼，他们也不管了。

因为绝食，管教让他们看着我，不让我睡觉，整夜值班，整整五天五夜我没有睡觉。期间我们同来的一位同修，因绝食身体非常虚弱，检查时血压、心跳都不正常，看守所就偷偷把他放了。我也想出现那种状态，但一检查却什么都正常。后来我悟到：我应该展现给犯人和管教大法弟子金刚不破的坚强意志。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的精神一直很好。后来管教知道了我每天晚上炼功，就让犯人强行给我戴上了手铐脚镣。手铐和脚镣铐在一起，腰直不起来。晚上要我睡觉，但我却睡不着了。犯人都很佩服我的意志。

后来管教和我谈话时，我善意地向他洪法、讲真相，他就把手铐和脚镣给我摘了下来，之后就对我非常好，用各种方式劝我吃饭。我不为所动，继续坚持。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了出去，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后，就看起电视剧来，也不和我说话。这时进来了一个管教，他对那个管教说：“你看到了吗？我和他在天上斗呢！”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知道这是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如果我被电视中的情所带动，就是被人心带动了，我就输了。于是我心中默背《论语》，不被电视剧中的情节所带动。一个小时左右，他拿起钥匙把我送回去，自始至终他一句话也没跟我说。但是我知道，自己胜利了。

第21天他们给我灌食，插管拔出来的时候带着血，我跟医生说：“胸口内很痛，如果出现生命危险都是你们造成的，你们要负全部责任。”他们害怕了，第二天用车把我和另一位同修拉到了市公安局医院，想把我们交给医院看管灌食，医院拒收，他们只好把我们拉回看守所，大约在晚上9点多钟，一管教让我收拾东西，他们把我和另一同修一起用警车送到了地铁站，告诉我们：“不要说XX看守所看过你们。”就这样他们把我们两个偷偷放了。

我们堂堂正正走了出来。乘地铁到了北京站正巧有一辆往大连方向去的大客。在客车上有一位乘客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坦诚相告：“炼法轮功的，到北京来上访的，刚被放出来。”并且开始对车上的十几个人开始讲真相。此时我们心中有的只是战胜邪恶后的喜悦，没有任何惧怕，警车就在车下不远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已不屑一顾。

第二天中午，车开到了鞍山市，下车的时候，我发现司机的座后面竟贴了攻击师父的话。我问司机谁贴的，他说公安局叫贴的。我笑呵呵地往下撕，后边的一男青年看见了，拽住我说：“你敢撕，我就去报警，这是警察让贴的。否则就罚钱，不让车往北京开。每个人上车的时候都得念。”我笑着看着他，心想：我一定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他下车了，我过去“刷”地一下就给撕了下来。他气坏了，冲上车来就拉我要去派出所，我说：“行，你等一会儿，我把东西收拾一下。”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善待他们，给他们讲道理。于是我就笑呵呵地走了过去。还没等我说话，车主说：“算了，我们也是没办法才这样做的，你们走吧。”刚才那个拽我的人说：“钱就不给你们退了，算是罚款（我们买的是到大连的票）”。当时心想，这也值了，转念又一想，我做的是最正的事，凭什么罚我钱？我站在那儿不动，还没说话。车主拿出50元钱，说；“给你们去买火车票”。两个人48元就够了，我接过钱走下了车，坐火车回到了大连。

回想当时的心态，思想中已经没有了自我，我就是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仿佛感受到了“无私无我”，“溶于法中”的境界。

以上是我从2000年7月到2001年3月八个月的正法修炼经历。我也曾经在法理不明和执著心的带动下有过邪悟、写过保证。但是师父说：“虽然他们有执著，一时被邪恶钻了空子，做了一个修炼者不该做的，可是对一个修炼的人是要全面看的。我不承认这一切。当他们明白过来时，马上会从新去做作为一个大法学员此时应该做的，同时声明由于高压迫害中使学员神志不清时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坚定修炼。”（《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同修们，让我们在这亘古未有的修炼机缘中共同精进吧！直到法正人间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