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2000年4月11日晚上9点，我突然被4个不明身份的人从单位带走，并遭到长宁区公安局治保处的严厉逼供，并威胁要搜我的书和磁带。我回答："大法就是我的生命，你要我的书就等於是要我的命……"这时又来一个人并说："她要死就让她死。"我回答："你们知道我没路费上北京，但我爬也要爬到北京去，讨饭也要讨到北京去一一讲清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朱总理说要接待好每一个上访者……一切与宪法有抵触的以宪法为准。"他们又问我："你有宪法书吗？"我回答："没有，你们借一本给我看。"他们说："不借，要看就买一本，16元。"我立即严正地说："这麽厚的一本《转法轮》书，只要12元。你们这麽簿的一本宪法书却要16元，到底是谁在敛财？"第2天他们就把我放了。而後我单位开始对我严整，先是多人在部门办公室对我进行围攻，逼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又要逼我辞职。我不动心，他们就给我换工作，想以此断绝我与外界联系，达到阻止我洪法的目的。

6月5日，在我献血的第三天，我与母亲2人第一次进京上访。在北京，国务院信信办的工作人员一面说："我们不阻止你们上访。"一面就将我们送交上海驻京办事处。第二天，由上海警方将我押送回沪，并进行治安拘留。我认为自己无罪，所以拒绝在拘留书上签字，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我送到长宁看守所。我开始绝食，到第四天，他们把我押到监房门口强行灌食，目的是给其他监房的功友看，想"杀鸡儆猴"，阻止大法弟子绝食。他们将我双手用五副手铐井字型铐在审犯人的大椅子上，使我的双手上下左右都不能动弹一点，脚下再铐上一副带夹板的脚铐，他们见我仍在奋力反抗，就再叫一个大个子女犯人用力压坐在我的脚上（我只有45公斤），他们揪住我的头发朝後拉，用洗脚布蒙住我的嘴及鼻子，狱医强行插管（粗型洗胃管）用一大脸盆未全部溶解结块的豆奶粉加盐强行灌入胃中（洗脚布既洗脸又洗脚的），由于鼻子和嘴均被蒙住透不过气来，我晕了过去，於是他们用指甲掐我的人中，把我掐醒，他们以为我无力挣扎，就将蒙嘴用的脚布松了一下，没想到刚被灌进的豆奶粉一下子从嘴和鼻子中全部喷出，他们再一次将我的头发往後揪，并狂叫着"再灌，再灌两盆。"连强压在我腿上的女犯人都吓得逃走了，有的女犯人吓得躲在墙角下不敢看，有的被吓哭了。这种残暴的行径激起了大法弟子的强烈不满，从各监房里传出了大法弟子背诵《洪吟》："生无所求，死不惜留"、"十恶之徒等秋风"，并鼓励我："坚持住，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女警长（约45岁左右，中等个）狂叫"谁在喊话"，并恶狠狠地说我像个刘胡兰……他们把我的插管拔掉後，这时血和豆奶都混成一片沾满了我的全身。胃管一拔掉，我就笑着高声背诵："生无所求，死不惜留。"从另一监房马上传出："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这时女警长叫犯人将我连椅子一起倒拖到办公室门口，过很长时间才给我解铐，这时我连站都站不住，一路上都能听到大法弟子有的在高声背诵洪吟，有的叫我坚持下去，保重身体。就这样，我在长宁看守所共被关了15天。

6月22日，我出狱後，就离开了家。不久，在上海参加了一个60人左右的法会，法会顺利进行。这段时间都是我献血休假及公休期间，同月，单位强行取消我公休，逼我上班。当我到单位後，店总经理带领一批部门经理及办事人员，对我进行围攻，除强行取消我的公休外，并破口大骂我们的师尊，还逼我脱离法轮功，我回答说："我与大法共生死"。从当天开始，让我从8点30分上班，晚上10时15分下班，第二天8点30分再到单位报到，在这种不公正待遇下，我於当日晚又一次踏上北京之路。

在赴京的火车上碰到三十几个上海大法弟子。6月底的一天，我们下了火车，因北京武警要搜查我们的身份证而被冲散，当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後，又见到了上海的大法弟子，我就加入了他们护法行列。他们中有20岁到70岁年龄不等的功友，我们有一个人拉一条横幅的，有两个人拉一条横幅的，也有几个人拉一条大横幅的。有的从金水桥上跑下来，有的在金水桥边，也有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有的学员打着横幅在前面跑，一会儿这儿出现"法轮大法好"，一会儿那儿出现"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忍"的横幅。此起彼伏，警察在後面追，顾此失彼，十分狼狈。当我们被警察抓到强行压上警车後，看到广场上继续有大法弟子边拉横幅边跑时，我们一起拍手大声叫好，警察就冲上来殴打，并拉下窗帘，不让我们看。

被拉到广场分局後，他们问我们叫什麽名字，从哪里来，我们回答："叫大法弟子"、"从宇宙中来"，他们对我们进行搜身後，把我们押到分局大院，在这里我又碰到了我的母亲，在院子里，我们几百个大法弟子一起炼功、背《论语》、《洪吟》经文，警察气急败坏，拉走了十几个功友，把他们双手反铐在监房的铁棚栏上上电刑，有的电得几次晕过去，最後警察觉得他们要死了，才把他们从地下室拖了出来，下午4点多，我们被送往北京东郊十三处，由於人多，他们尽量把年轻的押上车，我与母亲分了手，到了十三处，警方除了手纸外，收走了我们所有的用品，我们都光着脚，没有毛巾，没有牙刷，没有茶杯，没有替换内衣裤，当时，北京气温高达40度，我们的监房约12平方米，关押了14人，木板上睡不下就睡地上，警方故意打开所有的纱窗，白天闷热异常，晚上成团成团的毒蚊子围着我们咬，根本无法驱赶，有的功友一晚上身上被咬了几百个包，我被咬得浑身上下一片红肿。整个监房的功友都认为我们是无罪的，不应受到如此虐待，要求无罪释放，要求还我们的大法书，当天便开始了全体绝食抗议，绝食到第五天，狱方让男犯人把我们的手脚绑在床上强行灌食，在这几天时，他们为了让我们说出姓名、地点，就诱骗、威胁、谩骂、毒打，有两个20岁左右从国外回来才三天的功友不知被打了多少个耳光，脚上被踢破，让她们蹲下站起上千遍，靠墙飞机式等等。有个郑州学员被打得身上发黑，而我被送去灌食的路上（当时以为是提审，不知是灌食）靠了靠墙，一个叫宋科长的说我弄脏了墙，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撩起一个耳光，打的我身子直摇晃，在功友严厉地制止下，他才悻悻离去，在走廊上我听到一阵阵地惨叫从另一走廊的监房里传出来。我们抗议他们的恶行，他们大言不惭地说："为了对你们的生命负责。"下午，那宋科长召集我们功友开会，说我们是文明监狱，不打人，不骂人，你们看见我骂人吗？功友们当即撩起了衣裤，累累伤痕一一露出，在严厉的事实面前他无话可说。由于种种虐待无效，第二天上午，他们又是审我，他们让我坐在一张纸上，我坐下後看到的背面复印着老师的像片，并有老师的名字和诬蔑老师的话时，我一下子跳了起来，伤心欲绝，有一种犯罪感，这时他们很得意，于是我突然悟到，就对他们说："老师知道我的心，你们的卑鄙手段没有用。"他们丧心病狂地威胁我："江姐知道吗？老虎凳？烙铁板块、灌辣椒水知道吗？"我说："这不是国民党的刑法吗？"警方说："对！对付敌人的刑法我们都有。刘胡兰知道吗？"我问："你们现在还流行杀头？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以折磨我的心灵，杀死我的肉体，但你们消灭不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永存。"他们目瞪口呆地看了看我，放我回了监房。

当天下午，我和十多位大法学员一起被送进了北京北郊康复中心精神病院，许多大法学员被灌食後又被押回牢房，而我却被留下并且和病人关在一起，在精神病院时，每天要收取弟子150元住院费，而在监牢里绝食的与不绝食的都要强行灌食，每灌一次需要50元，如学员没钱就摊在其他学员身上。（後来知道经常有大法学员在此被关被灌），他们将我的手脚绑在床上，有的医生偷偷地对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好伟大，好伟大！"有的医生说十三处最残酷，是来的都是体无完肤的。医生看到我浑身红肿的身子简直不敢相信，有的则强行给我灌药、检查。他们也都在宇宙中摆放着自己的位置。当他们抽我的血时，血一抽出来就凝固了，抽了两次都无效，又检查了血压，心电图等等，当用心脏B超仪器检查心脏的时候，只听见我的心跳，却找不到我的心脏。当时我想："我没有心脏？"後来我悟到："舍去常人的一切心"。过了很开时间才测到我的心脏。这时有一位警察说了："我们也不愿关你们，是李岚清下的命令：说出地址姓名的当地来接，不说的全部给关起来。"

在医院里，我悟到我们不是来送死的，我们是来证实大法的，我就对另外几个功友说，一定要设法活着出去，只要有一个活着出去的，就要告诉世人，疯人院里关有我们无辜的大法弟子。後来我姐姐在北京关押的地方（她也是来上访的）从别的功友处知道我被送到精神病院，向警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被押回沪後继续提出抗议要求释放我，後来警方又将我押回了十三处，这时我悟到，监狱不是我们的修炼环境，我应该走出去向世人揭露他们的恶行。几天以後，我被押回了上海长宁看守所，那女警长发现我炼功，大声嚎叫着要罚我，并威胁要炼就给我上铐，我一句都不搭理她。有一位功友因为炼功手脚被铐在一起，铐了三天三夜，在这期间不准任何人帮助她大小便，在这种情况下，她绝食了，三天後监管教（女）将这位功友拉到我们的监房门口，以同样的手法进行强行灌食，灌食後又被铐了一天一夜，她8月13日被放出来，现在又被关押，那位女警长还对一位60多岁的老功友恶意相骂……

我於8月13日被放了出来，从15日开始在工作单位受到了一次以总经理为首的围攻，逼我放弃大法，由於我的回答是："誓与法轮功共生死"。有人说没想到现在还有像刘胡兰这样的英雄。我说，你不是第一个说，也不会是最後一个说这句话的人。他们就强行让我参加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我用一颗善心继续向他们洪法，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他们看我思想没转变，连续为我办了三期学习班，十天考试一次，对於他们来说，我的考卷是永远不会合格的。

现在，我已离开工作岗位，并离家出走，在外面继续向世人说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