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情况，作为一名法轮大法老学员，我觉得有必要揭露罗干之流在“4.25”以前就蓄意制造的种种邪恶阴谋，来说明“4.25”事件的必然性。并指出罗干之流是策划“4.25中南海事件”并以此诬陷法轮大法的真正历史罪人。

一、96年上半年

在年初，中央“气功与人体科学”九人小组按国务院精神将气功划归国家体委主管；国防科工委正式决定：不再作为“中国气功协会”的挂靠单位。

针对中央精神，同时为了保持大法发展能沿着正确、纯洁、不变不破的形式，李老师第一个决定退出以赚钱为宗旨的“中国气协”，并不再做其“直属气功师”。这一举动触动了几个气功痞子的神经，开始发难。他们利用长春几个想利用法轮功发财而被李老师唾弃的无赖，采用栽赃陷害、造谣污蔑等卑鄙手法，炮制攻击李老师和大法的“材料”，并由中国气协以“文件”的方式向全国各省气协下发，并报送参加中央九人“人体科学小组”的各部委（包括国家体委、民政部、公安部、国安部等等）

对气功等群体活动有深入了解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有关领导，很快严肃指出“中国气功协会”是一民间团体，搞全国垂直领导、发放“文件”等是违法行为，是与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对抗。民政部不久即以“无正式挂靠单位”为由注销了“中国气功协会”的牌子。责成其找到挂靠单位再重新报批。

然而，主管政法委大权的罗干和中宣部丁关根之流为了达到个人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却不顾国务院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授意、制造了以下一系列针对法轮大法事端：

（1）“光明日报”事件。在一篇名为“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的评论文章中，首次把当时在北京位居“最畅销书”榜首的《转法轮》，断章取义地作为“伪科学”进行批判；

（2）在中宣部授意下，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大法书籍；

（3）紧接着，在罗干等授意下，公安部门在全国首次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主题是找岔子、找证据，为“取缔”作准备；

以上事件出现后，成千上万大法弟子站了出来，向报社和中央有关部门投书，用善良和平之心诉说大法给自己身心带来的巨大好处，证实大法是于国家于人民有好处的高德大法，使许多部门首次直接了解了大法，也使一大批有缘人在上述事件中得法受益。同时公安的明查暗访不但找不到任何所谓“非法”的证据，还使一批直接接触大法的公安人员也走入了修炼者的行列……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请看--

二、97年

（1）由宗教局控制的“中国佛教协会”开始发难，在其机关刊物《法音》上刊登攻击大法和李老师的文章，从此各地宗教局开始出现肆意攻击法轮大法的言行。有的省市还指使有关寺庙的和尚张贴《法音》刊登的攻击文章；

（2）六月份，在广东省“科技活动月”中，罗干连襟何祚庥开始攻击法轮功；

（3）下半年（约十月），杭州一位患绝症的记者炼法轮功未见好转，最后死亡，当地报纸即以“民间邪教法轮功”为标题，发表恶意攻击大法文章。全国各地报纸不顾法轮大法学员的呼吁和善意陈情，在有关部门授意下纷纷转载，并添油加醋、张冠李戴地胡编乱造，有的报社甚至把众多法轮功学员善意的来信付之一炬，然后我行我素，直到许多学员不得不自发地去到报社集体陈情为止；同时，许多学员也纷纷向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情况。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报社的领导在真正听取了大法弟子真诚而坦然的陈情后，了解了真相，做出了客观、公正的改正，有的还登报致歉，又一次客观地对大法的弘扬起到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97年底，李洪志老师针对大法在国内迅速发展的状况，并本着对社会负责的、减少公安部门担心的态度，建议大法研究会向各地辅导站发出几条通知，其中主要两条大意：（1）以公园点、炼功点为基础自发组织辅导站，不设总站、分站等有等级概念的辅导站；（2）条条路都要走正。辅导站绝对不能自己搞资料，更不能存一分钱财物；大法书籍发行一律走正规的社会发行渠道，由常人有关部门、公司去做。如暂时供应不上，由老学员抄书送给新学员，也不能走偏。

尽管李洪志老师对大法弟子作了近于严厉的规定，各地辅导站忍辱负重无怨无恨地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化解了他们的误解，然而罗干、何祚庥之流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紧锣密鼓地上演上幕丑剧，请继续观看--

三、98年

（1）年初，“北京电视台”事件，众所周知是何祚庥、罗干连襟一手炮制的；

（2）随后，何祚庥受到北京公安有关部门警告：要他不要蓄意挑起事端，制造颠倒事件。然而有罗干作后台，何氏变本加厉，以到各地作“反伪科学”报告为由，全国到处乱窜，并在报告中大篇幅地攻击大法、攻击北京弟子去电视台陈情是“暴行”“围攻”等。

（3）紧接着，在罗干授意下，公安部门十局下达了对法轮功戴帽调查的文件，这个下令调查的文件中首先已给大法定性，扣了一大堆罪名，并张冠李戴，造谣污蔑，误导了基层的公安，致使辽宁等地出现拘押、惩罚大法弟子的严重违法行为。

鉴于这一严重局势，北京党政军系统知识界的多各大法弟子向中央领导人联名写信，法律权威专家还作了该戴帽调查是“非法”的法律分析，遏制了事态的扩大。但是，朱镕基总理正面的批示落入罗干手中，被其截住而不传达，而且更大的阴谋已经开始……

四、98年下半年：

新闻出版界“换方式造舆论”，在中央有关部门怂恿下，内蒙在新闻出版局属下一家杂志社巧妙地利用改名前最后一期杂志，刊登恶毒攻击大法及其创始人的文章，并迅速向全国发行。当学员去电话询问时，则以“该杂志已被撤消”为由搪塞；当这一阴谋被揭穿而不得不发文“收回”时，有的当事人意凶蛮地说：“上面（指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叫我们不要道歉，说你们是没有注册的”等等。

以“西藏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四川成都某印刷厂印刷的一本“中国邪教”的书中，把法轮功列入其中，并向全国发行。当地学员询问此事时，两边新闻出版局都不承认，说是被人“冒名盗印”的。但也有知情者告诉大法弟子说“冒名”印书者很有来头，叫不要去追问。

紧接着，公安部内部下文，“内定”法轮功为“邪教”，各地大法负责人的电话、行踪就开始被监视监听。

年底，由新华社甘肃分社在“新华社内参”上发表一篇“警惕法轮功在甘肃的非法活动”的报道，把该省农村一些巫婆神汉的事硬扯到法轮功头上。各省新华社分社纷纷转载，有的添油加醋，有的加上本省的“情况”，基本都是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由于“内参”是给各省厅以上干部阅读的材料，所以在各省厅以上干部中造成极坏影响，许多省市的大型修炼心得交流会和集体炼功纷纷受到干扰、阻碍，甚至在一些大法辅导站正式注册、挂靠的省市如上海、广东、广西、湖北、长春等省市，许多正当的活动也不得不取消或改换方式，给学员正常修炼造成很多困难。

时间进入1999年，罗干连襟的密谋开始步步展现。当时就有多种说法，传在不同月份将“取缔”法轮功，有的说在取缔中功之后，有的说在澳门回归之后，也有的说在国庆大阅兵之后……但是，何祚庥迫不及待地于四月份挑出来，制造了“天津事件”，随即在罗干精心安排下，终于导演了“中南海万人上访事件”，并利用江泽民的狭隘和专横，达到了“7.20”全面镇压法轮功的目的。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4.25中南海事件”及其导火线“天津事件”，都是罗干之流要想非法镇压法轮功所构陷一系列阴谋的总暴露。所以说，即便没有“4.25”，这样的事件迟早会发生；罗干之流蓄意谋害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的恶毒用心，不会因为大法弟子的忍辱负重、真诚善良而改变，这是罗干及中共内少数坏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当然，至于镇压能否得逞，从7.20一年以后大法在全球的发展就可以看出：“邪恶暴”永远都不可能战胜“真善忍”这一宇宙大法和贯穿万事万物的根本特性。罗干之流蓄意已久的镇压，已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犯下滔天罪行，等待他们的将是上苍的惩罚和历史公正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