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 在七月一个阴霾的早晨，李国强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

这是在政府镇压法轮功运动，将其定为邪教的一周年即7月22日的两个星期前。李先生知道会有许多外地的法轮功学员来北京抗议镇压，他准备去帮助他们。他一个人在熙嚷的广场上侦察，向大家提供警察，特别是便衣出没的消息。

“这是我自己的主意，”李先生说，他两个小时的巡逻不断地会被需要帮助的全国各地联络网的法轮功学员发来的传呼机信号打断。“每个人都是自己决定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是我所能做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许多人不禁想，法轮功学员是如何抵抗政府严密而沉重的打击的。与11年前对天安门附近反政府示威者们的大屠杀不同的是，这一镇压有精心部署好的便衣及特务的介入。

但是法轮大法抢先一步，这要感谢传呼机和公用电话这种非正式临时联络网的作用，使法轮功学员能够借此互相沟通。李先生，这位失业的会计师，是联络人之一，他为法轮大法保持生机所做的一切，使大家尊称他为李大哥。

法轮大法坚持它不是宗教，而是一个通过炼法轮功来增强健康和提高道德水平的团体。其道德教义来源于现居美国的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这位李大哥和李洪志先生不是亲戚)。

当局指控这个团体是一个严密组织的运动，利用象李大哥这样的“第二梯队”来保持生机。政府声称法轮大法提倡炼功不主张吃药而致使1500人死亡，想以逮捕中国的法轮大法负责人及数千名其他学员来击垮这一团体。如果法轮大法只是一个想促进民主进程而与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团体之一，那么政府现在所投入的力量早已将其击垮了。

松散的基层

法轮大法不象政府想象的那么简单。他是由可以随时互换的自愿联络者所联结的非常松散的基本成员所组成，表现出很强的感召力，能使学员们放下他们的工作和人身自由来援助那些被逮捕的负责人和学员。在过去的一年中，李大哥和其他人学会了如何对付当局的安全设施。经验使他们能够躲避安全部门对手机和电子邮件的监控。中国20年来的变化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利用XX党管辖之外的、不能被监听到的、没注册的住所，不受任何人控制的出租车司机，及由于国家整体的混乱使政府不能控制一切的状态。

到了天安门，李大哥的传呼机响了，是要求打给北京一个公用电话的信号。李大哥转了一下他那黑色的单速自行车，停在一个银行前的马路边的公用电话亭。一群骑自行车的人擦身而过。所有的电话都被占用着。

躲避监控

经验使他控制自己没有用手机，因为不仅谈话会被监听，就是打开手机本身都很危险。因为安全人员会知道信号是从哪发来的。象北京这样的城市，很多人有手机。这意味着几条街之内就有信号发射点，警察可以满城市跟踪李大哥。

几个星期前，李大哥的一位助手在用手机安排一次会面时，差点儿被抓。由于他不太懂安全措施，他来到约会地点，发现有很多可疑的人。尽管他跳上出租车离开了，两个要和他会面的成员却被拘留了。

终于有一个公共电话空出来，李大哥去打电话。听话筒里传来了兴奋的声音--一位东北的学员到首都来找人，帮她往国外发一个电子邮件。这位自称为陈女士的学员说一位十几岁的法轮大法学员试图摆脱警察而跳火车身亡。象许多头次来京城的法轮功学员一样，陈女士是从朋友的朋友那里听说李大哥的。李大哥对她一无所知，和她谈了片刻，知道她不是警探。他答应当天晚些时候见她。“通常你可以分辨一个人是否是真的学员，他们会讲出警察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他们有一种诚挚的神态。”他说着，登上他的自行车，在闷热中继续沿路向前骑着。

陈女士前一夜在公园露宿，很想找一个住处。学员们过去经常住在李大哥那儿，但他北京东郊的三室公寓有时会被警察监视。象多数的镇压之后继续炼法轮大法的人一样，陈女士被解雇，没有什么钱。多数学员通过同修慷慨的援助能在消费很高的北京生存。

管闲事的人少了

对李大哥来说，庆幸的是，住房不再被共产党严格控制。几年前，住房还是由政府控制的工作单位来分配，管闲事的清洁女工坐在电梯里，观察出来进去的人。现在，房屋商品出售，人们搬来搬去，没人知道谁住哪里。一位以前在纺织厂工作的学员有一所多余的公寓，李大哥认为陈女士住在那里不会被发现。

当李大哥骑车到天安门广场的北部时，便被淹没在上千个骑自行车的人流中。穿着条子短袖衬衫，黑色化纤裤子，整洁利索，他的脸上经常露出宽厚、轻松的笑容。他倦怠和遥远的目光会突然间明亮起来。他用脑子作着记录，“那儿和那儿，”他说，“在入口和地下行人通道都有警察。”

一天侦察回来，骑车经过北京工人体育馆，李大哥在找一个没有用过的公用电话。他担心如果经常用家附近的公共电话打电话，偶而跟踪他的便衣警察就会注意和窃听这些电话。

他的BP机响了，他停在路边去打电话。是一个广东省的学员，到北京来帮助远在北京的本地区的学员生存。她带着听不懂的地方口音和警觉。这位妇女争执著要去天安门抗议---这一行动总是以被捕和无条件拘留而告终。最后，她决定广东更需要她，在那里她可以作为和北京联络的联系人。

旧结构的解体

镇压之前，法轮大法有较完善的组织结构。各省有“辅导总站”，各市有辅导站。还有帮助教功、卖磁带、书籍以及在公园等处联系炼功地点的辅导员。旧结构很快被公安局破坏。内线给公安提供了辅导员名单，他们很快被逮捕，有些被判长达15年徒刑。

新的结构靠一般学员之间的个人联系，则要灵活得多。如果那位广东女子象前几次那样被捕， “李大哥”会找另外的人通电话。同样地，如果他被捕，北京还有别的活动者。电话号码在信得过的学员之间广为传抄。

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交换基本情况。哪里警察活跃，谁出狱了可以找到等等。再就是交换受警察折磨和抗议的故事以增强信心。那位32岁白面细声的已失业的广东英语女教师在回去之前与“李大哥”见面时，说明了回去的理由：“应该告诉学员，其他学员正在抗议，这会给他们勇气。”现在，该女子正打电话来说她已平安返回，并打听新消息。“李大哥”告诉她，每天都有示威，虽然有时只有几个人能到达天安门广场。他用的是电话亭的付费电话，谈话结束时，因亭主在场，他不好明说就讲到：“仍然有很多朋友来市中心，我们仍很活跃，告诉大家我们在北京很好”。

挂上电话继续前行，他现在正通过首都的酒吧区，一条小街道两旁排列着Durtyellies, Nashville 之类名字的酒馆，入夜则有酒客妓女出没。他认为他的冒险是值得的，因为他的信仰与这种堕落形成鲜明对比。他觉得他参与的是一种恢复被几十年共产主义攻击毁坏的人民的信仰标准的努力。就在不久前，李先生对这样的精神追求还毫无所想，他求的是现代中国象征成功的升官和出国。他是一家纺织厂的会计，已婚并有个12岁的儿子。然而去年初他听说了法轮大法并开始炼习，开始出于好奇但随后兴趣大增。

去年十月，“李大哥”被迫决定法轮大法对他意味着什么。迫于其上级压力的国营工厂的经理们告诉他必须停止炼功。他的决定很简单：辞职。此后，他的时间都用在做临时工和帮助这项运动的生存上。目前靠每月相当于40美元的救济金生活的他说，中国有个著名的警句：“大隐隐于市”。为此，他的生活简化到最简单衣着，只有一件奢侈品：防止烈日曝晒的镶边太阳镜。传呼机和打电话都很便宜。

以前上班时他已经买了无线电话，但现在很少用。加上他妻子在工厂作职员的工资，他家的开支勉强维持。

李大哥平静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需要愿意作好事的好人。生活是对你能否做好人的考验。”不得不解释自己的信仰使他有点为难。传呼打断了他的话，是另一位广东学员需要同修去机场接机。李大哥很快叫来一辆法轮大法成员开的近年来流行的私人出租车。司机答应不收钱。另一件小事算完成了。被逮捕是随时可能的。为保险起见，他遵循一些基本规则。与人会面只有几分钟。电话简短含糊。只在见面时交换信息。在支付能力之内，频繁更换传呼机，过去四个月他曾换过三个传呼机。因为一旦警察发现他的账号，就能发现账上的传呼内容。

撒谎是不道德的，所以学员很少否认自己是炼法轮功的。很多人在警察问他们是否属于法轮功时被逮捕。例如，颇为常见的是，炼功者为抗议到了北京已身无分文，在离天安门广场几步之遥时警察问一个简单问题：“你是炼法轮功的吗？” 就阻挠住了他们。

一个关键方法

到现在已有两天了，他一直苦恼他是否该去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事。一定程度上说，法轮大法学员对付公安局的关键方法是他们行动的随机性。虽然某些周年日抗议强度增加，抗议者几乎每天都去广场，驱使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的良心。李大哥的良心告诉他去广场。他说：“我觉得我有义务让政府知道镇压是错的，但如果不进监狱，我也许更有用。”

他在权衡哪种作法更好，唯独没有考虑选择什么时间的问题。但他决心要去的日子恰巧很好。两天后，他将去天安门，以法轮功的姿势盘腿静坐，进监狱。因为距离7月22日还有一些天，法官不会判处与7月22日周年抗议的人一样的重刑。但15天也足够长到使他亲眼看到北京监狱装满数千名周年抗议者。他的妻子将绝食。他将看到同监狱的人被打昏死过去。七月末，他将获释。但目前，当他下车喘口气，他只知道：是轮到他证实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了。正是接近黄昏的下午，除了“李大哥”的声音之外，一切都淹没在蝉鸣中，“你知道我的决定，等出来的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

(2000年8月27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