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艰难地迈出了这一步。本来还在计划着要制作横幅，选个日子才走出去，工作却突然变得异常繁忙，然后是老同学们热情地请我吃饭，要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身体也出现消业的情况（由于长期不修口，虽被同修多次指出，仍然不肯悔改，所以舌头上出现溃疡，吃不下饭，说不出话；还有一天是上吐下泻发高烧），从表面上看都是在拽着我的手和脚让我走不出去，但在经历这些事的过程中我深刻的悟到这些都是点化，看看我的心到底在法上还是在常人社会上还是在治病上。5月29日晚上，家里打来长途电话，开始是我爸骗我说我妈病危，我指出以后，我妈就直接在电话里大哭，我当时有点沉不住气，含糊了几句就放下了电话，相约晚上再说。走了几步路立刻悟到：这个时候不从人中走出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当天上午就同领导当面谈清，并把工作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下午就昂首挺胸直奔天安门。当然，横幅没有作好，我选择在广场上炼功。

傍晚的天安门广场上凉风习习，放眼四望，除了游人外逡巡的警车格外引人注目。我当时的感觉有点象旅游，没有悲壮的感觉，只是觉得一切都是自然，水到渠成。在广场上转了几圈，选择打坐的地方，总也找不好，或者是心里没作好准备，或者是怕我的炼功会不会破坏游人的兴致？后来我就在心里默默的背“真修”：“…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线。”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呢？想到这里，心也就定下来了，两眼一闭，坐在了广场的正中。此时感到法轮在小腹部位微微的旋转。

过了大约五分钟，警车赶到，紧靠着我的后背停了下来。警察在后面用“相当柔和”的语气说：“别炼了，穿上鞋，上车。”我没有反抗，面带笑容，看到前面很多游人都在朝这个方向看，议论纷纷。再以后，我就被送到很多同修都提到过的天安门公安分局。

分局的警察好象对这一切都司空见惯了，一名警察看到我经过时说：“这些大法弟子个个都……”，言外之意应该是说弟子们进门时个个都面带微笑，神情坦然吧。一名警察把我领到一间房间，我就坦然的坐到警察对面，回答他的提问。警察问：“你是什么地方来的？”，我说：“在北京工作，算是北京的吧？”警察：“不行，户口所在地。”我说：“这件事不能告诉你。”警察：“那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大法弟子。”警察：“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我要是告诉你，你好去抄家。”警察：“我们肯定不会那样做。”我说：“是你们公安做，谁都一样。”警察：“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我们应该互相尊重，我尊重你，你也应该尊重我，配合工作。”我默不作声。警察：“你是什么学历？本科？硕士？博士？你是教师吧？”我说：“你慢慢猜，有时间。”他又试探性的问了很多问题，我就直接告诉他：“别再套了，我到这里不是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是来护法的。直接把我送进监狱，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行，砍头也行。”警察：“你想进监狱，你以为你是谁，我们这里是不抓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要是把你们都抓进去了，那些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怎么办？我们也不打你们，你们一个个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我们一打你们，就给你们德，你们也太自私了。”后来我就将前几天北京市大法弟子梅玉兰在狱中死亡的事告诉他，他也无话可说。我说：“我们这么多大法弟子放下生死，来北京干什么，不就是告诉你们真相吗？”警察无言。

后来把我关在铁笼子里，里面已经有了10余名不讲姓名的弟子，都是在广场上打横幅的，经历大同小异，都没有挨打，只是问了一些问题。我们在里面背“论语”，背《洪吟》，几乎是片刻也不停。

到晚上9点多的时候把其中5名弟子叫上车，开始我们以为是要进收容所，结果到收容所后，把同车的两个疯子关了进去，我们5人和另外两个疯子被送到远远的荒野，就地释放了。后来听说其他弟子也都在天安门就地放了。

回来以后同功友交流了以后才知道，前几天有一名弟子到天安门打横幅，被打得半身青紫，昏死过去浇上凉水接着打也未报出姓名，被扔到野外后，警察担心她被打死，第二天一大早开着110去看，结果我们弟子已经不在那里了。从那以后到我们今天为止，天安门的警察便不再打我们了，而且释放得越来越快，开始还要关一、两天，后来象我只有几个小时就放了。我清楚地明白，以前的弟子付出太多了，路已经被踩出来了，而我们这些迟迟走不出来的弟子还在犹豫、彷徨、疑惑，同师父讨价还价。我们太渺小了，天安门的警察也说：“你们这些后来的人是来摘取胜利果实的，你们看看你们春节时来的那些人！”

师父的正法是必然的，从中要考验弟子的心。不要再为自己找任何走不出来的理由了，连天安门的警察--常人（我还遇到过其他常人）都已经看明白这个理了。我们这些自称是大法弟子，是从高层空间下来“助师世间行”的宇宙大法的修炼者该如何面对自己当初的诺言呢？

插一句闲话，那两个同我们一起放掉的疯子，非常乐意同我们在一起，有一个经过劝说离开了，另外一个，无论如何跟定我们了。一名弟子后来花了2个小时才甩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