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人中走出

弟子修得不精进，在不紧不慢，时醒时睡，用法衡量着别人的状态中走了一年。去年的四二五事件后，我才猛的醒了起来。我想还有什么别的力量能使长期深受政治斗争所害而筑起厚厚的自我保护的壳，正义感和良知变得麻木的中国百姓做出如此无私无我，纯净平和的举动呢？我更加强烈感受到了大法的法力，庆幸自己能身在其中被大法溶炼。722事件更是使我震惊，我不甘于只从大法中得到而不付出。我是在大法中受益的一员，做为明白事实真相的我，我不说话谁说话。如果我保持缄默，是对谎言的认同，是对不明真相的常人的不负责任。我要为大法证言。从使馆前的请愿，到马路上的弘法游行，一次次的参与中更是明晰了认识：真修弟子不存在政治的概念。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避开常人社会的矛盾，而所发生的事的表现形式又和常人所遇到的没什么两样。就和平请愿的行为本身来说本来就是合法合理的，何况目的和形式上都是符合真善忍原则的，只是因为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地方及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而被外界赋予了一层政治色彩，正如我们不是宗教却总被外界误解成宗教一样，我们不是在搞政治却因受到政治舆论的关注而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政治事件。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破除了这层观念，我无阻碍地投入到了护法弘法的活动中。

随着国内的对大法镇压的一步步升级，心底里那个朴素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回北京上访。然而大脑里很多的思想也在忙碌着：博士论文交不出毕不了业怎么办？指导老师怎么看？公司，周围的日本人怎么看？会不会破坏大法在常人中的形象？……。

12月香港法会的参与后，对这个问题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符合常人状态的限度如何掌握？我们的修炼在常人的环境中进行，为了对自己和社会负责，我们不制造和常人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可是修炼的最终目的是脱出常人的层次。所以我们又不避开常人社会的矛盾，在矛盾中，在明明白白的情况下，我们修去人的东西。“世间的舍尽对在家弟子是渐渐去的执著”。“珍惜你们人是因为你们能修炼”。在“道法”中，师父明确指出了我们人的这一面的问题：“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魔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人为地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现在的这个人为制造的矛盾是针对大法而来的，每个真修弟子如何置身其外？如果说在以前的默默无闻于常人社会中的平和的修炼环境里我们在和常人的关系中首先是个个体而后是个修炼者，那么现在这个把我们从隐于常人中推向世人瞩目的舞台上，我们首先代表的是大法，而后是个体。如果从这一意义上去考虑个人的修炼形式，我想首先是坚持真理，不屈邪恶，不畏强权，舍身取义，无私无我的正觉的大手笔的表现。

从香港法会回到东京，当听到迎新世纪天安门炼功的倡议后，我的内心毫无阻碍的下了决定。我要回北京，将我的声音最直接，最快地告诉世人。做出这个决定后，我十五分钟之内便顺利的确定了机票的去向。我大致安排了学校和工作的事。走之前的晚上在整理行李时，我一下子看到了丁延的那篇“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的这几个字，一瞬间明白了此行的意义，泪如泉涌。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睡着了。醒来后，看着车窗外的景象，一下子明白了老师讲的我们这层空间是在“表皮”，“外壳”这层的意思。

二 踏上归路

12月28日，我们同行3人一起踏上了去某市的旅程。在飞机上我们旁若无人地看着大法书时，周围警觉而戒备的目光才使我们初次感觉到国内环境的严峻。接踵而来的是同行的学员在过海关时被截留了，我意识到我要加足马力迎接那一关关的到来。为了准备博士论文，我有一年半没回家。我记挂着7岁的儿子，为自己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而歉疚，和自己没尽到母亲的责任而自责。一想到他那孩童的纯真将在这肮脏的地方被污染，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得法啊。我的母亲，因修炼大法去除了疾患，但现在屈于周围环境的重压，不敢堂堂正正的炼功。我这次带着交流的资料，希望能帮助她和她周围的弟子从法理上认识到这个环境的意义。我决定在去北京前回家一次。我对同行的另一学员说让她在某市等我。也许回家面临的这一关太大，她忽然提出要和我一起回家。我的家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唯一工具是长途汽车。中国南方冬天的凌晨，湿冷得透人心骨。回家的路途是意想不到的艰难。所遇人心的险恶，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同行人发出了“难怪说东土是出大德之士”的感触。在车上，当看到司机向一农妇高价索要车费，农妇哭诉着说刚从重病卧倒在医院的丈夫身边回来，由于支付了药费而无钱支付如此高的车费时，我流着泪帮她付了车钱，拿出我们随身携带的两本大法书中的一本，对她说：我们现在只能帮你这一点，但真正能救你的是这本书，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在车上乘客的一片感叹中，我们拿出了大法报纸和网上打下的资料，传给大家看。

一直向乘客高价索要车费的司机不久把我们和其他乘客扔在半路上，我们又转了几次车，辗转十几个小时，晚上终于到了我父母家。

交通事故动了开脑颅手术的父亲躺在床上，因看护父亲而身心疲惫的母亲哭诉着对我说：别人可以去，你不能去啊。你不为我们想，还要为你那可怜的孩子想。姐姐试图用名利功成的我的同学们的例子来影响我。意识尚未完全清醒，固执骄傲的父亲似乎明白了我回来的原因，留下了一行行老泪。孩子那因寂廖和受伤而心扉紧锁的神情使我辛酸。我能读懂这一切，我也明了自己对他们的责任，然而我心坚如磐石。晚上和孩子共渡的时光使他感受到母爱的温馨，在温暖的被窝中给他读完了修炼故事后，我问他如果妈妈被警察抓了被逼放弃大法的话，妈妈应该如何回答。孩子说：你应该坚持修炼下去。我留恋和儿子共渡的温暖时光，更希望能在他身边用大法滋润他那纯真的心灵，但我知道我必须去履行我那誓约。

第二天凌晨，告别了我的家人，我们踏上了回上海的路。当晚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夜晚一个旅客不经意的一句话：新旧世纪交际的凌晨人们都因该往家奔，深深触动了我的心。

三 初上天安门

除了听说当晚天安门有集体炼功的活动外，我们一无所知。31日早，安全到达北京后我们找了一家离天安门最近的饭店住下。晚上11点，我们跟服务员要了些旧报纸，带上来之前买的小录音机。幼稚的我们没有去预测此行的结果，连房间未退就心情激动地出发了。到了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警察和警车。我们绕着天安门广场转了几圈，终于看到了几个日本弟子的身影。可是大家似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都在等待着12点的到来。我们找了一块靠长安街最近的，周围站满游人，写着2000年字样的石碑前坐下等。12点差5分，传出临时升旗，游人都往旗杆下跑时，一批海南的弟子向我们作了合十的手势加入了我们。我们20多人都焦急地等待着那熟悉的大法音乐。12点到了，没有任何炼功的迹象。我心里便折腾开了：也许大家都在等。可我们来这不是为凑热闹，不是为闹事，只是借助这个形式站出来为大法说话。不能总是让外在的力量推着我们走。这时候，我听到身边的一位学员说：开始炼功吧。我马上将带来的报纸在地上排成三排，自己就地坐下，掏出怀里的录音机，按下了按钮。音乐太小，我就大声地叫着口令，打着手印。激动的心情告诉我自己修得还有漏。游人将我们二十多人围住，眼前一阵阵地闪着闪光灯。接着向起了警笛声和警察冲进来抓人的声音。我闭着眼打坐不为所动。几个警察将我抬上警车后，我又下了警车，穿上鞋，盘上腿，重新坐下。他们把我踢倒在地，几个人在我身上踩着，我只有一个念头：尽量拉长时间，让世人目击他们的暴行。

他们把我在地上拖了有十几米远，拖向警车，车上的警察拉着我的羽绒服帽把我往车上拽，车外的警察对着我的后背，将我踢上了车，关上了车门，开动了警车。

警车将我们一行人拉到天安门派出所。我们持国内护照的和国内的弟子被关在一起。弟子们大声背着经文和《洪吟》。我连论语都不会背，惭愧难当。许多国内弟子为了留在北京继续上访，不透露姓名而被毒打。我看到一个外地弟子被打得脑袋上有鸡蛋大的肿块，双眼的淤血已变成黑色。警察把她叫作“熊猫”，禁止她使用厕所。在当时的心性层次上，觉得个人承受个人的难，没有想到要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一位北京的弟子因带领大家背诵经文被警察叫到前排，警察抓着她的头发往栅栏上撞，我站在她的旁边，竟然任由她被打。当她被打第三下时，我终于无法忍受自己的冷漠，流着泪上前挡住了她。警察说你哭什么。我说我能看出你是有善念的，我为你如此放弃你的善念而感到难受。他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和我们聊天，忽然说：你们说，如果我现在炼法轮功，你们李老师还会要我吗？大家同声回答：当然要。佛看人心，善念一出，震动十方世界。另两个警察对他说：你站远点。你再和他们聊下去，呆会儿你也得进栅栏里去了。

这时候不断地有大法弟子被抓进来，。一个个带着坦然而轻松的笑，我看着他们的脸感动得流泪不止，心底里有个声音说：神来报到了。

次日中午，我被单独带出，上了一辆警车。我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丝毫概念，笑着和他们打招呼，聊天。到了东城派出所，我理直气壮地说：我要通过你们向政府反映情况。你们不能不让我反应情况就放我走。几个小时后他们开始了对我的审问。他们问：为什么要来北京？我回答是因为要向国家反应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问：不知道国家已定了邪教吗？我说：就是因为国家定了邪教，我才回国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的。他们说：国家定的法律必须服从。我说法律是人制定的，所以可能会有错。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有误，就必须及时更正。作为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我修的是真善忍，首先必须说真话。作为一名公民，看到国家犯了错，我有义务向它指出，否则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

他们问：你不知道你是在犯法吗？我说宪法给我信仰和向国家反映情况的权利。你们所作的恰恰是执法犯法。他们又问：你不知道你会被抓的后果吗。我说，我怀着善意向政府直言，也愿意给政府一定的时间了解真相，为此我愿意承受我个人将遭受的任何对待。他们无言以对，最后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当晚，我被警车送到了号称“亚洲第一看”的东城看守所。送我的警察离开前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好人。还安慰我说：不用怕，里面关了你们很多法轮功弟子。

四 修炼环境

进去的第一关便是搜身，在众目睽睽下脱光衣服。我想这是一个好的象征：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已从人中走出，剩下的就是一层层的剥壳了。我被带进了第二看守所，犯人们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是大法弟子吧。我觉得无比荣幸。因为我的存在首先是一名大法弟子，我的一举一动就是在证实大法啊。我那神的一面一下便得非常清醒，我对自己说：坚持我的神的一面，修去我的人的一面，再大的关，我也能过。这里与世隔绝，和外界相比在物质方面是最多的被剥夺了。而在精神方面，被当作犯人的对待，普通犯人相互的勾心斗角，又是一个最尖锐的环境。开始的一个星期里，我还对食物产生出难以下咽的想法，记挂着未完成的论文，因我的下落不明而煎熬的家人，未打辞职招呼的工作场所，未向其说明情况的奖学金财团，甚至即将过期的机票，盼望着能早点出去。当我意识到对修炼人来说这正是一个最好的吃苦修心性的环境时，我放下了心，踏踏实实地修，严格的要求自己。在平时的环境里总是无法去掉的对味觉的执著和身体的惰性，竟是那么容易地过去了。我感到了以苦为乐的乐趣。普通的犯人对我们的愉快轻松感到不解，问我没有失去自由的痛苦吗。我说已解脱生死的修炼人是大自在的，没有被束缚的概念。

在朝夕相处中很多犯人也因此得法。当我们在一起讲大法时她们都爱围着我们听我们讲她们“这一辈子从没听过的话”，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向往。有的说：我出去一定要学法轮功，有的说：我再也不干坏事了。有一个说：同在监狱中，我觉得你们为捍卫真理进来生命才有价值。我出去后为你们发传单。当晚她出现了消业反应。晚上看电视的时间，她们跟我们学打坐。隔壁的一个犯人已是“四进宫”，在里面得法后，对管教说：你们关了我多少次，用尽方法，也没改变我。这次是法轮功将我脱胎换骨地改变了。如果我下次进来，一定是为法轮功而来。一个判了死缓的犯人在闻到佛法后，梦见师父送她一个枕头，上写金光闪闪的八个字：佛法度人，用心良苦。另一个犯人梦见大赦，条件是会背《洪吟》而不是会动作，第二天一起来就拉住大法弟子要学《洪吟》。

也许是师父安排，一个星期后，我和另一位国外的弟子被转到了8所。就在我们为不会背法而陷入了消极状态时，从7处转来了10月25日上天安门城楼打横幅的15位国内弟子中的3位，一下开创了学法的环境。大家利用坐板的时间，在一起每天把所有会背的经文、《洪吟》学一遍。没有笔，用牙膏皮，没有纸，犯人收集了买的饮料瓶上的小纸条，硬是把30多篇经文和72首洪吟给默写了下来。我们学法时，犯人也静静地听，我们背法，她们也一起背。当听到“世界十恶”这首时，她们就说：难怪他们要害你们老师，你们老师说得太对了，一针见血，刺到了他们的痛处了。进去时连“论语”都背不上的我，到1月31日被释放时已背会了20多篇经文和72首《洪吟》。

国内弟子遇事处处以法衡量，在生活上处处考虑对方，在对法的认识上又毫不保留的指出对方的问题。一次，晚上坐板的时间，同修们都在打坐我却在津津有味地看电视，还不时地评论两句。之后一个东北弟子对我说：我们在这不是为了过日子的啊。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对法的认识一天天清晰起来。

每次提审，我都感觉到是在考试，考我对大法的正信，考我的善心，考我圆融的智慧。从中我发现了自己很多颗心：怕心，私心。从来没有那么后悔过平时不精进。“书到用时方恨少”。每次提审后回去和同修一起交流，一下找到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有一次谈起我们走出来的意义，一位同修说：其实我们走出来，才是开始了真正的护法修炼。那之前是学习打基础的阶段。我渐渐学会把每次提审当作最好的弘法机会，把审讯员当作最好的听众。开始是怕提审，后来是盼提审。最后一次提审没等问我，便说：死不改悔，是吗？我说：死不改悔。他说：把你拉出去枪毙了。我说那是你的事。他说：你不爱你的家人吗？我说：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父母。但为了真理，我愿舍弃一切。在问到我出去后打算上哪儿，我被问住了，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关，我说还没考虑这个问题。他说你必须考虑这个问题。我说那就回日本吧。他于是带动我说：因为要完成学业，这次出去后直接回日本，不打算上访了，对吗？我仍然没意识到自己的心性问题，常人心被他带动着，认可了他的说法。可是心里总觉得哪儿不对。有一天我把自己的疑问提了出来，同修们给我指出我的心性层次的局限。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难受极了。那是我进去后最难受的两天。

几天后，我便被释放了。那天，提审员对我说：我不希望再在这儿看到你。管教对我说：回去后好好在日本炼，别再回来了。出了看守所的高墙，30天来第一次在太阳下行走，我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那是他们用常人心想带动我呀。为什么他们能用常人心带动我？那是因为我身上还有被常人心带动的物质呀。我出了一念：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交上一份更好的答卷。

五 再上天安门

我怀揣15位天安门城楼打旗的弟子的公诉书出了看守所，不知要上哪儿。回到北京城，给家里打了电话。父亲接的电话。他身体已完全恢复，告诉我孩子很好。我给在看守所认识的一个大法弟子打了电话，她不在家。我只知道她家所在的地铁站，却在地铁旁的餐厅里和她撞了个正面。那时她正和另一位大法弟子商议着给1月28日被判刑的15位弟子请律师上诉，作无罪辩护的事，而我把公诉书交到了她们手里。她高兴地告诉我除夕夜天安门大炼功的活动，毫无疑问地把我列入了此次活动的行列。我那人的东西开始阻挡我向前的路：你的签证还有十来天到期；你这次再去，便意味着无法回日本了。我那本性的一面知道她是对的，不容我退却：每一次让你听到这样大的活动，都是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看你是选择法，还是选择人。她积极安排我和北京学员交流，希望更多的人能借这次机会走出来。我想到的却是自己，我渴望炼功，渴望看大法书。当我带着许多疑问翻开久违了的《转法轮》时，第一句打入我心里的就是：“到了高层次上修炼，特别是我们的功法是自动的，完全都是自动的修炼。你只要提高你的心性，你的功就在长，你甚至于不需要做任何手法了”。我放下了我的那颗心，和她四处奔跑，和学员们交流。所去的每个地方似曾相识，我感觉自己就是那天象变化下的一个正在动的小分子。我给日本同修打电话，告诉她们我的决定时，又遇到了一个关：如果签证过期考虑到要办理学校和搬家的手续很麻烦，她们劝我先回日本。我那人的一面还想作最后的挣扎：可否通过学校开证明，补办反签手续？我被告知：很难。我的心里一下又冒出许许多多念头：去天安门这颗心是为了维护大法，可这后面藏着颗补考的私心；担心签证过期无法回日本这颗心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可这之中也有着为他人考虑，为常人社会负责的心。我无法分辨那最根本的问题，搞的我很累。

在一次和学员交流的时候，我又把自己的疑惑提了出来，从先后两个学员那里得到了一样的回答：坚持那颗最纯净的心，在实践的过程中把不够纯净的心去掉。我找到了答案：舍尽。我要把生命投入到大法这个大熔炉之中，让法的威力融化掉我身上的肮脏。这之后我很自然地得到了一幅大法轮的横幅，写着：法轮常转。我给日本的同修发了电子邮件，告诉她我做好了不再回日本的打算和物品的处理方法。当我出来后第一次打开了动功音乐，那熟悉的音乐沁入我生命深处，泪水一滴滴地洒落下来。我知道此行后也许再也看不了<<转法轮>>了，再也不能在那祥和的音乐声中演示那美好的动作了。我给自己留了一天的时间，如饥似渴的看着大法书籍。除夕夜，我和八个素不相识的弟子走到了一起。我构思好在审判庭上的陈述词做好了一切入狱的准备，走向了天安门。

11点，在靠金水桥一侧下了车后，我和这之前素昧平生的一位弟子走到了一起。广场上人影稀疏，却布满了警察和警车。我们决定就在原定时间12点整在金水桥前打开横幅。在满是警察的金水桥畔和天安门城洞里我们徘徊了一个小时，每走一步都是危险的陷阱。和警察正面交锋了四次，感觉就在刀尖浪口上走，承受力在不断加大。11点55分向起了警笛声，驻扎在城洞里的武装警察开始集合向天安门冲去。天安门广场开始戒严。我们走向金水桥，12点整在金水桥前打开了一红一黄的两面横幅，两个大法轮旋转在天安门广场，将大法的威严展示在人间。那一瞬，一切都空了，我的心中一片宁静，神圣庄严，通天彻地。半分钟后，一大群警察冲了过来，殴打的过程我不再详说，我只有一个念头：将大法的神圣尽量长时间的展示人间。当我们被警车带到天安门派出所楼上时，我还没弄明白那落满一地的头发是怎么回事。

在审讯室门口，两个警察向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在审问过程中，对我被释放后在北京的住处和旗子的来源，我表示有保持缄默的权利。提审完后，我知道这次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我和其他打横幅的弟子一起被关在地下室。通过警察的嘴我悟到老师点化针对法而来的难不能当作是弟子个人的业力。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承受，改变了整个场。而当我们在这过程中被自身的魔性带动出现激烈的行为时，老师又通过警察的嘴点化我们在任何情况都不能脱离”真善忍“一点点。第二天下午，当其他的一起打旗的弟子都被带走后，警察叫到了我的名字。

六 不为人制

出乎我的意料，警察将我交给了我原籍所在地的驻北京办事处的人。他们除了对我从日本回来到北京选择蹲监狱的行为感觉不可思议，对我并无恶意。将我带到北京郊区他们的一个所在地后，对我进行了一番意识形态上的无力而喋喋不休的轰炸。我无法掌握他们的思维方式，就用善心和他们交往。他们对我不理解但友好，然而晚上的一个电话使他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告诉我第二天一早必须将我遣送回当地，并加紧了对我的看管。晚上又累又困的我沉沉地睡着了。凌晨，我被头上的一丝寒意弄醒，抬头一看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门露出了一条缝。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走。然而疲倦和寒冷使我不愿离开那温暖的被窝，想象中的被抓场面又使我觉得自尊受伤。主意识使我马上明白后一个想法是人，我下了决心：走。

在黑暗中我四处查找出口，然而前后门都被锁上，窗户也被钉死。我叫醒了睡在厅里的人说要上厕所，乘他们去开后门时找到前门的钥匙，开了铁锁原封不动挂好，打算找机会溜走。他们押着我上完厕所，回到房间后，我失望了。要将我遣送走的人已经到了。他们叫醒了房间里的人，对我说8点就离开，便回去准备了。这时候我又斗争开了：外面就是大路，门就在那，一步之遥。跨不跨？厅里还睡着一个人，我趁其他的人回身进房间的一瞬，鼓足勇气跨出了门。我想能拦到出租车就好了。我对自己说：镇定。然而害怕还是使我跑了起来。这时他们在后面叫了起来，我回头向他们招招手。跑进了一个拐弯处想躲一下。一辆出租车从我身边开了过去。我一下明白了：师父是让我堂堂正正的走啊。

该发生的，我就去承受。这时，一辆面包车在我身边停下，把我带出去几里地后，帮我拦了一辆去北京的出租车。我到北京在电信大楼下车后，前后的车费正好是我自己仅剩的30元人民币。我这时只有两个想法：寻找国外媒体；和学员交流。不认识记者，我就在街上碰。我给北京的弟子打了电话，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做了这两件事。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我从容而宁静。危险和不安已离我远去。和学员的交流也有了一层新的含义。2月11日，我踏上了回日本的旅程。

七 共同精进 前程光明

跨上日本的土地，仿佛重又回到了人间。然而一切对我已有了不同的意义。我心中充满了感谢，感谢师父赐予我的这个修炼环境，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精进的道路。感谢在北京结的每个缘，了的每个愿。感谢给予我弘法机会的警察，提审，管教，犯人，感谢良知尚存的生命发出的每一个善念。我不把自己看作是英雄，也不把自己当成受难者，我知道自己从未付出什么，我叹息我得到的是我生命的永远都无法回报的，我惭愧我有何威何德承受师父那洪大的慈悲。我知道我的生命和法息息相关，我的心和法紧紧相联。我体会到了生命的纯净美好，坦然从容。我要用我觉悟的本性助师世间行，和同修们齐心协力一起协助师父转动在人间这层的大法轮。我忘不了在看守所里同修做的一个梦：饺子煮好了却迟迟不装碗。师父说：再等等吧，还有一个弟子没有到。“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师父等的是所有真修弟子返回家园。愿大家在回家的路上携手共进，以大勇猛之心奋力向前，直至圆满。

日本弟子 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