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从我身上搜出法轮章，于是我们被关到了一所学校的教室内。里面关满了各地的大法弟子，都是进京被抓进这里的，将被分批拉回各单位。我在傍晚的时间上厕所时，偶然间发现墙不太高。我当时立刻想到我要出去上北京护法，不能被他们拉回去。于是我一看没人注意，我爬上了墙头，翻过墙去。没想到外面又是一层又高又大的墙，上面还有玻璃渣子。我心想，时间一长警察发现我走了马上会追的，怎么办？不能这样束手就擒，堂堂正正的走出去吧。正念一出，我就主动上前去推看门人的房门。没想到我手刚一碰到门就开了，看门的人好象要去解手，我俩正好打了个照面。他吃惊的问：“你，你是干什么的？”我笑着十分平静地回答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神奇的事情就在一瞬间发生了，那人一听法轮功就低下了头小声说：“你要干什么”？我说：“请你给我开开门，我要出去。”那人竟然再也没问一句什么就说“好、好”。急忙穿好衣服找着钥匙给我开了大门。

我出了大门，叫了出租车送我过了黄河大桥，来了上石家庄的车。我上了车，到了石家庄，那儿控制的更严。上北京的客车已两天不准发了，打出租车去北京得花900元，还得有身份证。我的身份证早被他们没收了。我当时就只有一个信念：反正我一定要去北京。心想：客车不准跑，货车总行吧，所以，我就租了一辆货车，花了650元钱，司机把我送到房山区。我又拦了一回大卡车，花了15元，又花了140元搭了一辆出租车，几经周折，我终于于7月23日晚8：00多来到天安门广场。

在北京的十二个日日夜夜，我和全国各地大法弟子经常切切磋交流，怎麽做。我发现有不少弟子生活有困难，我就从我已不太宽裕的钱拿出120元，给了2个同修。自己每天只吃1.8元的馒头（每顿2个0.30元/个），一碗稀饭，吃点咸菜，渴了上厕所、工地喝自来水。晚上睡在公园长凳上，下雨就睡在屋檐底下。十二天内在那酷热的天气里我仅花了二十多元钱。这是常人根本做不到的。也不会相信的。到8月5号在天安门广场被单位抓回时，我身上还剩100元钱，立即被他们没收。回去后把我关押21天后放出。

一月后我又和我乡部分学员悟到：要遵照师父讲的：“堂堂正正地修炼”，不能叫常人牵着鼻子走。表面上说不炼了在家偷着炼还叫什么真修，真是愧对师父、愧对大法。所以我又于10月22日到乡政府要收回保证书，声明要堂堂正正的炼功学法。

乡里大惊，立即把我押进了公安局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是真尝到了受迫害的滋味。同时按照他们的说法，我是我们乡最动乱、最不老实的一个。他们在没逮捕令，也没有任何合法手续情况下，就强行给我带上了一副很重的铐子。勒在大树上反扣了近2个小时，然后他们就去喝酒去了。回来后看我还不老实，就拽着手铐将我拖上车。在所里我每天一炼功就挨打。我也记不清被打了多少回，只知道把我的腰打蹋了，每天几乎90度弯腰走。他们还讥笑我：“你师父不保护你吗”？我只是付之一笑。和他们这些十恶之徒能说什么呢？一次我在打坐炼功，一个看守在旁边看见就用电棍电我。我当时不知道，只听“啪，啪”响声。我也没睁眼，继续炼。他又将电棍触在我的手指上（当时我正在炼加持），我只感到酥酥的，挺好。那人说：“啊呦，这小子可能真有功。”就吓得悄悄地走了。

他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看守，其中几个狂徒不信。第二天他们叫几个犯人把我按住，他们就又用电棍电我脖子，我不吭声。他们急眼了，就又电我脸，最后又钉在我的嘴上。我仍不吭声，这下那家伙气急败坏，就用电棍棒猛击打我的头部和肩头。警官吆喝说：“别把电棍打坏了”。他们又打开狱门放进来一大帮人，一脚把我踢翻在地，吆喝着要把我打固定。在一阵拳打脚踢中，我昏死过去。醒来后他们象捆东西一样把我用手铐脚铐固定不动，也不准上厕所，每天叫犯人轮班打。最后我实在承受不了，我答应他们不炼了。之后，我哭了。我心里在向师父求宽恕，知道自己还没真正放下生死，动了常人这一念。

一个月后出狱，看到广州法会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我惭愧得哭了两个晚上。我越看越觉得惭愧，越看越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师父为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遭了那么大的罪……我再也坐不住了，我要再次上北京。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血肉之躯去维护我可敬可尊可爱的师父，去维护宇宙大法。

“生无所求，死不惜留”，我这生这世就是为这个大法来的，无论前面有什么火焰山，“无底洞”，我都万难不怕。于是，我又于农历正月十七晚上步行4天（因乡里派人追我），坐车一天，终于来到了北京，坚决地踏上了跟师父回家的路。（2000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