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欧洲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但他却固守自己的“四元素说”，竭力反对德谟克立特的原子论。英国化学家道尔顿创立了科学原子论，却就此裹足不前，认为原子不可分，是组成物质的“最后质点”。对电磁学、热力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对19世纪末的自然科学成就沾沾自喜，认为科学的大厦已经建成，以后的科学家只要修修补补就可以了。他对卢瑟福根据对放射性现象研究而提出的“原子蜕变理论”不屑一顾。创立经典电子学的洛伦兹认为经典物理学已经发展到了“终极”，科学真理已经达到了“绝对真理”，以至于失去了发现“相对论”的良机。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了量子理论假说后，因为思想僵化，不但不敢相信自己的理论，反而把自己提出的理论收回去。与此同时爱因斯坦却发展了普朗克的量子假说，证实了量子的存在。卢瑟福虽然自己是原子科学的奠基人，可是却坚持认为“人类永远也做不到利用原子中的能量”。就连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因为思想成见在晚年犯了错误。他在量子力学创立之初，发现了光电效应，提出波粒二象性，作出了杰出贡献。但从1925年开始，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竭力反对海森堡的反映波粒二象性的“测不准原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因为他从此在孤独中摸索前进，而我们则失去了一位领袖和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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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抱任何成见地、用公平的眼光去审视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它完全是曾被根据某种理由否定的或被认为虚伪的东西构成的。今天飞机已经成为人类重要的交通工具，尽管19世纪下半叶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S.纽卡姆（1835～1909）曾在数学上证明制造比空气重的飞行器械是不可能的。同样，在各国权威专家的反对声中，直升飞机还是诞生了。我们现在利用收音机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波，移动电话可以打到全球的每个角落，尽管19世纪末德国著名物理学家H.赫尔兹（1857～1894）曾断言进行远距离无线电通讯需要同大陆一样大的反射器，因而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星球上现在有大量的核电站在建造着、使用着，尽管几十年前包括尼尔斯.鲍亚（1885～1962）在内的一些高级物理学家还说过，实际利用原子能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现代科学表明全部宇宙的99%都处于等离子状态。但直到这一发现之后30年之久还有人在否定等离子的存在。

这种事例举不胜举，正如箫潘霍埃尔（1788～1860）所说，每个人都把自己视野的终点看作是世界的终点。当然，谁也不可避免永远不犯错误。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要做的，在于如何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尽量地去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尽量地不要犯前人犯过的同样的错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当然，用现代已经获得的知识去责难别人过去的错误和误解，那是很容易的，谁都办得到。问题是我们自己面对新知识新科学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当新现象、新知识出现的时候，能不能吸取前人的教训，能不能用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要求来对待自己，是衡量是否是一个真正严肃、理性的科学家的十分重要的标准。只有越不抱成见，放下固有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我们才会越有收获。相反，顽固地、简单地、缺少理智地排斥它，不去调查研究就盲目下结论，这决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所应该具有的态度。

人类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科学家团体的素质分不开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科学家能够意识到自身思维的惰性，并努力去克服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失误，那么人类科学就会发展得更加顺利。

佚名 1999年

【1】 珍贵的启示——科学家失误谈，李亚东 编，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