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你让我给你妈妈打印广州法会的心得交流材料时，我很是耽搁了一阵。一方面因为手头当时公务太多，另一方面，我对广州法会的材料看过之后，其中有一些观点，当时我难以理解。尤其是闭幕词的那一部分，看后有一种人情味儿很重的感觉。后来，经过学法和同其他功友交流后，对于当前的形势，产生了另一种想法。我对于当前形势的认识已经在走出去和不走出去之间徘徊了两个来回，我也想和你交流一下我的一些认识过程，包括现在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最早一次是从7月23日到9月底。我参加过两次上访活动，政府开始打压后，我心情沮丧了一阵子。从7月23日起，我思想中一直认为上访是无谓的牺牲，而觉得从周围环境做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9月初的时候，在学员中很是盛传了一阵关于修炼的时间不多了，9月9日如何如何的话，而且当时假经文一个接一个。那时我对这些传言是坚决抵制的，并针对当时一些为此而辞去工作等行为做法，很严肃地和传这些的功友讲执著于时间是在给自己修炼设置障碍。这倒不完全是因为我法理上比较清醒，站在现在的认识上反思那时候的心态，还是很害怕因为到天安门被逮捕的，同时我认为那种被逮捕是无意义地给自己找麻烦。从自己周围做起不是很好吗？当时，我觉得学员那种一味地要上访，一味地坚持在外面炼功大部分是执著于圆满，执著于放下生死的有为。

第二个阶段是从10月初到12月底。在网上我看到了两篇文章，叫“修炼就是愚公移山”和“让已得法的一面主导自己”。还有其它文章，但这两篇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我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自己对走出去存在一种很抵触的心理，是不是在执著自己新婚的家庭，社会地位，丰厚的月薪等。因为当时对法理的认识不够明晰，还是没有迈出那一步。包括在给你妈妈打印那些厚厚的大法资料时，都是觉得心里很不安的。当时在给你妈妈寄那些资料时甚至都不留我自己的地址和电话。一旦寄出后，不停地打电话问你妈妈收到没有，怕中途被警察截留了。但我觉得大法遭到这样的破坏，绝不能置之不理，所以我仍然不停地和周围的人讲关于大法的真实情况，而且对于走出去本身已经不再认为是执著于时间和执著于圆满的有为了。因为我们全家都修炼，我们在家里还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下，我当时也明确地说走出去是对的。

从12月底到1月23日可以说是第3个阶段。从法理本身来看，我觉得走出去也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放下害怕的心，放下生死，是个人在人中的前途和维护大法相比到底把哪个放在第一位的问题，如果真能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是否走出去反而成为一个形式了。所以我再和别人讲述大法时，打印大法资料时和浏览大法网站时就不再象以前一样害怕了，也不再躲躲藏藏。我觉得如果因为这个把我抓到监狱里，那我也没办法。如果一时半会儿抓不到我头上，我就接着做这项工作，就把顾虑重重的心放下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准备和我爸爸一起去天安门。他们自从9月9日被警察扣在派出所22个小时，被警察殴打之后对于走出去一直也有些害怕。而通过学法和交流后，他们也明白了修炼要堂堂正正的道理，就想去天安门直接面对警察，把真话说出来，把以前假的保证推翻。我在他们去天安门的前一天回了家，正好家里来了两个去天安门后被拘留的功友。我和她们交流了一下。这次交流使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不足。我原来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想法，就是妄自尊大，觉得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一直从事最前沿的技术工作，看过的各种书也很多，觉得自己才是从理性上认识大法。而很多功友，都是从事基本工作的，或退了休的老太太，我总觉得她们对大法的认识都是出于感情和对大法的简单理解。交流的时候，她们对大法的认识让我大吃了一惊。虽然她们的语言非常的朴素，也从来没有什么旁征博引，思想也是非常的简单，但她们说出的话却能打到我的心里去。

过去，我在衡量去不去天安门的时候，总是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亲人和朋友会不会因为不理解我的行为而对大法更加难以接受，单位的同事会怎么想，我在公司同时经手的工作都对公司有很大影响，我一旦被抓了，那么多做到一半，甚至上亿美元的大合同有谁来管，等等等等。而她们的思想就非常简单，就是大法好，就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一个功友说：“让我不修大法比要我的命还难呢！”这个念头其实我也起过无数次，还想过“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修炼大法，我也要一修到底”的念头，但从那个功友的谈话中，我明显感到，虽然我也有那样的想法，但没有她那么纯净，纯净到自然而然地说出来，而且能打动人的境界。

我当时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学员中是否存在着“宁左勿右”的倾向。宁可做得偏激一点，反应激烈一点，也不能让别人觉得自己不精进，对法不坚定，也不能让自己觉得自己不精进。其实，包括这种心都是障碍。我们修炼不是修给别人看，或是修给自己看的，自己做一件事情，背后最深刻的念头实际上自己最清楚。我发现自己对“宁左勿右”的担心实际上也在给自己不走出去找借口（当然我并不是主张“宁左勿右”）。

第二天我给我父母打电话。他们已经离开家。我直觉地意识到他们一定去了天安门。我想再见他们就得等春节以后了。我在自己家里，一边踱步一边想，其实如果没有大法的话，我妈妈可能早就病死了，还想起了师父在一次讲法中说过，大意是其实人就是放不下那个亲情，而到百年的时候，舍不得也得舍。我也就不再为他们担心了。而且我觉得我站出去也是迟早的事。结果当天晚上他们就被放回来了。他们跟我说了一个大概，他们没有说任何大法不好的话，也没有做任何左右逢源的保证。我很为他们高兴。

我本来打算除夕的时候到外面炼功的。昨天早上醒来得特别早，就和我爱人一起到原来的炼功点炼功。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里，炼完我们就回来了。爸爸妈妈说他们仍然准备在春节的时候再去天安门。其实我更希望他们能利用春节期间能和我一些对大法仍然存在误会的长辈们讲一讲大法的真实情况。因为自从7月22日之后，也一直没有那样的机会。我觉得好象这样更有意义。但他们一旦去了天安门就没有那个向亲人澄清真相的机会了。在这点上我们仍然存在分歧。我不知道是否是我人的东西又出来了。

顺便一提，现在在北京还有一个师父的3分钟讲话。讲话的背景，讲话的时间和面对的人都不清楚。只有3分钟，好象是从什么讲话中节选下来的。磁带的效果很差，但是声音和口气都是师父的。我对这个一直比较踌躇，因为我觉得真是师父的话，毕竟不是正规渠道传达下来的，我也不该听。其实“永远记住”那篇经文里这方面的问题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无意中的乱法之举也是乱法。在北京还有一个倡议书，倡议大家从某月某日起恢复集体炼功，我对于学员倡议也有一些想法，怎么说呢，其实悟到的弟子，不倡议也会做到。还没有悟到的弟子，如果不是从法理上明白，那么倡议了，他也不会动。悟到的弟子实际做到了不是更好吗？

前一段时间，还有十几个学员要把师父的法像挂到毛主席的像上。我不知常人如果真的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想。我记得老师好象说过，如果展示给人神迹，而不能使人产生敬仰的心，那么就不展示给人看。不修炼的人们如果看到那一幕，是会更理解我们、产生对师父敬仰的心呢？还是更不理解我们，进而对师父产生更大的误解呢？

我现在思想中仍然存在一些没修去的东西。写出来好象对自己的思想更清楚了一些。就此搁笔。

祝新年快乐！

XX 2000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