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即赵昕遗体火化的上午，据说是受北京公安局局长亲自委托的一个人来到学校，找赵昕的家属“谈话”。此人明确告诉家属说不能在会场放大法的音乐，悼词、挽联上不能有法轮功的字样，还指着其中的一幅挽联“待到法正乾坤时，姐妹同会在天堂”问：法正是什么意思？还拿出一张写有什么规定的破纸佐证他的话，说据有关规定，不准公共场合宣传法轮功，并威胁其家属，谁做，他们就会立刻制止并抓人。后来家属考虑学员的安全问题，同意更改悼词及挽联内容，但前提是公安局不能抓一个人，来去自由。公安局当时满口承诺。但事实上后来他们在当时就抓了四个人：一位是赫毅；另一位是30几岁的男子，他当时向遗体告别时往赵昕身上放了一张纸，上面写了几个字，后来被便衣跟上至路口被抓，还有两个是外国记者，在灵车到达前即被扣押，对此，学校当时在场的有关人员事后说：“他们照两张相怕什么？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当时还有一个摄像的人在摄像时被发现，他的一架价值3000多美元的摄像机被收走，至今未还。事后赵昕的父母与学校有关人员交涉，希望学校能帮助同公安局联系一下，把抓的人放出来，索回摄像机，学校答应试试看。

此外，公安局还威胁学校不准多派车，最多允许派一辆中巴和一辆大巴，但后来学校还是顶着压力增派了一辆车。在去八宝山的路上，灵车前面是警车开路，后面跟了至少3辆警车。在长安街上行驶时，马路两旁还有警车，在八宝山里外也有许多便衣。当时我们认为就这些。但后来据人说，当时长安街戒严，市公安局几乎调集了北京市所有的警力布署在那里，而且还下令封闭所有的道路、路口等，下午2-3点之间只要是工商大学的车（车上都贴着“工商大学”四个字）就不准阻拦，一律放行，红灯也不准有，目的是保证灵车尽快赶到八宝山，以免在路上出现“意外”。

学校迫于压力，单方面取消了原定的追悼会，但事前并未通知赵昕家属，所以后来在告别厅门口争执起来。后来他们作出一些让步，允许赵红念悼词，但却只允许赵昕的亲属进入告别厅，其他人不准进去。赵昕的母亲因此三次哭着出去要求叫大家进去，他们才陆陆续续放进一些人，但告别厅仍没站满人。赵红念完悼词，遗体告别仪式一完毕，赵昕的父母旋即被推上车送走，据说当时汽车从进入八宝山后就一直没熄火，一直就在告别厅门外等着。

以上就是初步了解到的北京市公安局在这件事上的所做所为。他们抽调了大批警力，对灵车一路绿灯；在八宝山草草举行了告别仪式，仪式完后，急忙又将赵昕家属送回，无非是希望赵昕的事赶快完。至于说不准念悼词等其用心更是不言自明。

据说学校为赵昕的后事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而且从一开始学校的压力就很大。学校后来虽然屈服于北京市公安局的淫威，但通过这件事，几乎所有的教师，包括校领导，甚至学院的学生，都对公安局的蛮横做法异常气愤。在八宝山给学校的教职工印象最深的就是告别厅门口井然有序的大法弟子，没有什么人指挥，却自动排成两队，都默默地在队伍里站着，每人手里拿一束菊花，不吵也不闹，他们都觉得法轮功学员都太有规矩了。相反，他们对公安局的做法却异常不解，说：他们想干啥？来那么多便衣，这些人不是都挺好的吗？会有什么事呢？！当时在第二厅也有一位死者，为他送别的人对我们第三厅门口甚觉惊奇，打听：怎么这么多人？这么隆重？究竟是什么大干部？我们据此认识到，当时虽然没有发资料，悼词也没有多说什么，但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必须做一个好人的严格要求却时时能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学员们井然有序的队伍于无言中向世人展示了大法的形象，树立了大法的威德，证实大法、洪传大法确实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

此外，有关部门还让学校通知所有的学生不能参加追悼会。许多学生对此也非常不理解，赵昕的学生更是不解：“我们是赵老师的学生，她是一个好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去？”而且他们也非常想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赵老师为什么为了法轮功宁死不屈。

对于参加追悼会的学校教职工，学校并未指派什么，但却去了很多，有许多教师都是主动去的，而且许多都是原来和赵昕的关系一般。以前由于学校等有关部门封锁消息，他们对一些真相也不甚了解，但通过这件事，他们对公安局的做法也开始有所了解，对赵昕以前不理解的地方也开始理解，尤其对大法也有了新的认识，许多人主动想了解大法。

（大陆弟子供稿2000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