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乐善好施,却总受欺负。我从小乖巧懂事,父母从未打骂过我。我爱学习,成绩优秀,老师都对我很好,就连很严肃的校长都会笑着和我母亲打招呼,夸我学习好。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的我,形成了强烈的保护自己、孤僻、傲慢的性格。
一九九六年,我生下儿子之后,和婆家人关系处的很糟糕,因此身体出现各种病症,非常痛苦,日子过的一点也不开心。明明什么也不缺,但就是有种缺失感。我经常失眠,夜间哭泣,害怕儿子从小失去母亲,甚至有想出家的念头。
一九九九年在我痛苦、困惑、彷徨的时候,我得到了法轮大法。当时朋友在电话里对我说:“这个功法要修心性。”我没加思考,就对那个朋友说:“我要学,赶快给我找书。”很快,朋友把书给我送来了。
我看了《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明白了我吃的苦和遇到的不公,都是因缘所致。我只是刚刚学法,也没怎么炼功,身体的病症就不见了。我变的性格开朗,和婆家人和睦相处。尤其是孩子的两个姑姑,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变成什么都听嫂子的。因为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发自内心的设身处地的为她们考虑,放下自己的一切,她们都被感动了。
在工作中践行“真、善、忍”
这种快乐的日子不长。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大法蒙冤,师父被诽谤,中华大地血雨腥风。我想我一定要修炼,我要时时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亲身的所为践行大法,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一定要做好,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众生看到我做的好的时候,才能听我讲真相。
在工作中,我把遇到的每个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发自内心的为他们着想,考虑他们的疾苦。有一个阿姨八十多岁,是植物人,常年住在医院里,她女儿照顾她。阿姨每个月都要打点滴十天,每天都要扎好几次才能打完。因为她总动,也就总滚针(针头脱出血管外)。她女儿又心疼,又无奈,问护士:“能打套管针(静脉留置针)吗?”护士开玩笑的说:“我这钢针能扎上就不错了,套管针真不行。”
后来她女儿问我:“能给我妈扎套管针吗?”我说:“我试试吧。”别人认为阿姨是个植物人,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这样认为,我想她什么都能感觉的到,我一定要尽力扎好,让她少遭受一点痛苦。我拿一个小板凳做在阿姨的床边,给她扎上止血带。我慢慢的找血管,一边找一边说:“大姨,你要帮我,我要给你输液。”
找到血管后,我就目测好血管的长短,按压感觉血管的弹性,把怎样進针,怎样固定都想好。那时我的脑袋里什么都没有,好象血管就摆在皮外,然后再進行穿刺,百分之百的成功了。这样十天只需要换两次套管针就行了,家属感激的不行。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每当患者及家属握着我的手说:“你怎么这么好啊?”我都堂堂正正的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即使在那个疯狂迫害的时期,我从没隐瞒过大法弟子的身份。如果我出于顾虑不敢说,我会自责的哭,因为我确实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才变好了。
我的一个同事曾在单位对其他同事说:“某某炼了法轮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谁都好,法轮功就是好。”我的患者及家属几乎都听过我给他们讲真相,很多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同科室的同事及家人都明白真相,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科室里还有一个同修姐姐做的也很好,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是师尊慈悲的恩赐,我感到万分荣幸。我在修炼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苦,我都对自己说:“我要紧紧抓住师父的手,决不松开。”我能真切的感受到师父慈悲的看护和加持。有些技能用人的能力、所谓的技术是做不到的,所以当有人夸赞我时,我会告诉对方我是大法弟子。这样做,我才觉的对得起师父,因为我的一切都来源于师父,来源于法轮大法。
大姐在抢救时出了医疗事故
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大姐胆结石术后八个月复发,发烧,全身出现黄染,已经接近休克状态。那天是周六,只有值班医生。等把主任找来已经是下午四点多,CT检查大姐的胆管已经被石头堵上,应该立即手术。可是我大姐发烧,不适合手术,很危险,但是等下去会更危险。会诊后,还是决定手术。
下午五点,我大姐被推進手术室。進手术室之前,我在大姐耳边说:“大姐,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你。”我大姐虚弱的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我和一位同修还有我姐夫、外甥女在外面等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我越来越不安,心里不停的念“法轮大法好”,眼睛盯着手术室的门。晚上九点,出来一位医生对我说:“你大姐手术中呼吸停止了,现在抢救过来了,要上呼吸机。不能回病房了,要去ICU病房。”我说:“行。”我就在外面等。快到午夜十二点,我大姐才带着呼吸机从手术室被推出来。原来ICU没有床位,怎样调也没有调出来,只有在病房临时建立特护了。
第二天是周日,那天负责我大姐的是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护士,她在给我大姐的呼吸机更换氧气桶时,氧气管和呼吸机没接好,就听见氧气“呲呲”的响,一上午就换了四、五桶氧气。运氧气的工人都觉的奇怪,生气的说:“咋用这么快啊?”因为他要从家里来。当时我急着给大姐拼凑住院押金,所以护理这面我就顾不过来了,只是对大姐的血氧饱和度上不来很着急。
直到下午四点多,夜班医生進病房一看就发现了问题,上去到呼吸机那一拧,立即听不见氧气的“呲呲”声了。我立即就知道我大姐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怎么也提不上去的原因,原来是氧气根本就没有供上。当时我脑袋“嗡”的一下,一个呼吸衰竭上呼吸机的病人,氧气没给上,那呼吸机有什么用?我简直崩溃到极点。哎!这真是想要我大姐的命。
但是我马上就冷静下来,对自己说:“我大姐不会有事。这件事一定先压下来,这个护士不是故意的。她才参加工作,進这家医院很不容易,如果我们追究责任,有可能会影响她的工作,甚至一生。”我没有声张。我姐家那时非常困难,押金都是我交的,外甥回家去贷款。
那个医生从病房出来,直接到护士站里面找那个值班护士。因为是对面房间,我看到那个护士的脸一下就变了。我在病房里走来走去,不知该怎么办:躺在病床上的是我亲姐姐;这个护士这么小,读书、毕业、参加工作,家里供出一个学生也不容易,而且她也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师父说:“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炼功人就这么难!”(《转法轮》)
我在心里反复念师父的法,我面对的真是名、利、情的考验。我想要是把这个真相说出来,后面的事情我就说了不算了。因为我大姐从手术室回到病房时,我外甥女没有感谢医生近七个小时的抢救,而是毫不客气的问医生:“我妈为什么呼吸停止了?”医生都看向我,没有搭话,今天又出了这个事。
外甥女正好出去买东西,我心想今天一定把心摆正,不追究这个护士的责任,不找医院的麻烦。大姐要是命不该绝,谁也动不了她;要是她真的不行,那也是她的命。我把心一横,去找那个值班护士,她惊恐的看着我,带着哭腔说“姐”,我没有让她把话说下去,对她说:“你别紧张,没事。你今天忙了一天很累,谢谢你。你下班后回家要好好休息。”她说:“谢谢姐。”我没有找护士长和主任,后来我也没有和别人说过。
第二天,我大姐就转到了ICU病房,在那里住了两天。一个同事对我说:“不要再交押金了。”我心想,可能大姐真的脱离危险了。第三天,医生就告诉我:“你大姐明天就转回普通病房。”大姐转回普通病房后,对我说:“我的大脑一直都是清醒的。你和我女儿说什么我都能听到。”
大姐还告诉我:“我的床头一直坐着一位穿西装的人。”我说:“是师父,是师父救了你。”我大姐恢复的超常快,没想到那么重的病,一个星期就出院了。我大姐走时带了一本《转法轮》,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
十八年过去了,我大姐越来越年轻,明年就七十岁了。大姐年轻时病病怏怏的,但现在还能用自行车驮一百多斤菜去集市上卖。二零二三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放开的时候,我大姐夫“阳”了,大姐和他同吃同住,一点事没有,还上山拣柴禾呢。
弟子特别感恩师父洪传大法。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不会这样对待大姐这件事的,那个值班护士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开心的工作着。感恩师父谆谆教诲弟子,遇到事情先想别人,看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成为一个为他人着想的生命。
法轮大法把我从新塑造成一个全新的生命,打开了我狭隘的胸怀,在人无法抵御的金钱、名誉、亲情面前,我能够超脱出来,完全本着包容、理解、宽恕的心态,处理事情与矛盾,化解了恩怨情仇,使我自己、我的亲人、周围的一切人生活的快乐、祥和。在这浊世的洪流中,大法就是我的指路灯。